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莫尔：都铎王朝的人物

有时，我们会遇见一些疑心颇重的人。在完成自行研究后，他们会立即开始支持某些人和事，并且以默许的态度引导他人一同表示支持。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精神和良知被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思想主宰，并且随时都有可能退缩，但他们心中成熟已久的观点丝毫不会动摇。托马斯·莫尔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因此，在面对生命终结时，他的思想更接近他早年的资助人托马斯·莫顿主教，而与青年时的挚友伊拉斯谟稍有区别。临刑前，托马斯·莫尔认为，上帝完全有可能通过圣像画和圣人遗骸展露神迹。他还认为，如果有多地声称存有圣人遗骨，那么可能是某位圣人遗体的一部分存放在一处，其他部分放在另一处，也可能两处遗骨主人的姓名相同，或者是某些遗骨的身份姓名有误。托马斯·莫尔觉得，人们很容易认为，上帝会通过一些尤为漂亮或古老的圣像来寄托深厚的祝福。但他忽略了洛伦佐·瓦拉的反驳观点，还曾经大胆地要求将上帝的画像加入埃泽萨的阿布加尔五世的圣殿中，以此使所有圣像的使用合理化。在驳斥教会时，托马斯·莫尔时常提及教会经久不衰的特点。他认为，如果对上帝的崇拜染上了瑕疵，那么上帝的诺言就会被曲解。因此，教会过去的作为便无圣德可言了。托马斯·莫尔必然还会认为，如果能证明在教会初期四个世纪，早期教父也曾有迷信行为，那么迷信行为便是合理的。

有人指控身为英格兰王国大法官的托马斯·莫尔，对路德宗人士的审判过于残忍。我们必须承认，托马斯·莫尔一直十分憎恶马丁·路德过激的教条主义，甚至不愿采纳从伊拉斯谟和约翰·科利特身上借鉴的、更平和的改革观念。但被控在法庭外严刑拷问新教徒时，托马斯·莫尔坚称自己只对新教徒进行过两次勉强与指控内容相似的“拷问”。一次是下令对一个用语不雅的男孩施行较轻的鞭刑，另一次是下令重笞一位疯狂的异端分子，以图“医治”此人的疯症。说到其中的第二次事件，我们必须承认，在人们的记忆中，严重的鞭刑基本上是用以惩治癫狂之人的手段，并且许多不同的地方仍保留着这一观点。不幸的是，托马斯·莫尔确实曾默许各位主教寻求他的司法权帮助，而他也的确曾滥用手中的司法权力，常将法律上应该予以释放的人士关押在牢。此外，由于控诉神职有伤风化，英格兰殉教者托马斯·比尔尼被视为异端。詹姆斯·贝纳姆认为“如果犹太人和撒拉森人信奉上帝，并且遵循上帝律法，那么他们便是良善的天主教徒”。因此，托马斯·莫尔下令在伦敦塔内对詹姆斯·贝纳姆进行拷问。然而，托马斯·莫尔无疑也对这两人的死感到十分忧虑。据称，托马斯·沃尔西曾通过某些手段，成功营救了每个被他私下提审的异教徒。与托马斯·沃尔西相比，托马斯·莫尔对待被迫害者的态度是如此大相径庭，这难免让人心生悲凉。前文曾提到十位腾特登居民，1511年，他们因否认罗马教廷的主要教条而接受威廉·渥兰主教的审判。幸运的是，最终，这十位腾特登居民并没有遭到处决。就连1527年让人闻风丧胆的牛津迫害事件，最终也并没有以流血事件收场^[7]，因为当时的被告改变了说辞，并且曾在圣保罗大教堂内向上帝“负荆请罪”。即使托马斯·莫尔不如托马斯·沃尔西仁慈，但他的为人还是远胜过他的下任英格兰王国大法官沃尔登的奥德利男爵托马斯·奥德利及托马斯·克兰麦主教。托马斯·莫尔不会像沃尔登的奥德利男爵托马斯·奥德利那样，亲下狠手折磨他人，也不会像托马斯·克兰麦那样轻率，胆敢在1533年提起，一位叫约翰·弗里斯^[8]的教徒，由于效仿德意志改革家约翰内斯·厄科兰帕迪乌斯举行圣餐仪式，最终被处以火刑的事实。如果要谴责托马斯·莫尔的某些行为，那么我们必须牢记，我们评判这些行为的最终标准，最初都是由托马斯·莫尔制定的。他是为人类生命赋予真正价值的第一人，他认为，永远不应该由于任何比谋杀更轻的罪名而剥夺人的性命，因为法律有权处死偷窃罪犯，同样也有权豁免抢劫犯和通奸犯。此外，托马斯·莫尔是第一位反对无期限削减穷人薪水的人，他还对各种源源不断的奉承法官的行为表示抗议。他提出，在“乌托邦”里，任何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愿意信奉的宗教。由于无神论者无法很好地管理社会，政府职位便一律将无神论者排除在外，但他们还是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因此，一位真正的历史学者至少应该懂得：首先，在评判诸如托马斯·莫尔一类的人物时，必须全盘考虑他的生活、性格、观念和行为。其次，要去思考，一位决心为崇高事业献身的伟人，如果他的所有行为都得不到认同，那么他就不会奢望法庭会做出对他有利的判罚。

【注释】

[1]无论安妮·博林的继承人是否合法，安妮·博林和她的继承人都可以获得一定财产。—原注

[2]埃克塞特女侯爵格特鲁德·布朗特是埃克塞特侯爵亨利·考特尼的妻子，也是日后的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教母。—原注

[3]“彼得便士”是英格兰每户每年向罗马教廷缴纳的一便士。—原注(www.xing528.com)

[4]格雷恩子爵伦纳德·格雷与基尔代尔伯爵托马斯·菲茨杰拉德有姻亲关系。—原注

[5]约翰·霍顿是都铎王朝时期著名的天主教神父，并且是英格兰首位死于触犯《至尊法案》的殉教者。

[6]《英格兰王位继承法》序文宣布这段婚姻无效。—原注

[7]安东尼·达拉博曾在他的自述中详细描述1527年牛津迫害事件。—原注

[8]约翰·弗里斯（1503—1533），英格兰新教牧师兼作家，支持宗教兼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