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的先驱与马丁·路德的信条及都铎王朝

托马斯·肯皮斯

所幸多年以来，都铎王朝时期，最伟大的智者都已经开始在宗教问题上群策群力。约翰·胡思的善举自是让人难以忘怀，而夺取他性命的昭彰恶行更让他被世人永远铭记。15世纪末，约翰·胡思的门徒还以“团结兄弟”的名义，在波希米亚建立了两百座教堂。1489年，“团结兄弟会”成员决定，“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忠勇的教会医者或改革者受到上帝鼓舞，有意投身改革，那么‘团结兄弟会’就将同大家一同奋斗于改革事业”。在改革时刻到来之际，团结兄弟会也的确兑现了诺言。在带有天主教性质的法则指导下，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类似“团结兄弟会”的团体，比如，尼德兰成立了“共命运兄弟会”，写下《效法基督》一书的著名作家托马斯·肯皮斯便是这一组织的成员之一。这些善男信女生活在自发组织的团体当中，不立任何誓约，孜孜不倦地为团体进行布道，教年轻人学拉丁语和希腊语，并且誊写印刷各种书籍。他们认为，《圣经》中的教义深刻简明、通俗易懂。对任何读者来说，阅读《圣经》都无须耗费心神，也不会产生任何学术性的争议。因此，兄弟会的成员们认为，《圣经》的内容应对所有人开放，而不应被封禁。这一教义遭到乞食会士的强烈反对，这些会士对自己半僧半俗的身份感到愤懑不平，他们也并不遵循任何修会的规则。在英格兰各处，残存的罗拉德派教义甚至演变得更加夸大其词。比如，1511年，十位腾特登居民应召谒见威廉·渥兰大主教，他们声称自己只需以面包和红酒为食，不接受洗礼，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衣食无忧，也不愿接受极端的涂油礼、朝圣活动和圣人崇拜。虽然英格兰的著名外籍教师仍笃信教会，但他们有时也希望对教会体系进行改革。因此，1470年前后，戈赫的约翰便大胆地将神学巨擘托马斯·阿奎那称为“谬误之王”。在伊拉斯谟以前，戈赫的约翰便认为，修士誓言根本无法体现崇高的宗教标准。人们之所以能忍受这些誓言，是因为有些人一旦不立誓，就无法恪尽职守。赫赫有名的神学家韦塞尔·甘斯福特更是胆大包天，他坚称教会赎罪券的出现，已经使这世上的“优秀文艺作品瑰宝”所剩无几，因为《圣经》有言，“往生者的作品都会随逝者而去”。韦塞尔·甘斯福特还曾告诉人们，罗马教皇对《圣经》的诠释并不属于圣灵作品，修行生活不利于人们获得救赎，还说基督并没有在世上留下任何代理人。这一切都让我们明白了，人们的思想早已开化，他们承认了教会根深蒂固的弊端，全世界也都已经做好准备，向诸如伊拉斯谟这样的思想家敞开怀抱，接受他们对《圣经》进行精简解读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更加开明的宗教思想，源自英格兰及其他国家放弃修行、回归家庭的生活趋向。正是这种趋向，造就了托马斯·莫尔崇尚文学的家庭氛围。可见，这种趋势也影响了约翰·科利特为给政府输送人才，而在圣保罗学校做出的各种教育安排。与此同时，这种趋势还塑造了伊拉斯谟、戈赫的约翰、韦塞尔·甘斯福特和马丁·路德的大部分教育理论。年轻的马丁·路德居住在德国爱尔福特的一间小禅房时，十分热衷于研读《圣经》人物哈拿和撒母耳母子的故事。马丁·路德表示，他只愿能常常埋首，痴读这种父母子女的故事，今生有此一乐足矣。后来，马丁·路德认为，自己的这种观点扭曲了圣德的真正含义。有了这种想法后，在后来思考时，他的思路便清晰了不少—其他教会准则，如无法带来切实改变、不能润泽心灵的教士赦免，会不会只是空穴来风？最重要的是，教会的弊害和迷信全都来自这个古老宗教健忘的本质。圣保罗和奥古斯丁信奉的天主教，不仅要为我们所做和可以做的一切做出解释，还要证明信仰的合理性。这种信仰强大却多变，它建立在自我否定和接受基督救赎的行为之上。这些事实又是否存在纰缪？马丁·路德开始觉得，光是思考这些问题，就能让人的行动更迅速、举动更具有精神意义，最终使人的道德生活富有价值。我们的行为并不是因其本质而为人所接受，而是由行为体现出的信仰程度的高低，决定这一行为是否受人认可。因此，在马丁·路德看来，所有旨在获得上帝青睐的形式性行为，都是反基督的行为。结果，1517年，教皇的代理人约翰·特策尔只能铤而走险。在他管辖的威滕伯格教区附近贩售赎罪券时，他不得不像约翰·胡思过去一样，发起一次举世闻名的抗议，因为他认为，宗教改革中所有文件的论调，都和宗教赖以建立的理论背道而驰。这些文件称，人们可以在精神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获得灵礼中的某些属性。这些文件并没有声明要清洗人的罪恶^[1]，但表示，任何同教会具有外在联系的人都可以通过花费小财，在没有其他附加条件的情况下，分享“战斗教会”的一切善举，也可以减轻涤罪时灵魂分裂之苦。马丁·路德学习希腊语后，对自己的观点更清晰坚定。因此，早在1520年前，马丁·路德便进一步声明，各国议会和罗马教皇在教义的问题上皆有可能犯错，他还表达了对神学家菲利普·梅兰希通的仰慕之情^[2]。马丁·路德反对罗马教廷的“七大圣礼”，并且将“教皇无误论”视作傲慢自负的论调。1520年，他还批判了私下忏悔和拒绝将圣杯交予俗人的行为，并且在当年10月发表论文《教会的巴比伦之囚》。1520年12月10日，他在威滕伯格城门前烧毁了教皇的谴责通谕。1521年4月19日，马丁·路德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命，在沃尔姆斯大教堂的神圣罗马帝国议会上露面，并且表示除非有人能用《圣经》的观点说服他，否则他拒绝收回自己的神学观点。马丁·路德在神圣罗马帝国议会中的举动，让德意志一众亲王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后来，查理五世一声令下，禁止马丁·路德踏入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此时，许多人仍盼着重演康斯坦茨宗教会议的悲剧，想烧死马丁·路德这个新生的异端，并且将他的骨灰扔到莱茵河中去。虽然压力重重，但马丁·路德的安全通行权并没有像约翰·胡思一样遭到侵犯。几个星期后，马丁·路德与他所侍奉的主君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合谋，由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假装逮捕马丁·路德，实际上将他藏在爱森那赫附近的瓦特堡收容所内。

约翰·特策尔(www.xing528.com)

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三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