历史证明，中国在坚持和平共处原则的时候，是其对国际关系的认识比较理性的时候，其国际地位与影响也比较好；当中国忽视了和平共处原则的时候，是其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不够理性的时候，其国际地位与影响也相对负面，外交中的摩擦也不断出现。必须看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前期，中国政治的主流思想实际上存在着“和平共处”和“世界革命”两种倾向。中国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和平共处的外交思想和求同存异的国际交往原则的，[186]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外交路线的提出有其动力，也存在着一些国际关系大格局和国内政治氛围方面的阻碍。[187]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历史背景下这种追求和平、合作、和谐的思路并不是长期持续地占据中国外交指导思想的主流地位。从总的思想形势看，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思维与很多当时的流行观点是不一样的。革命外交观点认为，外交要服从于革命，要声援各民族的独立运动，要支持各国共产党和国际工人运动。因而，当时经常在中国外交领域浮出水面的另一种理念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革命中心理念的态势。这种倾向将中国革命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将促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作为终极目标。具体体现为抗美援朝、支持世界社会主义政党的革命。[188]尽管抗美援朝给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中国还是出于阶级情感和对霸权主义的愤怒坚持打完了这场战争。
这种斗争态势具有其历史环境的原因。从国际形势看，世界上充满了冷战的烟云。1956年，中美大使级会谈陷入僵局，[189]波匈事件爆发，中国提出了要重视国际阶级斗争的观点。中苏之间1955—1965年的矛盾和论战，[190]使中国对国际局势高度敏感。有学者分析，这种矛盾根本上是触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就是在核材料和台湾问题上苏联的态度，使得中国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损伤；[191]值得注意的方面是苏联在长波电台和核潜艇舰队方面的主张刺激了中国历史沉淀的屈辱感。[192]从1840年开始，中国一直处于列强的欺辱之中，新中国的成立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与苏联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就类似的问题已经有过争论；此时，苏联再度为了自身利益而凌驾中国的自主，显然会使局面急剧恶化。“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屈辱。”[193]而同一时期，在中国方面，中美关系之中的关键并不在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在于我国台湾。1961年，美国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不能采取简单多数，而应当采取2/3多数。而1961年美国偷袭古巴、美国在越南的武力干涉内政，让中国高层斟酌，革命是否可以被视为世界潮流、中国建设的路线是否可以推广到世界各国、中国是不是可以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等一系列在当时看来很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194]
从国内局势看，之所以存在此种外交倾向，是因为左的思想不断涨潮。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的社会局面就开始逐渐“左倾”。随着斗争局势的严峻而削弱，进而在一段时期内体现出“冷战共处”的局面。[195]逐渐呈现出一种山雨欲来的紧张状态。[196]那一阶段，中国的主流观念是世界级战争不可避免，要大打革命战争。并认为帝国主义在日益腐朽，社会主义日益强大，将中国视为“世界革命中心”和国际体系的革命者。[197]
在上述背景下，倡导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保持紧张状态，动员人民革命，不担心与霸权大国造成僵局这样的观点经常上升，成为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相竞争的国家主导的外交思想。例如，毛泽东虽然在很多会议、会谈上表达过和平共处的重要性，但是，在适当的条件下，他还是愿意放弃和平共处的主张，而回到他个人更为欣赏的阶级斗争的主张。毛泽东对于美国的心理、对于大跃进的信心是其在一段时间内更加积极地主张支持世界革命、对抗霸权国家的强硬对外关系基础并进而体现为中国外交政策。[198]1958年，邓小平从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复辟，因而无法进行和平共处的角度，说明与日本进行斗争方式的正当性，实际上是试图整合“和平共处”理念和“斗争”理念的一种尝试。[199]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虽然有着诸多不同，但本质精神是一致的。一个国家内政平和，对外才可能从容应对。所以良好的国内环境、积极上进的国内风貌，是在国际上表现出良好形象的基础，反之亦然。由此言之，中国60年代的“左倾”思潮自然会表现在对外关系上。(www.xing528.com)
在行动上，1956年，中国开始恢复革命外交，主要体现为经常对外传递中国经验和毛泽东思想，并坚持与美国做斗争，不主张与美国发展外交关系。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与苏加诺会谈的时候，还曾经说到，将门关死不可能，但是时隔一年，毛泽东就表示加入联合国，还是慢一点好。[200]1956年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代表的时候，谈到对方与马来西亚当局谈判破裂，坚持继续斗争，是英雄的行为。1957年批判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是苏联惧怕帝国主义，惧怕战争，追求与美国缓和、不敢坚持革命的论调。1957年，中国还提出了“谁怕谁”的问题，认为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201]1957年，毛泽东还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主张共产党的对外关系，要支持世界革命，要讲意识形态路线。1958年，更是提出要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202]1958年5月，中国官方开始批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和铁托进行批判。中国兴起的人民公社等运动，使得一些中国人认为世界革命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而且中国有可能先于苏联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宣布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各国的反动派。直到“一条线、一大片”时期，中国进入联美抗苏的阶段。支援东南亚国家的革命是革命思维的体现，其目标是推翻现有的统治者，通过武力斗争的方式建立一个新的政权；而同这些国家保持正常关系是和平共处方针的体现，目标就是与现有统治者保持接触、交往，甚至建立比较密切的联系，这与革命思维是矛盾的，所以在这段时间被边缘化。
当中国忽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思想，而转入革命外交理念指导对外关系时，就造成了很多不良的后果，出现了不少严重的问题。虽然在外交实践上看，1957—1959年之间，中国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尚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保持比较友好的关系，甚至在1959年达到了高度的团结和全面友好合作的新高峰，但是在1960年以后，由于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中国与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均出现裂痕，在1965年之后，更是严重恶化。[203]甚至长期与中国处于友好状态的罗马尼亚之间也存在着不满和交涉，只有阿尔巴尼亚由于和中国存在着共同的敌人而保持亲密的关系。[204]“文化大革命”也冲击着中国的外交工作，不仅将外交的基本状态归结为“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采取和的态度，对世界革命的援助少）的修正主义路线，而且上纲为“三降一灭”（投降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扑灭各国革命运动），并召回驻各国大使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严重影响驻外机构工作。1967—1968年间，是中国外交部门受极“左”思潮影响最严重的时段。甚至有造反派控制外交部、揪斗外交部部长陈毅的事件。[205]1967年冲砸印度、缅甸、印尼驻华大使馆的恶性事故，特别是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声誉。[206]这种基于观念冲突而出现的关系恶化固然有着国际形势的背景，但也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的外交总体思想的选择有关。在这个时期，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斗争被置于重要地位，中国历史上的屈辱感被放大，在国际格局中不断革命的观念则不断推动，苏联和很多东欧国家被视为“修正主义”。从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69年，我国对外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基本中断，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寥寥无几，对我国的安全和利益造成了重大的负面效果。[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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