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的东亚与东南亚传播研究中的韩国影响

和东南亚相比，东亚移民没有那么活跃，香港影业长期依赖移民网络，和韩国的合作则是从其他途径展开。最初的突破口是电影节，这个电影节就是现在的亚洲电影节。

该电影节和它所涵盖地区复杂的政治地理一样，屡经变化。电影节的源起，是1953年日本大映公司董事长永田雅一为拓展东南亚市场而倡议，邀请邵逸夫等人共同参与。1954年5月，第一届“东南亚影展”在东京举行，为竞赛型影展。1956年6月，第三届东南亚影展在中国香港举行，港督葛量洪出席影展时婉转表示日本并不属于东南亚，1957年开始，改为亚洲影展。[64]在本书的最开始就探讨过“南洋”和“东南亚”这两个名词所包含的政治意义，因此无论是东南亚影展还是亚洲影展，在“冷战”正炽的当时，影展包含哪些成员，也是政治阵营的一次展示。

韩国在影展之初并不是成员国，首次露面是在1956年在香港举行的第三届影展中。不过之前，已有韩国片商和院商来香港考察。[65]次年8月，韩国电影首次走出国门，选择了中国香港作为第一站，影片为《阿里郎》，成为韩国电影寻找海外市场的试水之作。女主角赵美玲在香港报纸上被宣传为“南韩李丽华”，亲到香港随片登台宣传。[66]选择香港，和香港正在上升为区域电影中心有关。很快，双方的电影就开始有了更多的互动，首先出现的是合拍片。

第一部合拍的电影是《异国情鸳》（1958），港方是邵氏父子公司，韩方是林和秀的南韩演艺株式会社。双方在1957年6月已在香港商谈本片。[67]导演为日本的若杉光夫、香港的屠光启和韩国的全昌根，主演为尤敏和韩国的金振奎。尤敏的明星地位是过档电懋后才确立，在邵氏父子公司虽拍片不少，但此时还不算一线明星。根据合拍协议，邵氏不拥有韩国版权，不能参与韩国市场分成，所以没赚多少钱。[68]

需要指出的是，邵氏父子公司在当时的香港电影界并不能与后来的邵氏兄弟公司相较，主政的邵邨人主要是在香港寻找合适的片源，也会投资拍片，但手法比较老派，比如采用包拍形式。（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冷战”和“办庄”》邵邨人通过张善琨包拍影片的例子。）《异国情鸳》一片很有可能也是韩方出资、港方包拍，日方提供的是技术指导。因为次年屠光启导演的《雨不洒花花不红》（1959）一片就是韩方出资、港方包拍，韩国出资方为光荣映画株式会社。条件为韩方投资一万美元，港方负责演员费及制作费，但可取得东南亚发行权，韩方取得韩国版权。当时拍一部国语片的成本在十万元左右，东南亚版权可卖六万，港方有利可图。[69]

除了邵氏，1958年，香港金凤公司也与韩方电影机构合拍《天地有情》，本片港方合作人是香港独立制片人王龙，主演是来自香港的顾媚和王元龙，导演、编剧来自韩方，韩方还是林和秀的南韩演艺株式会社。本片的首映安排在中国台湾地区。1958年，中国香港地区的亚洲影业公司和韩国的星光公司合拍《望乡》，监制为原中国国民党中电三厂厂长徐昂千。1959年的《多情恨》，是金凤公司和韩国演艺株式会社的第二部合拍片，韩方拥有韩国版权，金凤公司拥有东南亚版权。同年，还有一部合拍片《欲海情花》，本片主创人员中，徐昂千为监制，导演唐煌系亚洲公司导演，编剧吴铁翼原为中国国民党中电二厂编剧。

这一轮合作，到黄卓汉的自由影业公司的《星月争辉》（1959）去韩国出外景为止。其中一个原因是包拍的模式本身问题较多，60年代以后就没有继续。[70]另外，除了基于政治立场的合作，韩国还不是一个富于吸引力的外部市场，获利有限。双方的合作至1962年有了新变化。

