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王朝1485-1547:教授新学的学校

格兰瑟姆

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纹章

此时，新思想倡导者们面临的问题是，哪些教育机构能给予下一代更好的教育机会，从而让下一代牢固掌握新学知识。为达到这一目的，许多新式的高级教育机构应运而生。理查德·福克斯在担任达勒姆主教时，由于抵抗苏格兰王国军队的入侵而声名鹊起。随后，担任温彻斯特主教时，理查德·福克斯在格兰瑟姆和汤顿成立了文法学校。在牛津时，理查德·福克斯曾想过兴建一所修道院，但具有远见卓识的埃克塞特主教休·奥尔德姆劝阻他说：“动用人力物力促进新学的发展，推动有益于教会和英格兰王国的事业，岂不比大兴土木供养僧侣要好得多？毕竟眼下，僧侣制度的衰亡已经近在咫尺。”在此番劝告下，理查德·福克斯主教成立了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大力鼓励其师生研究新学。当时，这一学院特别规定，拉丁文讲师不得讲授未开化的文化，即苦行僧式的拉丁文，希腊语讲师要用拉丁文宣读所有优秀作家的著作，并且对这些作品进行解释。在剑桥大学，宽宏大度的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同样实施了益处良多的举措。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只是单纯且不加批判地信教，而且并不十分愿意探寻新事物，但她深受她的专职教士兼告解神父约翰·费希尔主教的影响。在约翰·费希尔的劝说下，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在剑桥大学建立了基督学院和圣约翰学院，促进新兴学科的发展。这两座学院选址处原有的建筑已破旧残败，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便在原址上兴建了宜教宜居的房屋，并且为这两座学院的教员及学者支付薪金。虽然根据今天的标准，这笔薪金并不高，但在当时，这笔薪金已经足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并且激发学者们产生崇高思想。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在世时，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已经修建完成。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指定约翰·费希尔主教为剑桥大学基督学院访问教授，并且要求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成员始终践行学院创始人约翰·费希尔的思想。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教员每年会依据等级高低，获得从十三先令四便士到十六先令八便士不等的津贴。普通教员每星期可得到一先令薪酬，并且每年可获得十三先令四便士的“着装费”，在著名的全国性卖场斯陶尔布里奇集市上购买一种单色布匹。在一切选举中，家境较贫寒的参选者会获得优先考虑。在参选学院教员时，任何个人收入超过十英镑的参选者将不予录取。犬和鹰一律不得带入学院。在圣诞节期间，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成员只可在学院大堂打牌掷骰，学院其他区域可以暂时作为庆祝“圣主诞生”的场所。1510年，在约翰·科利特教长创建圣保罗学院的详细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了解当时的世俗教育，即非经院教育。圣保罗学院录取一百五十三名男学生^[5]。录取的学生将学习“西塞罗、塞勒斯特、维吉尔和特伦斯时期旧式纯正罗马口音拉丁语演讲，由愚者盲目带到世上的混合式拉丁语被完全抛弃”。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他们还要学习希腊语。这条禁令的措辞十分谨慎，或许是为防止人们怀疑圣保罗学院讲授异教语言。约翰·科利特委托学识广博的托马斯·利纳克尔，为圣保罗学院起草一本拉丁语语法书，以供圣保罗学院教学使用。但托马斯·利纳克尔完成这部拉丁语语法书后，约翰·科利特认为这本书内容稍嫌冗长复杂，不利于圣保罗学院的“年轻初学者”学习。圣保罗学院第一任院长是威廉·格罗辛的教子威廉·利利，他还是托马斯·莫尔的好友。威廉·利利曾在意大利学习拉丁语，并且为进修希腊语在希腊罗得岛生活多年。伊拉斯谟认为，威廉·利利是一位通晓青年教育的大师^[6]。伊拉斯谟的另一封书信还表明，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威廉·利利曾对许多名人有所研究，如哲学家中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诗人中的荷马和奥维德，地理学家中的蓬波尼乌斯·梅拉、托勒密、老普林尼和斯特拉博。伊拉斯谟还说：“教师应当具备追溯词源的能力，并且能够觉察君士坦丁堡、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兰西等地语言的逐渐衰亡。教师应熟知各类树种、动物、器具、衣物和宝石的名称。提到这些名词，即使是最有学识的人都显得愚昧无知，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我希望教师能够跨越知识的篱墙，使其教授的每位学子不必在知识的旅途中艰苦跋涉。”虽然约翰·科利特这位伟大的圣保罗学院院长依然相信体罚对学习的促进作用，但他强烈谴责“只有通过鞭打才能驯服桀骜学生”的暴君思维。当然，在那个时代，一切都有改进的空间。当时，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内印有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图样的琉璃窗下鞭打学生，会被视为维持纪律的合理方式。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除了偶尔说一句“慢着点儿，慢着点儿”，并不会过多干涉对学生的体罚。甚至在晚餐时间，年纪较小的学生还会当着宾客的面挨鞭子。他们并非由于犯了错而受罚，而是由于有可能犯错而遭到惩罚。约翰·科利特并没有安排神职人员担任圣保罗学院的访问学者，而是指派“伦敦呢绒商会中最襟怀坦荡之人”出任此职^[7]，因为约翰·科利特发现，在他平生认识的人当中，这一类人最清正廉洁。(www.xing528.com)

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纹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