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要洞悉很久以前人们的具体个性和情绪，从来都是十分困难的。但仍然有些许多线索能让我们了解到，16世纪的英格兰人有何特点。从前文可以看出，在瘟疫肆虐的时代，英格兰人展现出了自己善良且冷静的一面。由于英格兰人性情温和，普遍服从于既定的权威，即使这一权威没有常备军或有组织的警力作支撑，但他们当时还是在主导着社会的激变。就在局面最混乱的时期，只需出动一百名人民自发组成的义勇骑兵，就可以保障亨利八世的人身安全。或许英格兰人民如此顺从于权威的原因，是他们害怕再度掀起内战。出于这种畏惧心理，后来，英格兰民众才会一再忍让查理二世的种种恶行，没有发动起义。有趣的是，对当时英格兰人的社会风气，我们看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解释。一位法兰西旅行家抱怨说，英格兰人仇视所有的外国人，尤其是法兰西人。这位旅行家还表示，英格兰人总给外国人起各种不堪入耳的绰号，并且常常失信于外国人。不过，一个德意志人对英格兰人大加赞扬，称英格兰人对长者及他们认为有学识的人都毕恭毕敬。此外，他还十分欣赏英格兰人“极其注重礼数和充满善意的谈吐”，并且称英格兰女性仪态万千，但“从不以脂粉矫饰面容”。最令人出奇的是，这位德意志人还表示，在英格兰的旅馆内，所有的旅行者都能拥有十分舒适的体验，并且都能被旅馆以礼相待。当然，我们只需看看前文提及的英格兰同德意志及法兰西之间商贸往来状况，或者就能理解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了。我们可以再仔细分析更多英格兰家庭的内部关系，看看是否英格兰多数家庭的父女，都与托马斯·莫尔及其女儿玛格丽特·罗珀一样感情甚笃。我们还可以对异教徒的各类会议进行研究，探寻和安东尼·达拉博与托马斯·加勒特相似的生死之交[11]。安东尼·达拉博说道：“我恳求托马斯·加勒特，请他看在上帝慈悲为怀的份上，不要拒绝我的求助。我对他说，我笃信引领我走上新教道路的他一定不会抛弃我，并且会对我施以恩泽，让我得以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奋斗到最后。他听到我这番话，便吻了吻我，泪水夺眶而出，接着对我说，‘全能的主会赋予你继续奋斗的力量。此后，请把我当做你的父兄，我便把你看做我的义子。’”新的信仰[12]能否让人充满勇气，这一问题已经无须多言。第一批怀抱新思想或捍卫旧事物的人，往往会为自身立场感到困惑，但很快，这两类人心中的勇气便会茁壮成长。从此，他们不再惧怕葬身火海的潜在后果。或许当时，约翰·兰伯特如果在逼迫下，再稍稍多作供认，那么他就能免于一死。当然，殉教者亨利·福里斯特本来也不必对枢机主教约翰·费希尔之死发表任何见解。但在面对威吓时，两人都意志坚定地说出心中的想法，并且绝不会为侥幸活命而改变自己的说辞。由于曾在法官面前出言不逊，部分改革派人士受到责备。因此，在对这类人做出判决时，法官们更不可能手下留情，改革派人士便无法再否认身上的所有罪名了。当时，很少有人能像休·拉蒂默一样，在赴死前都不对自己的迫害者说出半句狠话。同理，托马斯·莫尔就义时，还祈愿自己和加害者们“都能在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获得怜悯”。即使有些殉教者达不到上述两位伟人的境界，他们的粗鄙之语也可以得到宽恕，因为在咒骂敌人的同时，他们还是抱着慷慨就义的决心。(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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