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捍勤法官把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法认识与实践分为前三十年和此后的三十多年，揭示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立场与使命变革。[161]就前三十年而言，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到美国等国家的遏制和排挤，国际地位相对边缘化；摆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问题是贫穷、落后的状态，几乎白手起家的外交资本；[162]中国面临着国家基本安全的问题，需要考虑一个新生的政权如何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支持；而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回答了一个经受过百年国耻的国家如何确立自己的外交基石的问题。与此同时，周边国家也有着对于共产主义的中国政府深深的疑虑。此时，提出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恰恰是为了使周边国家得到一个安全的信号，初步树立一个稳定的周边外交环境。从全球大局上看，中国政府还需要思量，如何在“冷战”的总体格局中扩大中国的交往圈？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尽量减小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在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指针下拓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是基本的尺度。中国外交代表在1955年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上的和解、坦率、诚挚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求同存异的主张，都为树立一个良好的中国形象添加了积极因素，为中国赢得了更多的认同和尊重。[163]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明了曾经百年国耻、刚获得独立自主不久的中国对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坚决反对，也表明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睦邻友好的基础上平等开展交往的意愿。1956年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于11月1日发表声明，倡导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164]对于当时还没有取得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言，这些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响应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虽然中国在联合国参与的初期仍然采用了很多政治斗争的话语模式，但我们毕竟是通过制度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非采取经济威慑或者武力威胁来面对矛盾。虽然在“文革”初期中国也曾自视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和国际体系的革命者，很多外交问题都无法得到正常的处理，[165]但这仅仅是为期不久的、极端的偏差认识，并且不久后得到了纠正，[166]回到了和平共处的基本框架之下。而且中国领导人一直非常谨慎，避免大国沙文主义，尽量少地给人输出革命的印象。就后三十年而言，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逐渐获得普遍认可，国家走向了繁荣富强，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日益提升，面临的主要问题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交往的大门逐渐打开，国际活动能力也逐步加大。[167]当然，前三十年中外交思想和举措也可以分为多个阶段、多种状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到1971年的二十余年间，由于台湾当局在很多国际组织中承递中国的国际地位，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身份在国际法上还没有得到很多国家的正式认可，不仅受到了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孤立，也被苏联等国家所施压，故而中国的外交心态、外交格局都是非常特别的。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在那一阶段思想与战略选择不容忽视的背景。而且，前三十年中外交思想和举措也可以分为数个阶段、数种状态、数个指导思想。可以初步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前的外交局面有相互交替（也包含相互交叉）的几个小时段：
第一小段，1949年至1953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朝鲜战争结束、朝鲜停战协定签署。[168]这一小段是典型的革命外交的时段，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169]这种战略既受中国革命传统的推动，也受斯大林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一边倒战略，在国内事务上体现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与道路，以此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在国际事务上体现为认可并强化“两个阵营”相互斗争的“冷战”格局，站在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与美国对立，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战争政策。[170]与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交，并与苏联结盟，积极支援被压迫民族，特别是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就是这种路线的表现。[171]就朝鲜战争自身而言，中国毅然出兵参战，固然有中国领土安全上的忧虑，同时也包括作为已经获得胜利的革命者，应当体现出世界革命生力军地位的考虑。[172]
第二小段，1953年至1958年前后，是一个相对缓和、主张和平共处的时代。[173]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苏联领导人主张缓和紧张的局势。中国跟随苏联的总体思路和主张，开始营造和平的周边环境。中国在这种总体思路的影响之下，提出“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74]的口号，并在实践中同周边国家友好相处。因此，1954年3月2日，中国共产党做出决议，周恩来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谈，就在用“和平协商达成协议”的方式来解决问题。[175]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做出了1954年7月敦促印度支那停战的建议。1954年与苏联共同提出的《联合意见书》，建议马来西亚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1954年4月，与印度签订协定，采取和平的方式初步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与印度、缅甸在和平共处的基本交往方式上取得共识，并于1954年6月写入中印、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1954年6月17日、11月9日，中国分别与英国、荷兰互换代办。[176]1955年4月，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减轻印度尼西亚政府、东南亚国家对华侨问题的忧虑。也是在这条路线上，中国代表团参加亚非万隆会议，广泛接触未建交的国家，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建立起了友谊关系。[177]1955年1月，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1954—1955年，与挪威建交谈判完成，两国互派大使。1955年8月，与美国展开大使级谈判。1955—1960年，中国与缅甸之间解决了两国边界问题；1960—1961年，中国与尼泊尔之间解决了边界上的珠穆朗玛峰的归属问题；1962—1963年，中蒙之间解决了彼此之间的边界问题；1963—1965年，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解决了边界问题；1963—1965年，中国与阿富汗之间解决了涉及苏联的边界问题。[178]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总体改善，与日本的民间贸易也持续发展。(www.xing528.com)
第三小段，1958年开始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了彰显革命的外交路线。[179]实际上，这种斗争的路线早在1956年就已露出端倪，从中国主流媒体批判苏共二十大，到1957年开始批判苏共的和平共处总路线，认为其执行和平外交政策是错误的。[180]此种批判的深层基础是苏联赫鲁晓夫和苏共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出现裂痕。毛泽东认为，国际形势到了新的转折点。[181]继而，和平共处的外交理念被贴上“张闻天外交路线”的牌子，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受到批判。庐山会议以后，外事会议和外交部的批判会上，张闻天的“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成了批判的重点之一。1959年9月12日的外事会议总结报告中有这样的话：庐山会议以后很明显地看出，外交政策上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做法，另一条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和做法。外交部的批判会上反复说：张闻天只要和平共处、不搞世界革命，张闻天的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同毛主席以实现全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为战略目标的外交路线根本对立。[182]在这个时期，极左势力占据了上风，温和思想、合作方针受到了压制。可以说，1956年以后，当中国重新走上革命外交路线之时，“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多数时间仅仅是装饰性的存在，这种情况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
第四小段初步萌生于1968年下半年，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主流化。经过对国际形势和外交战略的重新思考，中国的外交战略有了巨大的转变，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促成了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和中日邦交的正常化，[183]从1970年到1976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多达60个。这种外交新局面的打开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外交理念复归，中美之间的关系正是以“求同存异”与“和平共处”为主要特征的，[184]由此也就开启了1978年以后全面开放、大步迈入国际体制，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伟大历史性转折。[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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