1962年，第九届亚洲电影节在首尔举办，韩国导演申相玉的电影《舍廊房客人与母亲》获得最佳影片奖，韩国演员申荣均成为最佳男主角。此时，邵逸夫在香港的电影事业蒸蒸日上，而清水湾片场也未得到充分利用，许多日本电影人才已经在邵氏效力。邵逸夫利用电影节的便利寻找一切可用的外援力量，申相玉和申荣均因此进入合作范围。申相玉其人也很具生意头脑，对他来说，“做合约导演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在韩国有一家比较大的‘申氏’公司需要运营。然而他敏锐地意识到与‘邵氏’合作有空间，因为韩国政府1962年设立、1963年初次修订的《电影法》规定电影公司必须达到一定的产量、规模等注册标准，‘申氏’希望通过合拍一方面提升电影产量，另一方面可将此前收购的当时韩国最大Anyang片厂通过借贷或租给外国公司拍摄，实现‘申氏’挣钱盈利和发展成韩国电影品牌公司的目标。这样，1962年‘邵氏’和‘申氏’达成合拍制作五部电影的协议，并摸索了平等合拍的重要模式：两者共同投资、共同拍摄，外景拍摄一般在韩国，内景拍摄一般在香港（地区），两者各自负担在韩国、香港（地区）的电影制作成本；韩国常常安排男主角，香港（地区）常常搭配女主角，多部影片的导演工作由双方协商轮流担任。”[71]邵氏与申氏合作了《妲己》（1964）、《观世音》（1967）等影片，邵氏不但可以到汉城取景，也可以聘用薪资更低的员工（这两部片需要三千至五千名临时演员）。[72]其中部分影片采取韩语和国语两个版本，演员也采用两个版本。[73]《观世音》的韩版女主角是申相玉的妻子崔银姬，港版是老牌明星李丽华。邵氏还用韩国的演员合拍了《蒙面大侠》（1967）、《铁头皇帝》（1967）等片。70年代邵氏又延请申相玉导演了《关外双雄》（1971）、《千年狐》（1971）、《艳女还魂》（1974）、《摄青鬼》（1975）等电影，但影响都不大。

申相玉同时在香港合作的还有黄卓汉的岭光影业公司。据黄卓汉回忆，1967年，岭光应申相玉之邀，前往韩国。因为申相玉在第十一届亚洲影展中以《红巾特攻队》（1964）获得最佳导演奖，有合作可能，但是当时韩国经济条件不好，制作条件不理想，岭光与申相玉在韩国六个月完成了两部影片：《国际女间谍》和《长相忆》。在《长相忆》快拍摄完时，台湾片商杨祖光来韩国，于是三方合作拍摄《神勇坦克队》，韩方提供外景、坦克、男演员，岭光提供女演员及其他所需，杨祖光则任制片，并参与分红。此后，黄卓汉因在韩国听从台湾片商的建议回香港找导演拍摄武侠片发行台湾，由于收入很好，黄卓汉就在台湾成立第一影业机构，发展国语片，由台湾片商解决部分资金及台湾市场发行。[74]在这一合作过程中，再次看到三方之间的关系网络。

与申相玉以独立身份和邵氏合作不同，韩国另外有一些导演成为邵氏的签约导演，如郑昌和、金洙容、崔庆玉等人。其中拍片最多的是郑昌和，尤其《天下第一拳》（1972）一片成功打入美国市场，实现了邵逸夫多年打入欧美市场的梦想。

