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八世死后，英格兰教会仍处在《六条信纲法案》的支配下，依照《六条信纲法案》制定的一系列教会仪式流程也被有心人改得更加苛刻。1544年，《基督徒必备教义及知识》[5]一书初次印制。1543年，这本书便被英格兰王国议会接受，并且奠定了《六条信纲法案》的地位。正如我们所料，与“主教之书”[6]相比，《三十九条信纲》中许多观点的论调更偏向罗马教廷。但对教会来说，十分幸运的是，尽管英格兰王国政府颁布了这些满是套话的信纲，但英格兰社会出现了预示教会未来日益向好的征兆。1516年到1535年，颇具胆略的伊拉斯谟连续出版了好几部希腊文《圣经》，这几部书大部分内容都是依据《圣经》手稿的证据编撰而成的。伊拉斯谟出版《圣经》的举动，实际上是在公开宣称，圣哲罗姆的拉丁文《圣经》译本[7]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罗马教廷赋予的最终决定性权威。伊拉斯谟对《圣经》做出的各种释义，也为各类语境下完整的《圣经》文章解释工作提供了十分好的范例。解释《圣经》时，我们将不再到处划分章节，也不再对文章作随意的猜测，因为我们知道，在民事法庭中豁免神职人员时，如果使用这样繁琐的《圣经》解释方法，那么会有多么不便。此外，《圣经》曾二度被翻译，即使后来，翻译《圣经》的威廉·廷代尔在小城维尔福德殉教，他的英译《圣经》也曾屡屡被禁、数遭停印，但人们依然公认威廉·廷代尔的译本为“真正学问的唯一试金石”。1539年以来，英格兰地区就已经开始使用英语传授《主祷文》和《十诫》。1543年和1544年，英格兰王国政府已经开始使用英文版连祷曲。此外，托马斯·克兰麦也对《赞美颂》及其他一些圣诗进行了英译，让不通外文的人们也能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进行祷告，通晓圣诗义理，并且获得福报。这一切都为爱德华六世执政初期的一部伟大作品《公祷书》奠定了基础。《公祷书》的编撰形式一直流传至今，但其中有一部分比较接近现在苏格兰和美国圣公会沿用的版本。许多罗马天主教的作家一直认为，这些圣祷书带有浓厚的异端色彩，并且觉得，亨利八世的管理条令让英格兰国教沦为整个英格兰王国的附庸。当时，根本不会有任何著作能像今天的作品一样，对圣祷书异端化的观点进行讨论。就亨利八世的教会管理条令而言，我们需要再次重申，当时，绝对十分有必要以神职人员的独立权利，遏制英格兰君主法令的滥行。英格兰的宗教人士都十分担忧，牧师不应该以基督之名夺取教区居民的生命，不应谋取教区具名的财产，也不应借特权规避任何罪名。确实，与牧师尝试通过惩罚来强迫人们改变信仰相比，也没有什么做法能比这种举动更暴力、更违反天主教信条了。毫无疑问，亨利八世时期，英格兰王国议会从牧师手中夺走被他们滥用的权利，这一决定是无比正确的。此后发生的所有事件，都令我们十分庆幸英格兰王国议会做出了这样的变革。在宗教政策出现变化前，英格兰王国议会能接受劝谏改变固有想法，这是一件好事。与此相同，令人们喜闻乐见的是，至少在大家对宗教事务非常关注的时期，英格兰王国不再纯粹依照宗教选民的狭隘标准来选举主教，而是按照一名王国大臣的准则进行选举，因为这样可以顾及人民的情绪和利益，选举出睿智、有实干精神，并且可以抵御一时教会情绪影响的主教。在某种程度上，这样选举出来的主教可如历史客观评价他们自己一样，客观地评价各类事件。或许，如果不是英格拉王国议会让英格兰国教一步步失去所有强制性权力，那么英格兰国教就无法得到如此全面的锤炼，不会一直被敦促只可依赖信仰进行布道。正因如此，英格兰国教获得了在横行霸道时无法企及的力量。虽然在当今时代，某些民事法庭针对教会问题做出的判决偶然会引起骚动，但总体来说，骚动平息后，人民都会默认这类判决，并且发现，这些判决丝毫不会降低教会的地位、阻碍教会的发展。我们很难列出任何事例，说明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曾阻碍教会向好发展，也无法证明教会曾做出任何助长祸害的事情。如果不合理的权力滥用现象依然存在，那么可以肯定，这是由于教会成员仍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令人多么难以忍受，而不是由于法律停滞不前，导致这样的恶行遗祸千年，让我们如此恨之入骨。(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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