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合拍片在东亚与东南亚传播中的影响

80年代和90年代，香港电影以合拍片的方式进入内地。学者胡克认为香港电影在内地的流行可以归结为以下原因：第一，80年代的内地电影体制转型，国营电影制片厂通过合拍解决资金问题，从业人员的薪酬也较一般为高。合拍片身份也避开了进口影片的数量限制，在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第二，香港电影此时已在传统域外市场和本地市场遭遇危机，内地巨大的市场前景诱人。[43]1989年，合拍片日益打开内地市场，邵氏导演张彻就提到港片到内地合拍的一些细节，一是要考虑台湾方面的态度，二是港片可以发行内地，且要以人民币交易。[44]张彻之所以提出来这两点，一是香港与内地的合拍片影响日益增大，已为台湾方面所注意；二是香港电影人应采取弹性手法处理来往资金。

“文革”结束后到80年代这段时间内，香港影人朱牧曾想邀国内武术高手参演武侠片，未获批准。1979年，左派的凤凰影业公司在广东拍摄了《碧水寒山夺命金》。至1979年8月，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成立，是内地首家专门负责合拍电影合拍事务的机构。1981年颁布的《进口影片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除香港长城、凤凰、新联三公司回内地拍片，由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同有关地区和单位直接联系外，凡属中外或我与港澳地区及台湾省的合作制片业务，统由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管理。”此后，左派公司纷纷进入内地拍片，如《少林寺》（1981）、《投奔怒海》（1982）等；1982年，港澳爱国实业家何贤也资助李翰祥拍摄了《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其中《少林寺》一片，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带动起“少林”热潮，如《自古英雄出少年》（1983）、《少林小子》（1984）、《南北少林》（1984）、《木棉袈裟》（1985）、《八百罗汉》（1985）、《海市蜃楼》（1987）等，均在内地受到观众欢迎。

从80年代末开始，香港的银都机构与台湾片商合作，影片拍竣后先以台湾公司的名义在台湾上映，之后，把放映权归还银都机构，再在香港及内地上映，如《人在纽约》《飞跃黄昏》。[45]1988年，银都机构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合拍的《闪电战士》、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拍的《黄河大侠》，成为当年内地四大卖座片之二，并且观众十分喜欢香港电影和动作片，内地各制片厂纷纷和银都商谈合拍机会。[46]

进入90年代，香港一线电影人也进入内地拍摄合拍片，如徐克、成龙、林青霞、梁家辉、张曼玉等。1992年，徐克与潇湘电影制片厂合拍的《新龙门客栈》，创下内地票房最高纪录。1992年到1994年间，两地的合拍片取得成功的还有《武状元苏乞儿》（1992）、《狮王争霸》（1993）、《霸王别姬》（1993）、《青蛇》（1993）、《唐伯虎点秋香》（1993）、《西楚霸王》（1994），合拍片得奖的有《霸王别姬》、《秋菊打官司》（1992）、《炮打双灯》（1994）等。(www.xing528.com)

1993年，内地电影发行体制全面改革，广电部发布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实施细则（意见稿）》，打破了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的垄断权，各制片厂可以自行处理国内外发行事宜，采用“票房分账”方式，北京电影制片厂和香港思远公司合拍的《黄飞鸿之狮王争霸》，与上海永乐公司达成协议，成为首部票房分账的影片，发行利润达数百万。1995年之后，非合拍的香港电影也以分账发行形式进入内地，同时为了防止盗版，《红番区》（1994）作为大片与香港、台湾同时上映，获得高票房。但适逢好莱坞也进入商业佳作的高产期[47]，香港电影在内地的传播影响力日益减弱。

合拍片的增多也带来一些问题，许多内地制片单位只是将厂标卖给香港片商，收取劳务费、管理费，“合而不拍”，最后分一部分影片的利润。香港片商则借合拍片的身份独立拍摄，两地发行。不少影片粗制滥造，很快就被市场抛弃。为此，1996年，国家电影局规定：合拍片主创人员，我境内居民一般不应少于50％，因题材、角色有特殊需要而超出比例的，制片单位需报经电影局批准，未经批准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将不受理该影片。

90年代中期至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香港电影陷入了低潮，从2002年《英雄》一片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开始，香港电影人看到了内地市场的潜力，大举北上，将工作重心移到内地。2003年，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了CEPA协议，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将香港电影纳入国家体制认同的范围。（2003年6月29日签订，2004年1月1日实施。）不过，此后的合拍已经变成内地公司及资金为主导，香港电影人主要提供技术，在题材、风格上都和以往香港为主导的港片不同，故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仍有一些香港电影人兼顾两地，但工作重心放在香港本地，如杜琪峰、许鞍华等，拍摄了一些坚持本土题材的影片，在内地也有不少支持者，但整体上影响大不如前，而是冠以情怀、怀旧之名吸引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