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王朝修道院解散风波

理查德·莱顿从牛津大学一路巡视到肯特。1535年10月22日，他终于发现，兰登修道院院长有违反道德的行为。1535年10月23日，理查德·莱顿便出发前往坎特伯雷，拜访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因为理查德·莱顿说，自己打算在天黑前到达肯特郡的法弗舍姆修道院进行巡视。照这一安排，1535年10月月底，他绝对会忙得不可开交，因为除了要前往坎特伯雷和法弗舍姆外，他还要参加托马斯·克兰麦在坎特伯雷大教堂里的反教皇演说。此外，他还要检查牛津大学基督学院的贵重物品目录。理查德·莱顿发现，法弗舍姆修道院院长年事已高，无力时常巡察自己主管的辖区。1498年，法弗舍姆修道院的这位院长便开始任职，但当1499年3月，有人在建议他退休时，他平静地回答说，他“还远远没有年老体衰，身体状况和记忆力依旧无恙，尚且能够管理辖区范围内的机构和修道院”。1535年11月5日，约翰·阿普莱斯向托马斯·克伦威尔致函，称圣埃德蒙兹伯里修道院院长“沉迷骰子和卡牌游戏，在游戏中花费了大量钱财，不仅耗资兴建了不少娱乐场所，还喜欢在各大庄园内流连于玩乐。他的修道院内摆满了假的文物，其中有真十字架的碎片^[4]、烧死圣劳伦斯的煤炭等等”。此时，托马斯·利已经开始和理查德·莱顿一道巡视英格兰北方的修道院。他们发现，奇克桑德修道院有两名修女曾受到不公正对待。在莱斯特时，托马斯·利和理查德·莱顿特别提到，圣玛丽学院和圣玛丽医院的高层人士把修女们都管治得俯首帖耳。除此之外，圣玛丽学院和圣玛丽医院的财库中还储有三百英镑的备用金。但这两人说：“莱斯特修道院的僧侣都串通一气，根本不会承认任何指控。”因此，尽管理查德·莱顿从别处听到的信息同这两所机构的高层人士无关，但他依然打算用这些事实作为反对这些修道院高层的证据。在约克郡，托马斯·利和理查德·莱顿发现了许多惊人的恶行，但没有明说这些恶行出现在哪些具体地区。他们打算在约克的圣玛丽修道院，找到更多关于这座修道院及其院长行为恶劣的证据。根据他们所说，方廷斯修道院院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子”，他为人卑劣且不检点，曾窃走教堂司事的钥匙，把修道院里一个镶有宝石的十字架据为己有后，还将十字架和修道院中的其他宝物一同卖给一位伦敦的珠宝商。调查委员宣布开除此人院长职务，但他们又隐隐担忧这会让坎伯兰伯爵亨利·克利福德坐上方廷斯修道院院长之位。因此，理查德·莱顿举荐方廷斯修道院中一位叫马默杜克·布拉德利的修士为这座修道院的院长。被任命为院长后，马默杜克·布拉德利将会上交四百英镑。得到第一年的俸禄后，他还会再上交一千英镑。

约翰·塞尔登

雷金纳德·波尔

由于调查委员的多数信函没能流传至今，除了上文提到的内容，我们便基本上再无其他信息可以补充了。调查委员对方廷斯修道院进行巡查时，英格兰王国议会即将召开。因此，调查委员们开始着手准备呈交到英格兰王国议会的调查报告。据称，这份报告被通称为《黑书》，并且据说，这份报告在英格兰王国议会中一经宣读，便激起了冲天的怒火。在座众人愤而高呼：“打倒他们！”与此相反，约翰·塞尔登表示，亨利八世必须威逼英格兰王国议会下议院，如果他们不通过《解散修道院法案》，那么其议员会被判处死刑。因此，这场争辩必然十分漫长且艰难。《黑书》如果真的存在，那么现在，它也已经销声匿迹了。然而，这份报告的三份手稿却保存了下来，并且被通称为《发现报告》。这份报告包括《黑书》中的某些章节片段，并且分析了从不同修道院搜集到的供词。在某些情况下，如在方廷斯修道院的案例中，《发现报告》的作用堪比巡视委员的信函。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发现报告》的描述，方廷斯修道院已经是一个积聚天下之恶的污秽之地，这同理查德·莱顿的描述大相径庭。人们也无法判断，这些详细供词原先是否曾以书面形式记载下来，这些记载同巡视委员获得的口头供词是否有所出入，因为这些供词如果有书面记录，那么就应该还被保存在史书中。然而，史书中并不存在相关记载。吉尔伯特·伯内特主教解释说，在玛丽一世时期，《黑书》的原本就已经被雷金纳德·波尔销毁。但亨利八世如果能在“求恩巡礼”时期看到《黑书》，那么他为何没有拿出这项最佳证据来证明自己解散修道院不是疯狂之举，而是明智之举呢？根据最权威的证据，我们在此必须补充一点，即在玛丽一世执政时期，有损天主教名声的文件其实均没有遭到销毁。(www.xing528.com)

最终，《修道院解散法案》列明了将要被解散的修道院，但这项法案并非根据修道院不端行为的程度判定其是否应被解散，而是按照托马斯·沃尔西生前的做法，将收入较少的修道院列入解散名单。这项法案写道：“英格兰王国议会从国王亨利八世的口中了解到修道院的恶行，而亨利八世是从调查委员及其他可靠证人的口中获知这些信息的。”因此，这项法案规定，年收入不足三百英镑的修道院解散后，其收入将被亨利八世没收，而不是如我们预想一般归修道院创始人所有。但根据英王制诰规定，亨利八世还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没收修道院收入的数额。因此，在三百七十六家被没收财产的修道院中，有三十七家在1536年8月得到重建，并且一直坚持到后来大规模的修道院解散风波。修道院解散事件之初，一个全新的委员会成立了，其成员包括居住在涉案修道院附近的乡绅。这一委员会将负责决定需要保留何处的修道院。但由于这一委员会得出的各份报告都不约而同地呈现了对修道院有利的内容，亨利八世便呵责一众委员收受贿款，并且很快撤销了呈递上来的报告。与此同时，亨利八世还用一则规章对留存下来的修道院加以约束，以此将其中的修士软禁在修道院中，并且不再起用这些修士。部分不愿遵循这一规章的修士则主动向亨利八世投诚。

以上便是赫赫有名的修道院解散风波。英格兰的修道院并没有成为学习和教育的中枢，而是遭到了大规模的解散，修道院中的物品也被英格兰王国的朝臣贩售给获得亨利八世授权的人群。几乎没有太多迹象可以说明，最终，修道院中的修士们落得何种下场。由于早期教会的撰稿人总是不吝言语地指责神职人员品行不端，并且神职人员团体很少对管辖地区展开富有成效的调查，人们自然会认为，这些修道院有时会秉承一所大型学校或学院的道德信条。但我们都应知道，史料室中不该存在“公正性成谜”及因性质恶劣而不被公布的文件。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历史学家总会迫于无奈地指责修道院或宣布修道院无罪。他们的说辞并非具有说服力的论点，只是个人不确定的观点，这十分值得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