除了韩国个别电影人与香港电影人的互动，还有不少因素有利于香港电影被韩国观众接受。据资料记载，1962年，邵氏的歌舞片《千娇百媚》在韩国公映。[75]从1963年开始，韩国出现翻译港台武侠小说热潮，此次热潮持续到1978年，为香港60年代末期后兴起的武侠片做了铺垫。尤其是1967、1968、1969年间，由于有这一基础，邵氏的武侠电影有了在韩国传播的基础。[76]1967年，《大醉侠》《独臂刀》等武侠电影在韩国热映，每部影片都超过20万观影人次。[77]邵氏原导演胡金铨在台湾拍摄的热门影片《龙门客栈》（1967）曾在韩国公演。[78]另据蔡澜回忆，60年代韩国引进了不少香港电影，观众已经习惯了香港口味，并且对催泪的通俗剧十分钟情。[79]比如文艺片《珊珊》（1967），在韩国就颇受欢迎。有一个原因也间接有利于港片进入韩国市场，因为韩国对日本的抗拒态度[80]，因此，此时风行一时的日本武士片、青春题材片并未能打开韩国电影市场的大门。

到70年代，韩国开始积极发展本国电影业，对外片输入有严格管制，但合拍片不在此列。打开韩国市场的最初有胡金铨、张彻的电影，但主要还是李小龙引起的功夫热。[81]尤其是茅瑛在嘉禾拍摄的几部影片，其中有韩国独有的功夫合气道。1972年，申相玉与嘉禾合作，拍摄了《山东响马》《铁掌旋风腿》《合气道》三部由黄枫执导的影片。其中，《合气道》一片与《天下第一拳》《唐山大兄》成为美国周票房前三甲。[82]在邵氏的郑昌和于1973年被嘉禾挖走，在韩国出外景拍摄了《黑夜怪客》。1973年，黄枫又在韩国拍摄有跆拳道功夫的《跆拳震九州》，1977年黄枫赴韩拍摄了嘉禾在韩国的最大制作《四大门派》。嘉禾发行的一些台湾电影也在韩国拍摄了一些外景。有些影片就得以以合拍片的名义在韩国发行，其中有动作片也有通俗剧。[83]嘉禾在韩国拍片和选用新人有两个原因：一是李小龙去世后，嘉禾亟须寻找新的功夫明星，跆拳道、合气道的引入，除了增添动作片的观赏性，主要是基于这一出发点。二是当时韩国有外汇管制。针对此，香港电影业的处理办法和在台湾一样，嘉禾把发行权授予韩国发行商，发行商不付清全部款项，嘉禾则用余款在当地继续拍片。[84]嘉禾影片在韩国唯一的发行商是李于锡的“东亚Export”公司，嘉禾九成以上的电影都由这个公司发行。[85]三是嘉禾避开邵氏强势的地区以图发展，邵氏虽然与韩国影人有合作，但毕竟在韩国没有自己的院线分布。

香港电影自60年代以来进入韩国，到李小龙热和嘉禾在韩国的拍片发行活动而达到一个小高潮。嘉禾创立时，香港的独立制片公司也越来越多，据香港报纸报道，吴思远执导的影片《南拳北腿》（1976）在韩国也很受观众欢迎。[86]香港当时小规模独立制作公司制作的同类影片不在少数。

韩国电影人同期也拍摄了一些被称为“国籍不明的”、充满暴力的动作电影，均模仿香港功夫电影，主人公是韩国人，却身着中装，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中国香港或者伪满洲地区。[87]

1980至1996年十多年间，韩国本地电影陷入低潮，美国电影和香港电影十分受欢迎，部分是由于进口片的市场开放政策。[88]《蛇形刁手》（1980）是1980年韩国最佳票房电影，首尔一地票房为500074元。[89]1988年，韩国政府开放海外市场。[90]正值港片黄金时期，港片在韩国市场掀起新的追看热潮。1988年的报道指出：韩国观众对周润发、狄龙的态度可以以狂热形容，成龙、王祖贤、张国荣等也成为影迷偶像。[91]1989年，香港制作人陈自强去韩国后得知当地市场港片热潮正酣，香港影星高居最受欢迎明星榜首。十大最受欢迎明星，第一为张国荣，第二、三为韩国影星，四为成龙，六为周润发。女星排第一的是王祖贤。[92]1989年韩国电影几乎成为港产片天下，女性动作电影也很受欢迎。[93]至今在韩国的影视作品里，仍可以不时看到当年港片和港星的影响力。

