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电影公司出品并在内地放映的热潮约在50年代末至1963年，上海学者张济顺结合档案和个人经验有专文研究。[32]从1959—1962年，上海共放映香港影片29部。放映场次和观众人次逐年递增，除了少数戏曲片，占有极高的上座率。这股热潮在1960年底达到高潮，引起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上海电影局为此与层层组织和警方采取了一些抑制措施，如根据影片不同内容在上映内容和范围上区别对待，有关部门配合以座谈会、黑板报等形式展开群众教育，在报刊上登载适当评论等。[33]香港电影在上海的基本观众群是普通上海市民，其中青年占大多数。[34]
香港电影在上海上映的火爆，源于沪港两地电影界渊源深厚，反映城市生活内容也相似，像住房的逼仄等，如《马路天使》和《一板之隔》（1952），“上海市民与香港影片的近密接触，生成了一种复合记忆。往昔上海社会和今日境外的另一个世界，林林总总地纷至沓来。这是一个上海化的西方影像，其中包含着无法割断的上海文化记忆”[35]。火爆的原因也源于上海市民“都市的怀旧情绪”，通过香港电影的媒介作用，保留并延续了上海市民对西方记忆与想象的空间。[36]香港电影的这一波热潮最终结束于1963年。1963年以后，除去内地与香港合拍或香港独资拍摄的戏曲片，香港故事片从内地退却，上海的影迷才无法再次激起当年的狂热。[37]
50、60年代引进香港电影的原因是1951年批判《武训传》后，原有的上海民营电影厂一时难以把握创作原则，生产数量减少。国营制片厂生产的影片以革命战争和农村题材为主，城市市民生活题材薄弱，而当时的观众主要是城市市民，要求看到各种题材的影片，特别是需要满足城市观众口味的影片。引进香港左派电影就成为内地市场的重要补充。对内地普通观众来说，他们并不了解香港电影全貌及左派电影在香港的状况，潜在的要求是：满足当下对“另一世界”的好奇心。引进的主要影片类型有：第一类是表现小人物生活特别是城市平民生活的影片；第二类是古装历史片。在引进数量上并不稳定，1957年，文化部评选优秀影片奖，香港的《珠江泪》《绝代佳人》《一板之隔》《一年之计》《春》获奖。1960—1962年是香港电影输入较多的年份，1960年11部，1961年5部，1962年17部。此后引进数量急剧减少，1963年2部，1964年停止输入，直至1978年才重新引进，当年引进了1973年凤凰拍摄的《屈原》。1979年引进了7部长凤新旧作，其中《画皮》（1966）和《三笑》（1962）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导人向善，导人向上，健康娱乐”的方针十分适合内地市场的需求。[38](www.xing528.com)
香港左派电影还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在内地放映。比如1956年，龙马公司的《水火之间》（1955）在北京放映116场。[39]1958年，长城公司的《小鸽子姑娘》（1957）在重庆上映，并非商业公映。[40]粤语片《春》（1953）与《秋》（1954）配成普通话，1956年8月在北京上映。[41]1978年年底，长城的《生死搏斗》在北京上映，还有一批中外名片恢复上映，并在全国上映。[42]这些影片进入内地都有一定的时间差，比如《屈原》（1975）、《画皮》（1965）等影片均在“文革”后才放映。像《小鸽子姑娘》的放映则是因为日本芭蕾舞团到访重庆，是外交形象展示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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