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台湾电影业最初品质不佳，借调香港电影公司的影片参展，邵氏电影就曾多次以台湾地区的名义参加国际影展。[69]历年参展影片如下：
影 片 影展名称
《倩女幽魂》 代表中国台湾地区参加1960年康城影展
《杨贵妃》 代表中国台湾地区参加1962年康城影展
《武则天》 代表中国台湾地区参加1963年康城影展
《山歌姻缘》 代表中国台湾地区参加1964年第十一届亚洲影展
《黑森林》 代表中国台湾地区参加1964年第十一届亚洲影展
《情人石》 代表中国台湾地区参加1966年美国奥斯卡金像奖(www.xing528.com)
《山贼》 代表中国台湾地区参加1966年第十三届亚洲影展[70]
另外就是李翰祥主事的国联对台湾电影业的贡献，台湾电影学者焦雄屏认为：国联为期虽短，却对台湾影坛做出贡献，影响深远。比如包括扭转国语片为公营电影公司天下的局面，民营制片受带动大盛，国语片从1967年的44部激增至1968年的116部；国联与公营公司台制、中制合作，促进其改进，朝创作剧情片的专业迈进；李翰祥建片厂拍大片的做法鼓励其他民营公司效法；李翰祥培养大量编导演制人才；与香港电影抗衡，阻止邵氏全面垄断；建立外销管道；推动文艺改编。[71]一直经营发行电懋电影的联邦，是国联的资金来源。联邦后来在沙荣峰主政下成立制片部，与国联各自独立，并兴建片厂，首部出品的电影是胡金铨导演的《龙门客栈》（1967）。
60年代中期起，台湾“健康写实”电影广受欢迎，影片产量大增，拉平与香港电影差距，双方呈现良性竞争。至70年代，台湾文艺爱情片风靡中国香港、星马等海外市场，甚至一度超越香港。[72]台湾销往香港的文艺片《养鸭人家》（1965）、《桥》（1966）反应大好，琼瑶电影《哑女情深》（1965）更创下高达百万元的票房纪录[73]，使一些原本上映粤语片的戏院改而放映台湾片。70年代时，当时台湾地区48家最大的电影院中，大半放映华语片，每年共约170部，其中六成是台湾地区的本土电影，其余档期则被邵氏、嘉禾等港产片瓜分。[74]
台湾电影研究者认为：“在过去，本土语言电影发达时期，市场因于语言的殊异性，而产生自然的区隔。虽然部分粤语影片以配音或原音方式在台湾上演，但粤语片题材的地域文化，较难为台湾观众所接受，其产品的文化亲和性弱（cultural proximity），替代性的功能也就不强，台湾电影市场产生自然的保护作用。但当两地的本土语影片同时崩溃，国语影片同时抬头时，语言的自然区隔作用便消失了，剩下两地的国语影片直接面对面地对抗起来。特别是两地的国语影片都避开了敏感的社会写实题材，竞以黄梅调、功夫武侠、爱情文艺等逃避主义的形式为尚，使两地国语影片皆顿失社会写实度，既无从显现地区生活的殊异性，也少有地域文化的隔阂。港产国语片与台产国语片，就这样标签模糊地并存在台湾市场上，这使得两地国语片的竞争更加赤裸裸和白热化了。”[75]王天林提到，1970—1973年间离开电懋后，到台湾拍戏，发现当地人十分排斥香港来的电影。[76]
李小龙的出现改变了原来的关系，70年代后半期在香港和台湾影坛都掀起了拍摄功夫片的狂潮，引起世界各国争购中国功夫片，也掀起了李小龙热。在香港拍功夫片，快拍条件比台湾好，而且香港是自由港，外销方便，因此不少在台湾的香港影人，在70年代后半期重新回到香港拍片，可以直接外销。[77]1973年台湾市场出现的台产影片和港产影片，数量上港片远远高于台片。该年度进入台湾市场影片总量为338部，其中台产片数量为45部，占当年总量的13％，港产片为186部，占当年总量的55％。[78]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台湾市场对香港电影的欢迎，鼓舞了香港电影人来到台湾。70年代，一批原邵氏演员约满后多来台湾拍片，或自组公司独立制片，或改行当导演，例如陈鸿烈、王羽、陈观泰、岳华、恬妮、贝蒂、胡锦、张冲、高宝树、井淼、田丰、杨群……这些演员拍的影片，多是台制港片。[79]邵氏的导演张彻也在台湾开设长弓公司，影片除了发行台湾，也回销香港。[80]香港公司在台湾开设类似卫星公司的还有80年代的新艺城，由台湾影人张艾嘉主事，《搭错车》（1983）就是一部热销的口碑商业俱佳之作。
自李翰祥、胡金铨以来的香港影人及电影公司于60年代中后期纷往台湾摄制影片，促使当地影业蓬勃，配音、冲印、发行、进口菲林等业务则在香港进行。可是，1970年间，一些在台湾粗制滥造的影片令海外片商却步，不少从香港往台湾的片商回流，甚至台湾片商也谋求来香港发展，以助拓展海外市场。至1973年台湾施行加强禁制残杀、打斗及色情影片的检查尺度，促使更多的电影公司来中国香港地区或到泰国、韩国等地拍摄，以避免新法例令影片无法卖出各地版权。并且，出于“冷战”形势需要，台湾对香港的右派电影业一直是开放的，还有很多优惠政策，对本地产业缺乏保护。为了降低成本，很多台湾电影以香港电影的名义享受优惠政策，再回流到岛内，也造成观众在认识上的模糊，越来越认同香港电影。由于台湾市场对香港的开放性以及底片押税、冲退税等优惠“政策”，在70年代，许多来自台湾的电影公司虽在香港登记注册，公司名字加上“香港”二字，但一切摄制工作仍在台湾进行。[81]鉴于台湾出现了不少以“香港”名义出现的民营制片公司，如香港凤鸣影业公司、开发电影有限公司、第一影业公司等，多以香港公司名义实则在台湾制片，因此香港电影史研究者余慕云认为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的定义是“必须是开设在香港的电影公司的出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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