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司法检验体制转型一度呈现新气象。司法部认为“章程所开学科内有《洗冤录》一课，究系旧检验制度不堪适用，应即从删。”仵作成为了被改革的对象，新式法医的培养刻不容缓。1912年广东司法司制定三年全省普设各县裁检所、专审所、检事局计划，包括检验吏在内的各类司法人才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同年广州地方检事局提出筹设《检验吏研究班办法》，广东司法司还分别制定了高等、地方、初级检察厅办事规则和《检察厅检验吏章程》《检验细则》等法规，但是后来该提议也没有后续。[24]1911年奉天检验学堂改为高等法医学校，学制为预科1年，本科3年，毕业合格者由高检厅呈部录用，派为各级检察厅充当法医官，学院毕业须服务3年。然而该校未获得教育厅立案，学校经费短缺。后北洋政府放弃扩充法院计划，各省司法筹备处也明令裁撤，该校未能继续开办。[25]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各方继续推进司法改革，1916年民国浙江高等检察长王天木在中央司法会议上说，将仵作“教徒弟习惯打破，则研究检验学术之人必多。建议造就检验人才及革除积弊案”。与会的司法部高级职员和各省司法负责人对于应设专门机关培训检验人才，意见相当统一。但是在会上大家在多个问题上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例如是否在北京与各省同时举办学堂，入学资格和学制长短，是否与其他部门合办等问题，最后议而不决，现代司法检验体制的建立始终无法有较大的进展。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改革传统仵作制度，法医人才培养主要以专业法医为目标。到1930年，仍有学者提议彻底取消仵作，因为“仵作势力雄厚，是法医的障碍。”1929年初，司法院长王宠惠提出司法改良方针，提出两方面设想，一是各省高院附设检验吏讲习所，抽调检验吏训练；二是筹设法医学校培植法医人才，各医科院校添设法医学一门。同年秋，法部制定训政时期司法行政工作大纲，内有“设立法医研究所”一项，计划到第六年，“全国各省法院完全成立法医研究院”。这一时期，法医人才培养走在全国前列的是江西、浙江等省。[26]
1928年，从德国学成归国的林几教授受到江苏省政府的委托向中央政府提出了法医培养计划。1932年林几教授奉司法行政部之命前往上海筹办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27]法医研究所正式成立，该所除了承办检验案件并开展科学研究外，主要任务是培养法医人才。林几在1933年拟定了发展法医教育事业的详细计划。1933年9月，法医研究所按照计划招考研究院，学制一年半，学员为医科毕业生，在所期间参与所里的研究与检验工作。首届法医研究员17名，1935年1月毕业，获得法医师资格。[28](www.xing528.com)
1935年9月召开的全国司法会议，提案400余件，其中涉及法医事项的22件。此次会议上，最高法院检察署的《积极整顿检政改进法医办法案》涉及了包括培育法医并增进法医学生子法医检验常识，国立大学医学院设立法医研究科，完善法医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提高法医待遇办法，将法院检验员派之法医研究院学习，各级法院择定医师应以正式医学毕业之医师为限等规定。会议后法部大力推广法医制度，力争每县有检验员，每院有法医师，每省有法医研究机关。[29]
1949年之后，法医制度在曲折中前进，时至今日，保证法医工作科学开展的各种制度越来越完善。经历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法医培养逐渐正规化。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已经成为工作常态。各种有关法医的科研成果也不断产生，最新的科学技术运用也使得法医检验水平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换言之，体质人类学范式的法医研究在不断取得进步。然而，从社会文化视野对法医工作和法医的研究，依然是非常不足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法医的仵作身影，考虑到在现代性不断增强的当下，一方面，整体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各种社会安全保障措施不断加强等都使得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过去危害极大的疾病都可以得到治疗；另一方面，新的风险也在出现。尤其是在现代性不断增强的当下，各种文化背景的人的相遇已是常态，传统观念中对法医的不理解，甚至歧视的影响尚没有消失的同时，法医在工作中还会越来越多地与对死亡及其处置有不同理解的人打交道，法医工作在追求科学、公平等价值的时候，也依然会受到来自社会的其他因素的影响，等等。对这些问题就必须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对法医的影响展开深入观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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