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法医的培养及工作概述

高志仁、李维泽、周桂华都是昆明医科大学成立法医专业走上正轨之后培养的法医工作者。作者在经过对他们的访谈后发现相对于第二代法医，他们的学习条件开始逐步好转。那个时候，社会上对法医的偏见依然存在，他们进入法医行业，不再是被组织安排，但在选择这个职业时，对这个职业的了解还是不充分的。

高志仁，男，1984年考入昆明医学院法医系，1989年毕业就职于云南省保山昌宁公安局，主任法医师。是云南省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法医本科生。

高法医是这样叙述自己从事法医工作的。

1984年我上大学时，整个社会对法医工作比较陌生，可能在公检法系统的干部接触案件多一点，能够说出法医工作的一些内容，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认为“法医就是跟阴间魔鬼打交道的人”！很多人都是带着一种嫌弃，而不是尊重、敬佩的感觉，好像我们也被魔鬼附体一样。

那年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自己是稀里糊涂填上法医专业的，当时根本没有人指点，能够考取大学是件很值得家人骄傲、周边人羡慕的事，所以为了保证能够被大学录取，志愿填得多，反正一个院校可以报2个专业，当时我也不知道法医专业是提前批次录取，不知道报了名达到分数要求档案就会被截下，后来收到录取通知书，心里虽然有不情愿，但读大学也是光荣的事，还是到了学校读书，这一读也就入了这行。

我们班当时在学校是唯一的“和尚班”，全部40多个人都是男生，主要是因为有关领导考虑到法医这一职业的特殊性而限招男生客观造成的，你想一个班清一色43条汉子，没有女生，调皮捣蛋是免不了的。那个时代有部电影叫《少林寺》，还有其它影视剧，都是演与和尚有关的武打故事，我们就自封了这个外号，那是很形象的，在学校里也是很出名的。

5年的昆医大学生活有憧憬，有困惑，有迷茫，有遗憾，有伤痛，有欢歌，有笑语，有汗水，有收获。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家乡县公安局顺利当上了法医，个中酸甜苦辣一言难尽。个人生活上择偶方面遇到过不理解的，最后找的老婆是医院的，容易理解我的工作一些。

工作后，我发现当时的法医技术手段是比较落后的，尸体检验基本上靠一把解剖刀、一把开颅锯；物证检验基本上就做个ABO血型。很多确认实验根本做不了，可能也根本想不到要做什么，硬件条件限制着。

工作中的最大的难处在于经费保证不了，有的领导不重视，工作环境简陋，职称评定不正常，且与待遇不挂钩等；技术难处在于投资大，见效慢，经费保证不了等。在县上就尽量做吧。

我儿子高考后，关于以后读什么专业我给了他一些建议。由于我的原因，他对法医有一定的了解。最后报了法医专业。当然，报这个专业也不排除当初有容易就业的想法。

高法医谈到，他们那个班全是男生。学校当时对招生有性别限制，其实也表明校方也知道法医工作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当时在社会上还是不能被完全正确对待的。因为与“魔鬼”打交道，法医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嫌弃的。社会的种种偏见也在他找对象时有所体现。工作的困难也表现在经费、个人待遇等方面。尽管自我的评价并非很高，但他的儿子也最终在他的影响下开始选择子承父业的时候，由此可见从整个社会来讲，对法医的看法已经有了一定的变化。

李维泽，男，1967年生，彝族。云南省景东县曼等乡瓦窑村人。1987年考入昆明医学院法医系，就读法医专业。主任法医师，景东彝族自治县公安局民警，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云南省刑侦专家。

李维泽法医这样介绍自己。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中国的20世纪70—80年代，经济不发达，在我们家乡就更贫困了。我的家距离县城要走两天的山路，就是乘坐汽车也要5个小时。我在乡里读到初中毕业，因为学习成绩较好，就考到了县一中读高中，那年高中毕业面临高考，自己对考什么专业并不是十分了解，也没有人指点。我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因为家里穷，早早就出去打工做茶去了，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当时，父母也很年迈了，那时本来自己也想出去打工或回家种地帮父母的，但姐姐说一定要读书，因为读书可以改变命运，钱不够姐姐可以帮助一些，心里真不是滋味。