最后还要提一提香港的新宝院线，新宝院线成立于1988年，是金公主院线的合伙人陈荣美、冯秉仲创办，独立于三大院线之外。三大院线是邵氏院线、嘉禾院线和金公主院线（金公主片源主要来自新艺城公司）。由于80年代中后期，香港电影在东南亚、韩国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深受欢迎，因此，这些地区的资金都热衷于投资香港电影，以求获利。不过，由于邵氏、嘉禾和新艺城等大公司的存在，外资不能获得一线红星加盟及重要拍片档期，于是新宝院线应时成立。新宝没有稳定的片源，主要是充任中介人，促成外资投资香港的独立制片公司，拍成的影片除了在新宝院线上映，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等地的投资者也将其带回本地放映获利。[94]这是韩国市场流行港产片的重要原因。

1992年，韩国宣布对香港电影进口实施严格限制。[95]此后不久，香港电影衰落，韩国电影于1997年开始崛起为亚洲瞩目的电影力量，形势逆转。

[1]钟宝贤：《香港百年光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页。

[2]《日片抢夺台湾市场 台制片业大起恐慌》，《大公报》1960年6月5日第9版。

[3]《日本限制香港片 连一部也难上映 邵逸夫昨向记者透露》，《大公报》1960年4月14日第4版。

[4]李翰祥：《银海生涯》（下），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633页。

[5]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6]林佩华访问、整理：《童月娟谈新华的跨国制作》，第二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版，第148页。

[7]《〈血染海棠红〉赴日摄制七彩片》，国际电影画报社《国际电影》1955年第1期，第26页。

[8]黄爱玲、盛安琪编：《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4：王天林》，香港电影资料馆2007年版，第48页。

[9]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9页。

[10]罗卡评：《断鸿零雁记》，第十六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电影中的海外华人形象》，香港市政局1992年版，第97页。

[11]报道《断鸿零雁记》，国际电影画报社《国际电影》1955年第2期，第19页。

[12]林佩华访问、整理：《童月娟谈新华的跨国制作》，第二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版，第148页。

[13]《自由影人制片目的何在？》，国际电影画报社《国际电影》1955年第1期，第28页。

[14]国际电影画报社《国际电影》1961年第71期。本期中有多篇报道。

[15]邱淑婷：《港日电影关系：寻找亚洲电影网络之源》，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31页。

[16]罗卡、邱淑婷、林佩华访问，林佩华整理：《蔡澜谈邵氏、嘉禾跨国制作及交流》，第二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版，第139页。

[17]邱淑婷：《港日电影关系：寻找亚洲电影网络之源》，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39页。

[18]梁卓帆：《异文化的魅惑——香港电影如何登陆日本》，第二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版，第156页。

[19]《港片〈千娇百媚〉将在韩国公映》，《香港工商日报》1962年5月24日第7版。

[20]胡维尧、梁秉钧主编：《胡金铨电影传奇》，明报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33页。

[21]罗卡：《嘉禾创业期的外展战略和在泰韩两国的战线》，蒲锋、刘嵚编《乘风变化——嘉禾电影研究》，香港电影资料馆2013年版，第53页。

[22]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

[23]《为求打入日本市场 邵氏决定与东映合作筹拍五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南洋商报》1975年11月12日第18版。

[24]黄仁：《1970年代在台湾制片的香港电影界》，《通讯》第51期，香港电影资料馆2010年版，第15页。

[25]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26]罗卡：《嘉禾创业期的外展战略和在泰韩两国的战线》，蒲锋、刘嵚编《乘风变化——嘉禾电影研究》，香港电影资料馆2013年版，第52页。

