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粤港及两广市场的东亚与东南亚传播研究

地理位置的靠近，使香港电影在广州及两广地区的传播比内地其他地方更早，关系也更为特殊，故单独论述。

首先看省港、粤港，是不同时期对广州和香港的简称。“省港”一词说明，香港曾经以广州为地理及行政中心。粤港则是香港战后政治、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后的两地并举。

香港和广州（及广东）之间，由于地理之便，同属岭南文化，来往曾十分频密。“到1949年前，香港与广东在文化上是一体的，所谓省港一家。”[1]包括香港电影政府层面的管理，也由广州方面来做。天一港厂1936年公映的《广州一妇人》，作为社会教育片获广州电影检查会特别褒奖，另一部社教片《博爱》，也获得广州电检会的褒奖。[2]研究者指出，英国政府不会鼓励香港电影，所以，就由广州这个“省城”来做这个事。[3]

一直到50年代，香港和广州的电影人都很难严格区分开。从1924年香港民新制造影画片公司在广州西关设摄影厂开始，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后，香港影人来到广州，至1935年，广州先后出现了三十几家电影公司。广东的三代粤剧演员成为香港粤语片的支柱，直到60年代末。广州一些戏剧学校、社团所培养的卢敦、李晨风、吴回等人也成为香港电影的实业家、导演等重要幕后功臣。1936年，针对粤语片禁令，香港及华南的电影制片商组织了“华南电影协会”，向政府请愿缓禁，以图保证国内的粤语片市场。1935年后，几乎所有的粤语片都转往香港摄制，政府法令在香港没有效力，仍以“华南”为号召，即当时香港的电影界仍被理所当然视作国内电影的一部分。1937年10月，中国国民党电影检查委员会南下设立广州分会，规定所有香港摄制的粤语片不通过分会的检查不得进入内地上映。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电检广州分会消亡。此后，广东文化界人士尤其是左派进步电影人进入香港，他们的影评及对电影工作的指导，日后成为香港电影界左派电影的先声及思想力量。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1日，香港南群影业公司导演章泯率领人员到广州筹建电影厂，由于国家财政尚未好转，此事推后。1950年夏，筹建电影厂之事再度提上议程，商议结果为省港双方投资，即港方出管理、艺术和技术人员，由广东省文联领导工作。1951年春，香港南国影业公司派出人员来广州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至1958年，珠影建成。进入60年代，香港的新联公司以香港鸿图公司的名义，与珠影合拍了一系列戏曲片《齐王求将》（汉剧，1962）、《红叶题诗》（琼剧，1962）、《毛子佩闯宫》（越剧，1963）和《刘明珠》（潮剧，1964）。尤其是1963年珠影和新联合拍的《七十二家房客》，剧本源自上海，经广州改编，由于省港两地民情、习俗相似，在香港引起的反响很热烈。进入90年代后，珠影又与香港的独立制片公司拍摄了不少合拍片。[4]

在放映和发行网络上，广州及全省乃至华南粤语区，在战前也是一个整体区域，1948年左派电影人拍摄的《此恨绵绵无绝期》在片头加了这样的按语：

我们很惶恐地把这部土生土长的不成熟的影片呈现于诸君之前，请求批评和指正！

这一部影片是一九四八年五月摄制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殖民地检查制度的限制，由于我们能力的薄弱，使这部片子在内容和技术上显得异常贫弱和幼稚，我们觉得惭愧和抱歉。

粤语电影有着广阔的市场，在广东、广西、香港、澳门……拥有着六千万以上的基本观众，因此这一工作值得大家特别重视，希望用更大的力量去发展它！

此致(www.xing528.com)

民主的敬礼！

上述按语和左派电影领导人蔡楚生1949年的说法也一致：“粤语片所能流播的区域，在国内，主要的地区有广东，其次是广西和福建的一部分地方；在国外，主要的地区是港、澳、马来亚，其次是南洋各属及菲律宾、澳洲及南北美等地。”[5]老一辈电影人苏怡于1949年对粤语片外销地区、外销拷贝、剧照数量及价格作了列表说明：

粤语片的市场情况

资料来源：苏怡《华南的粤语电影》。[6]

