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香港电影界认为内地将会是一块理想的市场。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香港电影界对未来也充满憧憬，流亡各地的粤语片界影人纷纷返回香港，投资者也跃跃欲试，都“颇有准备大干一番争取国内市场的意图”，“男女演员们也都开始在学习国语了”。[16]拍摄国语片的公司，如蒋伯英的大中华、李祖永的永华，袁仰安的长城公司，大光明影业公司，五十年代等公司的目标也在内地。香港左派影人自然也持同样观点：“当时认为中国广大地区解放了，有新、老解放区的广大民众作为基本观众，拍出片子来，就不靠港、澳，不靠南洋，也能维持。”[17]
与此同时，内地对香港电影界的关注也时见报道，如1950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影剧新地》杂志中，报道香港长城公司李萍倩导演的《说谎世界》（1950），并撰文介绍电影本事，同期有“香港来的消息”专栏，刊末有《说谎世界》的9月8日上映的广告，并且是六大戏院联映。[18]《影剧新地》9月20日的刊末广告是长城公司岳枫导演的《花街》（1950）的预映广告和马徐维邦导演的《琼楼恨》（1949）上映广告。《花街》一片后于12月8日上映。[19]《琼楼恨》和《说谎世界》在香港首映的时间分别为1949年12月4日和1950年6月29日，在内地的公映时间有一定的滞后。内地引进香港电影滞后一段时间或者若干年上映的情况此后成为常态。
但是，国民党政权溃败中的乱局和政治气候的变化，使内地市场的发展并不如原先香港电影界的预想。
一是通货膨胀造成的财政困难。拍摄国语片的公司，如大中华和永华，内地市场放映的票房收入由于通货膨胀厉害，代理商故意延迟结账，亏损很大，蒋伯英因此而结束大中华自己的拍片业务，将摄影棚租给兴旺中的粤语片。[20]关于永华，研究者认为，该公司并无明显的政治目的和立场，其原因是“由于内战时局动荡，上海出产的国语片日少，李（祖永）、张（善琨）的如意算盘是以香港为基地，拍制内地市场可以接受的国语片，运回内地去作全国发行。因此，才会从国内延揽大批编导演人才……”后来永华得到国际影片发行公司的支持，继续拍片，但未有起色，至1955年初，财政陷入极度困难，李祖永向台湾求援，1957年为台湾拍摄了《飞虎将军》一片，1959年李祖永去世，永华终告结束。[21](www.xing528.com)
二是香港与内地在意识形态上逐渐拉开差距。1948年年底，《国魂》拍竣不久在内地公映，遭到了内地影评人的批评。有的是从主题，有的是从艺术水准，批评其“是精彩的连环图画……不是一部精彩的电影”[22]。1950年9月的《影剧新地》杂志批评大光明所拍摄的根据京剧《宏碧缘》改编的《花碧莲》是“与现实距离很远的故事”。同期批评《说谎世界》是一部“糖衣毒素的电影”，希望“香港的电影作者不要再拍这样的影片”。[23]1950年10月，《影剧新地》“电影评介”栏目评论四部电影，《花碧莲》再次被批评，另外一部被批评的是《琼楼恨》。被表扬的则是苏联电影《大马戏团》（1938）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农家乐》（1950）。[24]“冷战”造成的意识形态差异已很明显。此外，如大光明影业公司的《诗礼传家》（1950）[25]、五十年代公司的《火凤凰》（1951）[26]等均遭到了批评。了解香港电影、时任内地电影局领导的蔡楚生于1951年3月23日在日记中写道：“晚看《火凤凰》试片，常引起座众嘲笑式之哄笑，令我颇觉不好受——深感外围工作制难于讨好，因能理解香港那样处境的人究竟太少了。”[27]
根据当时报道，1950年3月，上海市文教厅文化事业管理处禁映的影片有80余部，内有国语片12部，包括《大凉山恩仇记》《血染海棠红》《莫负青春》《黄天霸》《一夜皇后》《国魂》《两代女性》《人海妖魔》《凤还巢》《奇女子》《水浒传》《血溅姊妹花》等。[28]1950年10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管理电影事业的五项政令，其中之一是《国外电影输入暂行办法》，包括香港影片在内的所有海外影片由国家机构统一输入，统一安排发行放映。[29]香港电影属于选择性输入。[30]
此后，能够进入内地的基本只有左派公司的电影。由香港的南方公司发行到内地，算南方的独家生意，首选是长凤新的电影，其余有龙马、新新、新世纪、五十年代、华侨、光艺、山联等公司的出品。其中国语片是全国版权，粤语片则在两广发行。所谓“全国”，还是限于沿海城市；所谓“两广”，是指广州、南宁、桂林三座城市及附近一些县级影院。香港电影中所反映的外部世界被认为是带来精神“污染”。此外，因为票房不错而收购价太低，导致制片方有微词，属于“互利”而又两头不讨好的矛盾事例。这种情况直至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改观。[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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