[27]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129页。

[28]梁卓帆：《异文化的魅惑——香港电影如何登陆日本》，第二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版，第156页。

[29]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页。

[30]参看邱淑婷：《从邵氏到嘉禾：邹文怀的日本关系》，蒲锋、刘嵚编《乘风变化——嘉禾电影研究》，香港电影资料馆2013年版，第69页；宇田川幸洋：《有龙兄必有龙妹：日本影迷眼中的茅瑛》，第131页；《邹文怀访谈》，第163～164页。

[31]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164、165页。

[32]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167页。

[33]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34]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35]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36页。

[36]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

[37]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38]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39]《利雅博访谈》，蒲锋、刘嵚编《乘风变化——嘉禾电影研究》，香港电影资料馆2013年版，第197页。

[40]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www.xing528.com)

[41]杨延涟：《了解八十年代的日本市场——访林旭华、刘芳》，第二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版，第150页。

[42]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43]杨延涟：《了解八十年代的日本市场——访林旭华、刘芳》，第二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版，第151页。

[44]杨延涟：《了解八十年代的日本市场——访林旭华、刘芳》，第二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版，第151页。

[45]《利雅博访谈》，蒲锋、刘嵚编《乘风变化——嘉禾电影研究》，香港电影资料馆2013年版，第197页。

[46]杨延涟：《了解八十年代的日本市场——访林旭华、刘芳》，第二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版，第150～151页。

[47]李焯桃编：《浪漫演义——电影工作室创意非凡廿五年》，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2009年，第68页。

[48]罗卡、吴俊雄、朱顺慈、何思颖：《谈六十年代香港电影与社会》，郭静宁编《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5：摩登色彩——迈进1960年代》，香港电影资料馆2008年版，第43页。

[49]杨延涟：《了解八十年代的日本市场——访林旭华、刘芳》，第二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版，第151页。

[50]参看邱淑婷：《从邵氏到嘉禾：邹文怀的日本关系》，蒲锋、刘嵚编《乘风变化——嘉禾电影研究》，香港电影资料馆2013年版，第69页；宇田川幸洋：《有龙兄必有龙妹：日本影迷眼中的茅瑛》，第131页；《邹文怀访谈》，第163～164页。

[51]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日本影片宣传费用高于版权费的说法也见于杨延涟《了解八十年代的日本市场——访林旭华、刘芳》，第二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版，第151页。

[52]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53]杨延涟：《了解八十年代的日本市场——访林旭华、刘芳》，第二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版，第151页。

[54]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55]杨延涟：《了解八十年代的日本市场——访林旭华、刘芳》，第二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版，第151页。

[56]杨延涟：《了解八十年代的日本市场——访林旭华、刘芳》，第二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版，第151页。

[57]钟宝贤：《香港百年光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页。

[58]转引自梁丽娟、陈韬文：《海外市场与香港电影发展的关系（1950—1995）》，第二十一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光影缤纷五十年》，香港市政局1997年版，第139页。

[59]罗卡、邱淑婷、林佩华访问，林佩华整理：《蔡澜谈邵氏、嘉禾跨国制作与交流》，第二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版，第139页。

[60]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61]邱淑婷：《从邵氏到嘉禾：邹文怀的日本关系》，蒲锋、刘嵚编《乘风变化——嘉禾电影研究》，香港电影资料馆2013年版，第66页。

[62]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63]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64]国际电影画报社《国际电影》1956年第10期，第5页。

[65]《一月缤纷录》，国际电影画报社《国际电影》1956年第4期，第9页。

[66]《南韩影片初度来港 〈阿里郎〉行将映出》，《华侨日报》1957年7月22日第15版。《南韩李丽华（赵美玲）将来港登台》，《香港工商晚报》1957年8月17日第6版。

[67]《短镜头》，国际电影画报社《国际电影》1957年第20期，第19页。

[68]张燕：《香港电影跨界发展》，陈犀禾主编《华语电影的美学传承与跨界流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6～307页。

