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多次重要发言，除了严斥美国政府对新中国的造谣中伤外，更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成为亚非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77]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演说（即补充发言）特别提出了亚非国家应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
中国代表团是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直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78]
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的态度、在会议上对自身立场的表达，特别是求同存异的国际议事方针获得了各国代表的肯定、支持和拥护。[79](www.xing528.com)
周恩来的发言之所以能够给与会各国代表和新闻媒体留下深刻的、良好的印象，除了周恩来的个人魅力之外，还因为他解除了人们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中国可能会推进世界革命的疑虑，提出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和平”“和睦”的生存之道，特别是阐明了“求同存异”这种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处理国际问题的基本模式。[80]求同存异并不否认差异的存在，也不避讳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各自不同的设计和追求，但是，在诸般差异之中，这种模式要求人们关注国际会议、国际谈判的核心目标：达成基本共识，并基于共识，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制度设计性的多边国际会谈既不是学术讨论，也不是法庭论辩，不应当以提出、论证自身的立场和观点为主要目标，而是找到彼此能够认可和接受的共同挑战、共同困境、共同问题，继而为了迎接共同挑战、应对共同困境、解决共同问题而确立原则、形成规范、建设组织、设计机制。求同存异也就要求“搁置分歧，共对挑战”，从建设的意愿出发，找到国际事务参与者的“协商理性”，以沟通为基础，凝聚共识，达致和平。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所倡导的正向沟通、促进合意的国际事务处理方式获知于世界，并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和支持，求同存异的外交原则由此正式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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