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60年代后，全球在文化上都出现躁动不安的气息。这一过程与东南亚民族国家独立的进程恰好同时。战后的一代反叛建制，海外华人老一代的传统文化和观念也受到冲击。而流向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也在20世纪50年代就基本停止了。[77]
东南亚的华人世界，随着代际的更替在发生变化，原先的“海外华人社会，他们的领袖人物既非传统士大夫，也不是现代知识精英，他们不是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是商人。人生追求和使命，集中于家庭、亲人和事业，与传统士大夫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他们有自己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政商基本上是分离的”[78]。因此，重乡谊，重桑梓，重子弟教育，是东南亚华人常见的做法。50年代粤语片强调办学、振兴教育、种族友好等主题不仅是因为当时粤语界的电影人“非常注重主题意识之故……当时粤语片不是反封建，就是提倡教育，要不就讲恋爱自由，走不出这些题材。仿佛这样做主题意识就正确了，教育意义就丰富了。当时观众亦相当注意主题意识，思想上相当保守”[79]。也是因为这是当时东南亚华人乐见的题材。等到60年代，时移世易，这类题材就不再被新一代观众所欢迎了。
王赓武曾经这样形容海外华人社会认同的复杂：“吊诡的是，华人在这些社会中的地位提升之后，再加上1960年代以后更多华人被容纳进来，这些华人在他们相对自由的社会中却做出了极为广泛的文化选择。一方面，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政治状况提出了有关现代中国文化（含港澳文化）的复杂问题。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全球性的、跨民族的文化，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都是敞开的。”[80]这是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特殊情形造成的，也与60年代后新一代华人的教育水准普遍提高有关。
东南亚华人的认同意识在整体上主要有两个依据：第一，以政治地理为依据，即认同所在国。战后东南亚独立各国家先后程度不同地推行同化华人政策，1954年，新中国政府正式出台政策鼓励华侨入籍、效忠于当地国政府的政策。不过，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地理上多为之前殖民者的政治遗产，接着又深受“冷战”影响，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又如，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同为英属殖民地，合还是分，就成为战后亟须解决的问题。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中，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与真正摆脱殖民时期经济和防卫上的诸种成规或摈弃殖民时期的行事方式之间，是有一个时间差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最后的正式联系纽带切断是在1973年[81]，在分分合合的过程中，华人建立起来的认同会不断随之变化。第二，以族群为依据。但是在东南亚，华人移民历史悠久，与当地民族混血的后裔有的已形成新的族群，如海峡华人是华人与马来人的混血，海峡华人与华人的认同度也不一致。新加坡史研究者指出：国家的凝聚力建基于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的世俗社会。1965年12月，李光耀在国会的一次演讲中强调：“种族多元主义和世俗国家是我们利益之所系……”一个各种移民混杂形成的社会，创立国家意识特别困难。大多数新生国家创立国家意识时采取的方式是大力提倡本土人口占大多数的族群的文化，但新加坡不能照搬这一经验，因为可能激起华人沙文主义。新加坡官方采取的政策是，并不试图掩饰族群间的差异，而是赞颂文化多元带来的丰富性，但又尝试着在这之上创生一种专属于新加坡人的认同感和特定的价值观。[82](www.xing528.com)
此外，华语使用人群日益减少无疑也有影响。“由于政治的原因，华人文化逐渐消退，从六十年代开始，华文文艺便逐渐不能在某些地区生存。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华文中学根本不能开办，无形中在可见的将来，华文文艺根本就没有读者，……华文文艺依赖于华文教育才可生存的，第二次大战前的华文教育，已达高峰，所以造成了大战后华文文艺的高潮，华文文艺亦开始摆脱侨民文学的影子，变成国民文学，为新国民效忠，但结果亦被新国家的种族主义所摧毁。”[83]
即便新加坡推广国语，但并不是为保存华人文化，“在东南亚国家对华语使用的强力限制下，除了马来西亚华族仍将华语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族成员主要将华语作为一种语言工具而非文化载体来学习，使用华语的能力和机会日益减少”[84]。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动作片较易通行。这和之前香港电影针对语言的复杂性采取的对策不同，早在1959年，邵氏就首创幻灯字幕说明，但人工推映，较为麻烦，于是向荷兰购买电影字幕说明印制机，从当年开始，凡是欧美影片印上中文字幕，华巫印影片印制中文字幕。[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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