[69]罗卡：《危机与转机：香港电影的跨界发展，四十至七十年代》，第二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版，第114页。

[70]罗卡：《邵氏兄弟的跨界发展》，廖金凤、卓伯棠、傅葆石、容世诚编著《邵氏影视帝国》，台湾麦田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71]张燕：《香港电影跨界发展》，陈犀禾主编《华语电影的美学传承与跨界流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8页。

[72]傅葆石：《邵氏迈向国际的文化史（1960—1970）》，第二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版，第41页。

[73]罗卡：《邵氏兄弟的跨界发展》，廖金凤、卓伯棠、傅葆石、容世诚编著《邵氏影视帝国》，台湾麦田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74]朱顺慈访问，刘嵚整理：《黄卓汉访问》，郭静宁编《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5：摩登色彩——迈进1960年代》，香港电影资料馆2008年版，第146～148页。

[75]《港片〈千娇百媚〉将在韩国公映》，《香港工商日报》1962年5月24日第7版。

[76]罗卡：《邵氏兄弟的跨界发展》，廖金凤、卓伯棠、傅葆石、容世诚编著《邵氏影视帝国》，台湾麦田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77]张燕：《香港电影跨界发展》，陈犀禾主编《华语电影的美学传承与跨界流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1页。

[78]胡维尧、梁秉钧主编：《胡金铨电影传奇》，明报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33页。

[79]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80]罗卡、邱淑婷、林佩华访问，林佩华整理：《蔡澜谈邵氏、嘉禾跨国制作与交流》，第二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版，第141页。

[81]罗卡：《嘉禾创业期的外展战略和在泰韩两国的战线》，蒲锋、刘嵚编《乘风变化——嘉禾电影研究》，香港电影资料馆2013年版，第54页。

[82]罗卡：《嘉禾创业期的外展战略和在泰韩两国的战线》，蒲锋、刘嵚编《乘风变化——嘉禾电影研究》，香港电影资料馆2013年版，第56页。

[83]罗卡：《嘉禾创业期的外展战略和在泰韩两国的战线》，蒲锋、刘嵚编《乘风变化——嘉禾电影研究》，香港电影资料馆2013年版，第58页。

[84]《张耀宗访谈》，蒲锋、刘嵚编《乘风变化——嘉禾电影研究》，香港电影资料馆2013年版，第204页。

[85]《利雅博访谈》，蒲锋、刘嵚编《乘风变化——嘉禾电影研究》，香港电影资料馆2013年版，第197页。

[86]《王道在韩拍片后将赴美会晤父亲》，《香港工商时报》1977年1月24日第9版。

[87]〔韩〕金钟元、郑重宪著，〔韩〕田英淑译：《韩国电影10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页。

[88]英文维基“Cinema of South Korea”条，原文为：“However，the audience for domestic films reached a low point，due partly to the opening of the market to films from overseas……”https：／／en.wikipedia.org／wiki／Cinema＿of＿South＿Korea，访问时间：2017年2月15日。

[89]http：／／koreanfilm.org／kfilm80s.html，访问时间：2017年2月15日。

[90]梁丽娟、陈韬文：《海外市场与香港电影发展的关系（1950—1995）》，第二十一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光影缤纷五十年》，香港市政局1997年版，第138页。

[91]《吴宇森认为韩国是港片极好市场》，《华侨日报》1988年7月27日第23版。

[92]《南韩潮流与港片港影星大受欢迎》，《大公报》1989年6月13日第16版。

[93]《李赛凤谈韩国影市几乎成为港片天下 女性动作电影大受观众欢迎》，《华侨日报》1989年9月16日第21版。

[94]钟宝贤：《香港百年光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7页。

[95]《嘉禾公司年表》，蒲锋、刘嵚编《乘风变化——嘉禾电影研究》，香港电影资料馆2013年版，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