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亚的独立，宣告东南亚市场变化的开始。对于香港电影来说，政治的影响起初并不明显。《马来亚之恋》（1954）等片的成功继续鼓舞着制片人，在中国香港地区制作完电影后投放向东南亚市场。1957年，邵氏公司刊登整版广告祝贺马来亚独立，介绍香港、星洲两地的“设备优良制片厂”及戏院。否则，邵逸夫也不会于1958年到香港成立邵氏兄弟电影公司。据当年的报道，1959年7月，邵氏在《江山美人》（1959）等影片成功后，曾表示对大制片计划更具有信心，为了配合“星马新情势之发展”，决定“投掷巨大资力”，拍摄“健康影片”，并派遣两大摄影队及影星南来；又表示基于新情势之需求，邵氏今后所拍之影片，将侧重以星马为背景，实际该举是基于邵氏马来亚片场拍摄的《独立桥之恋》（1959）一片的卖座。邵逸夫在该报道采访的最后称，星马新情势之发展，已引起举世瞩目，邵氏机构会做好配合，决定大量拍摄“马来亚化影片”，希望当地作家能提供剧本。[3]相隔两周后，当地报道再次称邵氏“国语片以星马为主要之市场”[4]。国泰机构的官方杂志《国际电影》，1957年时的分销处设置主要仍是华人众多的东南亚诸国。[5]
民族独立浪潮后，不少东南亚国家都曾或多或少地对本国华人华侨实施过限制、歧视、排斥和打击的政策，如菲律宾的经济菲化政策（《片花》一节中提过），1959年印度尼西亚撤销华人零售店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1959年第十号法令》，60年代缅甸没收华文学校和华人产业企业的国有化运动。[6]以马来西亚政府对华人的经济政策为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1957年至1969年，允许华人自由地从事各种经济活动，限制不太严格；第二阶段是自1970年“新经济政策”公布后至今，其特点是重点扶持马来人经济，对“非马来人”（主要是华人）的经济限制越来越严格。国泰电影公司结束后，星马方面的片源依靠嘉禾和独立制片、台湾影片，还有国联电影公司的片源。到80年代中期，电影市场形势大变，星马市场上录影带充斥市面，影院受到很大冲击。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又规定，大机构必须有马来人的股份加入，必须出售一部分股权，因此国泰与邵氏均将在马来西亚的机构改组。马来西亚邵氏兄弟公司的资产让出30％给当地财团，马来西亚国泰影业公司更在之前已经出让。马来西亚为了维护本国国民权益，要求在改组过的外资机构中还必须接受本土人士加入，以联合经营手法发展业务。[7]加上国泰机构的台湾片源大减，嘉禾的片源也到别的院线，转为放映香港新兴电影公司的影片，但版权费太高，因而发行方面，国泰没有盈利。[8]马来西亚学者也指出，20世纪60年代开始，邵氏和国泰在马来西亚的电影制作就已经逐渐失去竞争力，票房利润开始走下坡路。邵氏在1967年关闭了新加坡的马来电影制作公司，而国泰也在1972年结束了在新加坡的制片营业。虽然1966年邵氏把新加坡的电影制作转移到位于吉隆坡的“独立片厂”（Merdeka Studio），试图继续争取马来电影市场，但此举无济于事，邵氏的马来电影事业已回天乏术。当邵氏在1985年把“独立片厂”卖给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机构，以及国泰把大部分的电影发行业务（包括戏院）卖给马来公司，华裔资本也逐渐远离马来西亚的电影制作与发行。这里有诸多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马来国族主义的萌发，激发在新加坡的马来艺人和电影人，跟厂方争取更多的创作自主权和更高的薪金待遇。工会和厂方的冲突，也使得电影拍摄无法顺畅进行，电影制作费高涨。而马来西亚在1957年的独立以及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导致了许多马来艺人离开新加坡迁移到马来西亚，马来电影市场的中心也逐渐从新加坡转移到马来西亚。其他因素包括电视科技的出现，以及马来电影逐渐无法和印度尼西亚、印度和中国香港地区（部分香港电影还是由邵氏和国泰在香港的片厂制作）所制作的彩色电影竞争，导致马来电影的观众群减少。邵氏和国泰的竞争，也逐渐从南洋转移到香港去。由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泰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电影市场越来越大，星马市场的重要性也开始滑落。[9]1966年的报纸上就登载了马来西亚片商指责港片使本国影业衰落的报道。[10](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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