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第一代法医：赵以诚教授

新中国的第一代法医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培养的。这里首先介绍在昆明医科大学的前辈法医——赵以诚。赵以诚，男，教授，汉族，1929年1月生，2016年6月去世，昆明医科大学法医专业创始人之一，首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第二期法医专业高级师资培训班学员。获得中国法医事业贡献50年（即1959年前参加法医工作）法医专家奖。

笔者几次对赵以诚老师进行访谈，了解其从事法医工作的过程，经过整理，赵以诚法医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经历。

我是1929年1月生于昆明呈贡，我们家在1949年后被认定为小手工业者，成分不太好，读书、入党都不容易。我在呈贡和昆明几个中小学读过书，在1949年考入云南大学医学院，我们那时是读六年制，其中有一年我被安排到武定县任中学生物教员，1955年我顺利从云大医学院毕业，毕业时我被分配到云大医学院（现昆明医科大学）做教员，还没报到就被安排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高级法医师资班进修一年，那个培训班就十多个人，都来自全国各地。那时整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专门的法医人才，我们在医学院读大学时，也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系统的学习，国家当时非常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所以我就由组织安排去参加了法医师资班进修。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也到其它高校进修过精神病、病理等专业等。进修回来后，我就被安排到昆明医学院病理解剖教研室任教师，因为那时国家在高校还没有设置这个专业，没有招收法医的学生，我其实也没有专门做法医，只是任病理老师之余开展一点点法医工作，我觉得干法医是个兼职的活。

后面的时间法医这个职业有一定发展，但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期间，法医事业遭到了很大破坏，检察院、法院法医都撤销了，公安局的情况也差不多，基本保留一个，也常常留不住人，许多机构法医岗位长期空着。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中国法医事业受到国家的重视，开始步入了快车道，大部分地市和部分县级市逐步开始配备法医，而多数是受到专业教育培训的医学院校毕业生，现都成为法医界的栋梁。特别是《刑法》和《刑诉法》的颁布，加快了我国法医工作发展的步伐。值得一提的是，从1979年开始，我们国家卫生部相继选定广州的中山医学院、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和成都的四川医学院招收法医专业本科生，这在中国法医事业发展中呈现了根本性的改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社会各个行业的改革陆续在进行，而当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在1983年由最高法院、公安部、最高检察院、司法部以及教育部、卫生部等中央行政主管部门在山西省晋祠共商国家法医人才培养事宜，这次讨论为后来的法医学教育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现在我们都认为“四部两院八校”在山西省召开的这次“晋祠会议”，拉开了我国法医学本科专业教育的序幕，恢复重建高等法医学教育成为一个主要任务。由于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二期法医师资力量，我们学校积极开办这个专业，我成为筹备组副组长，组长是学校教务处领导。从那时起，我就专门开始从事法医工作，不仅做管理，也带着大家从事技术工作，还有人才培养工作。所以啊，我真正专心做法医工作还是从80年代初期筹备法医专业开始的，在之前就在病理解剖教研室教医学生病理。

说到对法医的认识问题，我毕业到高级法医师资班进修时，对法医有一定认识，不过社会对法医的了解就少得多了，毕竟整个工作要和死人打交道，也基本不认为是什么好专业、好职业。对我们而言，服从组织安排是最重要的。当然，对于能够参加国家这样一个高级法医培训班，我自己也是很自豪的。1983年以后，我们学校创办了法医专业，我专心做法医专业建设的工作，带出很多学生，很开心的，对这个职业很喜欢，也有成就感。好像也忙不过来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专业。我的家人也是学医的，都比较认同，就是个职业嘛，没什么的。像你们现在不是也很好吗？能够为死者讨说法，为他们中冤，抓住罪犯，这就是很大的成就，功德无量。(www.xing528.com)

我们接触法医的时候，可以参考的书籍太少啦。我也只进修了一年，虽然病理有许多方面是一样的，但是还是有差异，角度不一样。特别是法医还有其它方向，什么法医骨学检验、法医血型检验等，这方面还缺乏人才，参考书籍太少，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那个时代大家对法医了解很少，破案压力要小一些。

那时做法医防护设备也不齐全，衣服手套都不全，如果是固定过的尸体检材（福尔马林固定）我都用手就直接拿了，习惯了，也没有什么的。那时设备更是跟不上，就靠我们人的能力检验了，比如做病理切片，没有机器，只好人工进行切片常常切坏了，浪费检材，破坏检材，现在用的都是机器，又快又好，很少破坏检材的，现在的法医真的很幸福。

由于那个时候法医工作才起步，在给学生进行教学时，很多书本上的内容，没有标本展示给同学们，比如在做致伤工具推断时，为了示教，都是用一块肥皂来进行模拟，体液检查都是用收集自己的来给学生做实验。还有就是收集标本搞教学太困难了！法医教学要许多实际案例的样本开展教学工作，无论是图片，还是有特征的损伤，那时真是一片空白。为了收集标本，一旦听说哪里有案子了，远的话我们就坐公交车去，近的话就骑自行车，有时遇到不会骑车的女老师还得骑自行车带着去，坐车时手里提个桶，到现场和公安机关的人好好讲话以便能获得一些标本。遇到无名的尸体，可以取回来的标本就想方设法弄回来。有的时候车到不了的地方就走路，都是山路，一走就是几个小时，下山有时几个小时，就为一小个标本，而且大多数都是自费去的，没有经费支持。

回想起过去开展法医工作及做老师带学生的事情，我是很开心的，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不知赵以诚教授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提及自己的出身成分。他谈到了他自己的成分不好。这也在无意有意之间表明他在选择从事法医工作时是不能选择的。他更多地强调是服从组织安排。“服从组织安排”是在对他的访谈中不断听到的。此外，他的经历也表明，在他工作起步的那个年代，整个中国的法医工作的人手是非常欠缺的，整个教学和科研水平都是十分低下的。而且，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法医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后期，法医工作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国家的推动是法医工作重新在中国起步的重要力量，但他们这一代法医筚路蓝缕做出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