不过，两广不是香港电影最重要的市场。1938年香港电影界拍摄的爱国电影《最后关头》完成后，各地上映版权公开招投，拍卖所得共21600元。其中，港澳和大陆6000元，两广2550元，南洋9250元，南北美3500元，荷属1300元，小吕宋800元，南非500元。[7]东南亚的所得高居榜首，两广仅排第四。1938年后，战火波及华南地区，香港电影的市场只限于香港、澳门、东南亚的粤语区（特别是新加坡、马来亚、泰国）及美国等地区与国家。1939年以后，东南亚局势不稳定，电影市场也一度收缩。[8]由于当时军阀拥有地方实权，电影市场也受主政军阀的地方政策影响。根据卢敦回忆，1933年粤语片的市场在东南亚，另外主要是美洲，广州当年不能入口，广西没有市场，越南反而有。[9]不能进入广州，与广东军阀陈济棠时在统治广东有关，陈济棠在文化上倡导尊经复古，禁止戏剧、电影出现诲淫诲盗的场景。陈济棠主粤的时间为1929—1936年，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禁止粤语片的政令在时间上基本重合。1935年，中国国民党电影检查委员会宣布禁止摄制方言片，经过香港制片公司的争取，先是到广州向省政府请愿，然后又到南京请愿，最后决定暂缓执行，开始登记粤片，如1937年2月仍未登记的即不准公映。但到了1937年初，电影检查委员会明令7月1日起，执行禁止粤片拍摄的法令。此后，委员会又派员到香港和南洋地区进行考察，到香港考察和登记粤语片的戴策和到南洋地区考察的朱昌东考察后均认为粤语片有存在之必要。根据研究，这场风波，表面理由是要“统一语言”，但背后更深层的是国语片商、粤语片商利益争夺。最后，该禁令裁决缓禁三年。1937年，粤语片在抗战中有了长足的发展。[10]也有学者指出，广东是国民党的发源地，当北伐胜利建都南京后，广东虽变为“地方”，但广东无论在财政和地理位置上都十分重要，因此，中国国民党政权很在意对广东的控制。因此，联系六合、天一之争，国语片、粤语片之间的冲突“纯属营业利益之争，但是，这无疑是一次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绝佳合谋”[11]。1948年11月，国民党颁布《电影检查法》，关于方言片增加了如下一条：“电影片因内容特殊或含有地方性者，得限制其映演地区。”理由是：“近来常有粤语电影片之摄制，无论就其对白用语，或内容涉及之人情风俗，均含有特殊之地方性。查国语为全国统一公用语言，早经命令规定，地方语言之使用于电影自有限制之必要。又如电影内容含有特殊之地方政治性者，亦不便任其映演于全国，以免发生不必要之误会，引起有碍公共秩序之反响。”[12]陈济棠从卫道的角度对电影多加限制，国民党政府则从巩固政权的层面打压粤语电影，所以，香港电影无法以两广为主要目标市场。

战时的混乱，让香港电影得以在两广趁隙生存。香港老导演黄尧回忆，其父辈原在香港经营戏院生意，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他逃难内地，带了两部1939年好莱坞出品的电影。一路上，碰到有戏院愿意放，就上映这两部电影，结果收入不错，支持他经过三年零八个月之久。日军投降时，黄尧回到广州，好莱坞八大公司的电影还未到广州，当时三条西片线都放映这两部影片，也赚了不少钱；并在广州附近的江门、台山放映，由此当地院商提议黄尧做代理，定期供片。黄尧因此而建立起自己的发行网。新中国成立后，黄尧仍从事发行生意两年多，此后，“香港电影因未能符合国内标准”及片源缺乏而终止。[13]这是战时到战后初期的特殊情况。

随着“冷战”造成的隔绝，能进入广州及岭南发行放映的香港电影仅有左派电影，而且会在一些特殊场合进行放映，如1959年，凤凰影业公司的《小月亮》和中联的《钱》在广州与来自各国的30多部影片作为“星期电影欣赏会”同映。[14]1962年，新联的《少小离家老大回》（1961）在广州新年放映。[15]这三部电影均为香港左派电影。“欣赏片目”和“新年特映”，这些特殊待遇恰恰表明香港电影的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