在填写专业时，首先填写了警察系列的学校，因为读警校可以一直穿警服，不用买衣服，还有生活补贴，补贴好像比师范类的高，具体多少钱这个我记不得了。所以那时就报了公安专业，并且服从调配，又是提前录取，并不影响后面专业的录取。那时昆明医学院（现在的昆明医科大学）法医专业，在招生简章上注明是公安类专业。^[33]享受和警校一样的待遇。不知道什么情况，自己被昆医法医专业录取了。拿到录取通知书是1987年8月20日傍晚，记得当天下着小雨，我刚从山上捡柴回家，是乡上教育办的人走了一个小时的山路后把录取的消息告诉我的。听到这个消息，可以读大学了，自己激动得不得了，于是赶快在家收拾东西，吃过晚饭后，自己拿着雨伞出发，沿着山路赶往县城方向，因为要去县里中学才可以拿到通知书。那天晚上雨一直不停，还越下越大，我走走停停，还摔了许多次，到第三天早上六点时才赶到县城。

那时没有汽车。当然，就是有车也没有路。我的家乡是一个边远偏僻的山寨，那时没有柏油马路，普通的县乡公路，一到雨季，通往县城的公路完全被塌方阻塞，赶往县城只有徒步翻越无量山，才能到达县城。再说，即使路通，也是舍不得花钱，高中时的假期就经常走路，也不忍心让父母掏更多的钱，自己都习惯了，每次读书上学来回都是走路，从来没有花钱坐过车。

考取后，父母是高兴，毕竟是我们山寨第一个考取大学的大学生，父母给我准备了一些钱，但主要还是姐姐用在外打工的钱支持了我，给我坐车，买必要的书、买饭票等等。那时我一个月就是30多元的生活费。这样坚持了几年，大学前四年就买过一套衣服和两双鞋，到了大五工作实习，有了一点点补贴，实习单位老师也很好，经常带我们去吃饭，实习那几个月，生活一下好起来了，体重也长了10多公斤。

当时也不知道干法医具体要做些什么，只认准既然国家录取我入这个专业了，也算读大学了，而且我们那个时代就是一旦被国家录取就100%要安排工作，因为国家急需人才，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所以想着自己即将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走出农村，为家里分担，特别地高兴，所以我到学校后学习认真，没有过多幻想，只想尽快完成学业，参加工作。另外，我们那个时代当警察是一件牛烘烘的事，很自豪，一般人也不敢惹警察（大笑），所以一毕业，我就快速到分配的单位报到。

1992年7月从昆明医学院（现在的昆明医科大学）毕业，被组织分配到县公安局刑侦科工作，司职法医工作。那时，国家困难，个人也困难，生活、工作条件都很差。自己虽然工作了，有了一点收入，但几个妹妹都在读书，还得接济她们完成学业，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需要赡养，所以生活也艰苦。到2000年后，最小的一个妹妹也工作了，我的家庭经济负担就轻多了。我婚后生有一子，妻子人品特好，家庭和睦，生活满意。

刚参加工作那时，社会上好多人都不知道法医是个什么专业，只认得是看死人的，认得法医是在公安局工作，专门破案，特别是凶杀案，但也有少数人还挺羡慕的。不过大多数人听说法医是和死人打交道，要解剖尸体，还是特别害怕。知道你是法医，原来熟悉的人还是会有意无意地避开你，怕你把死人的晦气带给他，即便是公安局内部的同事，不是万不得已也不会协助你在现场翻动尸体，还有一些人连吃饭都不愿意和你同桌。不过抛开生活，从工作的角度上讲，无论是同事，还是社会上的人来说，都是很尊重你的，我觉得过去、现在都是这样，因为法医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解决了社会现实中人的各种各样死因问题。(www.xing528.com)

说实在的，我参加工作第一次做现场系统解剖尸体，把在场的民警及周围的群众吓呆了。他们说，从来没有一个法医像我这样去完整地解剖尸体，他们虽不知道为啥要全面解剖尸体，但认为我胆大、心细，工作非常认真。当然，一些迷信的人又觉得我命硬，才能做法医。

有一次，我到一个纯彝族村寨检验案件尸体，验完后，村长和彝族头人一定要留我到家里吃饭，熬不过，我就去了，吃饭间才了解到这是因为我常常和死人打交道，一定能镇住妖魔鬼怪，他们愿意和我在一起，他们觉得可以帮助他们驱邪（笑）。

至于家里人，特别是父母，他们没有文化，不知法医是什么，他们只告诉我多学文化知识，尽早离开那个贫困的地方。成家后，爱人也是国家干部，有一定的文化，知道法医是怎么回事，认为做法医既是工作，又是帮别人、帮社会，是社会需要，应该得到社会尊重。

