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工智能时代教师文化敏感性与反思能力

在人类学意义上，文化是一个共享和协调的意义系统，这一系统是由人们通过阐释经验和产生行为而习得并付诸实践的知识所获知的（拉斯特，2008）。首先，共享和协调的意义系统意味着身处同一个意义系统中的互动的人，在特定的范畴内共享共同的经验，对一些行为、表征是习以为常的。例如，谈及国旗、国歌、核心家庭时，各国人民有其一致的，但又区别于他国的意义系统。其次，这种意义系统是通过知识获得的，并进入人类无意识知识领域中，对人的认知与行为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再次，这种知识最初是通过习得获得的，换言之，人类不是天生就有文化。最后，人类将习得的知识付诸实践，在每天的社会互动中阐释我们自己和他者的经验。

美国哲学家约翰·希尔勒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中文房间”的思想实验，用以反驳强人工智能的主张。

一个只会说英语的人身处一个房间之中，房间除了门上有一个小窗口以外，全部都是封闭的。房间里拥有足够的稿纸、铅笔和橱柜，房间里的人随身带着一本中文翻译指导用书（类似电脑程序算法）写着中文的纸片通过小窗口送入房间中，房间中的人虽然不懂中文，但可以使用他携带的书翻译这些文字，并用中文回复。通过这个过程，房间里的人可以让房间外的人以为他懂中文。

希尔勒认为，整个系统可以使房间外的人认为房间里的人懂中文，但并不能证明房间里的人懂中文。事实上在这个测试里，房间里的人并不懂中文。中文房间（包含房间里的人）类似于一个系统，只是从语法上使用了中文而非语义上理解了中文。

当然，如果房间里的人在社会中，人际交流伴随着行为，且具有或正或反的反馈，那么他就会从中文的语法迈向中文的语义，拥有了理解。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做到这一点？霍兰德（2003）将机器意识分为强机器意识和弱机器意识，其中强机器意识的目标是制造出具有与人一样的意识能力的机器，包括主观体验、自由意志等；而弱机器意识的目标是根据人类意识机制相关的模型，使机器能够表现出意识行为。目前人工智能产品基本处于弱机器意识层面。

在弱机器意识层面，机器能够按照人为预定的编码系统进行回应，但是无法在特定、复杂的情境中对人的文化要素做出反应。在智能时代，人类教师需有跨文化教育的能力，弥补机器在这方面的不足。(www.xing528.com)

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跨文化教育指南》中提出了跨文化教育的三个原则：第一，兼顾每个学习者的文化身份，提供一种在文化敏感性接受范围内的教育；第二，以实现每个学习者积极、充分参与社会生活为目的，向他们传授文化知识，培养文化态度和文化技能；第三，为所有学习者提供学习文化知识、文化态度和文化技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不同的人群之间，不同的民族、社会、文化和宗教群体以及国家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彼此团结。

诚然，跨文化教育是在所有人心里建立理解与和平不可或缺的途径。文化敏感性是人工智能时代所有教师均需要掌握的基本能力，只有对学习者个体的文化给予充分尊重，才能进一步引导学习者更有动力地学习。国际知名现象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在《计算机仍然不能做什么——人工理性批判》一书中反对将人类智能还原为一组规则的所谓人工智能工程。在德雷福斯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类智能依赖于熟练技巧、身体、情感、想象和其他无法列成一系列清单的属性。在这串清单里，反思代表着个体将自己作为探究的对象，蕴含着对未来的调试。这种无序融合着情感与理性的自我完善功能也是机器无法比拟的。

反思型的教师经常回顾发生的教育事件和教学场景，对此做出判断，激活自己的知识与技艺，改善教学行为，修正自我的教育认知与理论。教师的反思及其更新的知识通常属于情境相关的知识，这类知识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概括，但却有助于及时调整教学策略。进入智能时代，教师反思的载体、路径将更为多样。教师既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提供的数据进行系统性反思，也可以通过在线模拟、虚拟实践共同体尝试自我反思的结果，进一步完善教学工作。

杜威指出，人的思维中充满着惯习，且不可避免地受到惯习的影响。而惯习则是人们与世界接触时的思维工具、工作能力，以及“如何行动的知识”。故为了学生更好地学，教师均需要探究与反思。若能将这种反思放置于教师共同体中，则有助于教师职业的进步，乃至社会的进步。

智能时代，探究与反思将成为教师的一种生活方式。有质量探究会突破惯习的影响，与反思结合在一起，改变教师习以为常的做法，克服教师之间简单的经验共享，提升教师的专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