那时的法医技术手段与现在相比，天差地别了。当时，既缺人又缺物。那时我所在的单位叫公安局刑侦科，科长是法医，我就是单位的第二个法医，没有实验室，勘查设备就是一个工具不全的法医勘查箱，科长把我领到办公室，我一看，心从头凉到脚，没有任何技术手段，连开展工作都难。后来通过多方争取，逐步配齐了法医可以开展现场勘验检查的设备，再后来又通过努力争取资金建设了一间实验室，开展了法医物证ABO检验。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虽然ABO检验不能成为定案的技术标准，但县级公安局能开展ABO检验的单位算是有法医技术的单位。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县级法医专业技术也随之经历了从法医病理检验切片技术、法医毒物检验的薄层色谱、气象色谱、气质联普及法医物证ABO、酶型、PCR、DNA的技术应用过渡，可以说，如今只要犯罪现场有法医物证遗留，就不愁逮不到罪犯。

从事法医工作，遇到的困难可多了，那时，我们做法医，一是工作条件差，二是环境极其艰苦。那时很多地方都没有公路，法医勘查现场多数时候就是徒步行走到达现场。法医专业工作也没有先进的设备，技术手段也很落后，这与整个法医技术的发展有关，当然也与国家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最简单地说，我们检验一具没有明显外伤的尸体，需要确定死因及死亡方式，你需要病理解剖、理化检验、法医病理检验作为技术支撑吧，可那时连州市公安机关都不具备理化检验、病理检验的能力，就不用说县级公安机关的技术点了，我们通常是检验完尸体后，就带上理化检材、病理检材搭乘开往省城的班车赶赴省公安厅求助，交通又不便，有时碰上交通中断，一次送检工作，一两个礼拜也回不了家，这样的事情经常碰到。

还有，我的家乡是彝族自治县，少数民族风气较重，刚开始工作，我的好多彝族同胞不知道法医要解剖涉案的尸体。你得从民族头人开始，耐心地从法律要求、工作需要上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让他们慢慢从思想认识上服从法律要求，满足我们办案需要，通过慢慢宣传、大量宣传，现在就好多了，要不他们是不会随便让你去解剖他们族人尸体的。

刚工作那会，处理一个凶杀案子，作案工具锤子就在现场发现提取，我们做了工具ABO血型，也花了大量时间排查与工具相关的人和事，但都无法进行认定和排除。这事放到现在，做个DNA检测就可以确定是谁的了。那时候，我们县级法医非常困难。

工作、生活的环境是艰苦一点，考虑家庭责任不小，所以我的要求不高，只求认真工作、踏实做事、清白做人，就不枉此一生。我的大学同学，好多都不做法医了，但我仍然坚持，可能是自己工作习惯了，不应放弃。当然，在警界做了很多事，也得到了社会的回报，27年的警察经历，立个人三等功3次，嘉奖6次，荣获2005—2006年度全国优秀人民警察，2011年市级先进工作者（劳模）、2013年获“公安部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三等奖”等，荣誉一堆，自己也觉得知足。现在，不图什么了，老骥伏枥，尽力工作，尽享人生年华。

李维泽法医已经从一个贫困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个获得诸多荣誉的优秀的警察。在这个乐观、积极向上的法医的经历中可以看到，他的经历也是充满艰辛的。无论是学习之初，还是在工作中都曾遇到因为与死人打交道而被嫌弃的事情，“熟悉的人还是会有意无意地避开你，怕你把死人的晦气带给他，即便是公安局内部的同事，不是万不得已也不会协助你在现场翻动尸体，还有一些人连吃饭都不愿意和你同桌。”当然，李维泽特别注意到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对待解剖问题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做大量的解释工作。

周桂华，男，藏族，1968年1月生，1992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中共党员。历任迪庆州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综合科科长、刑事侦查支队支队长等职，现任迪庆州公安局副局长，主任法医师，云南省刑侦专家。获“云南省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周法医说有好几次被采访了，每次都这样介绍自己。

我在高考后对专业还是有许多选择的，但由于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在雪域香格里拉公安工作的老公安民警，父辈默默奉献、无怨无悔的敬业精神深深地影响了自己，当时倒没有说是法医如何，而是感觉公安工作为迪庆平安和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那些含冤的人昭雪。那时法医在全省极少，父亲是在香格里拉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对法医缺乏的感受非常深刻，重要性也非常知晓，因此建议我学法医，以后为公安事业做贡献，于是自己就放弃了其它所谓“好专业”的填报。毕业时按照政策规定自己也可以选择留在省里的，但思来想去我放弃了留在省城工作的机会，1992年毕业后，作为第一位从昆明医学院法医专业毕业的迪庆籍学生，回到了家乡，到现在工作近30年了，对法医事业越干越起劲。

1992年7月回家乡工作后，很快发现需要开展的工作很多，迪庆是个山区，我们常常要到荒山野岭进行现场勘查，那时简陋的实验室里没有完备的设备，只能就地取材。为适应这样的工作环境，我自制了一个勘查箱，将必备的工具放入其中，里面还摆放了几本专业书籍。就这样，这个小小的勘查箱一背多年。

香格里拉海拔高，气候恶劣，山高路远，进行一次法医鉴定很费劲。1994年的夏天，在管辖的虎跳峡河谷地区异常炎热，由于风景优美，外国旅游者多，连续3个月来这里就发生了很多起外国游客死亡事件。外国游客非正常死亡事件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此事件，要求我们州公安局立即成立工作小组，对事件进行调查处理，我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了调查。当时的虎跳峡有的地方还没有通车，背着勘查箱与其他成员一起，靠徒步到达现场。虎跳峡山高坡陡，有的地方坡度近90度，不得不借用绳索、手脚并用才能攀爬。那时真的是顾不上各种危险，只想着尽快赶到现场。由于死亡已经3天了，尸臭明显，十分刺鼻，蛆虫爬满死者身体。

检验完尸体，要将尸体带走，这些工作本来我们可以不做，但情况特殊，尸体的搬运又成为当时要完成的任务，我作为法医，这个重任似乎就该我做，我也不忍心让同事做，他们还是怕尸体的。当时这里山势陡峭，有的地方一个人攀爬都很困难。我就让同事将尸体捆绑到我自己的身上，借助绳索的力向上爬。在其他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尸体终于搬到殡仪车上，但殡仪车的车身过小，不能直接装进车里，只好又接着对尸体的膝关节进行了按摩和揉搓，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终于将关节弯曲，成功将遇难游客送到了殡仪馆，后来有的记者采访过我的先进事迹，我把这些事都说出来，主要是想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时刻都在为社会公平正义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997年3月我遇到一个案子，香格里拉县尼西乡西某被人杀害在家中，尸体挂在楼梯上，呈上吊自杀的情形。第一批到达现场的民警验尸后认定为自杀。但家属认为不可能自杀，大家意见不统一，家属摆尸上访，闹得沸沸扬扬。为了尽快查明原因，两天后，受州局委派，我赶赴现场，重新检验尸体。经过认真细致的尸检确定死亡性质为他杀，公安机关重新开始了案件的调查，最终找出了真凶。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每次我都很自豪，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法医工作不被人理解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还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法医工作。有一次到维西县白济讯乡进行和某某被枪杀一案复勘工作，当我开馆验尸完毕，洗漱了一下正准备去吃饭时，饭店老板以不吉利为由，拦住不让我进门。“像这样不被外人理解的情况很多，好在家人都能理解我，只是自己忙着工作，照顾不了家人，有些愧疚和遗憾。”周桂华感慨道。

参加工作头几年，当时整个香格里拉只有我一个专业出身的法医，所以无论是刑事案件、交通事故还是非正常死亡的情况，都要亲临现场。有时刚刚出完一个现场回到家，肥皂泡沫还留在手上，就得再次背起勘查箱奔赴另一现场，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几个月不着家，这种情况是常态，现在年轻的法医来了几个，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以前没结婚时还好，结婚后就受影响了，特别是有了孩子，对家庭的照顾就做得不好了。一次出差，半夜才赶到家里，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已经睡着，1个多月没有见到孩子，我就想去抱抱这个小家伙，但被母亲拦住，因为刚从尸检现场回到家，孩子还小，当奶奶的也不免有了忌讳。孩子大了后，我将这些故事告诉他，孩子对我的这些事情也感到自豪，也很敬佩我，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在对藏族法医周桂华的访谈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就是在虎跳峡勘验之后将尸体绑在自己身上爬上山崖的事情（这个还在报上报到过）。可能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完成艰辛的检验工作后，餐馆的老板不允许进去吃饭，理由是法医身上有晦气。而令人感慨万千的还在于，就是家人也不是对这个工作没有忌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