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多语言片种及其东南亚传播

要满足东南亚的各类人群需求，对香港电影制作的直接影响之一是多语言片种。目前所知，香港制作的语种有国语、粤语、厦语、潮语影片。粤语，是香港本地通行的语言，并在岭南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独具一格的活泼而生活化的表演风格，与80、90年代香港电影夸张过火的风格相得益彰。比如80年代，马来西亚怡保的华人观众仍热爱无法听懂粤语台词的香港影视，他们所迷恋的是摩登而不失亲切的气息。香港的多数国语片表演则比较话剧化，至于厦语片和潮语片，因为成本和制作人才的关系，未能发展出鲜明的风格，导致昙花一现。“我们厦语片闽南片，后来走下坡的原因，因为它的市场很小，除了马来亚、新加坡福建人最多，泰国少数，菲律宾也多，（中国）台湾（地区）也是福建人，但（中国）台湾（地区）本身有出产……来来去去，男主角都是这个人，女主角也是这个人，久而久之，人家都看得很厌倦，当然故事也有问题，故事来来去去只是适合老人家看的，没有创新。无形中市场是越来越缩小，不了了之这样。”[40]

香港电影的多语言片种在制作比例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30年代，有过国民党政府禁止粤语片拍摄一事，原因众说纷纭，但其实对粤语片的影响不大。

1937年，国民政府颁下命令，禁止拍摄方言电影，针对的其实主要是香港粤语片。华南电影界自然想方设法尽力拖延与争取，一方面在拍摄和放映粤语电影时加入国语短片，另一方面逐渐增加国语电影的数量；结果，该法令推迟至1940年6月30日才施行。[41]并且，法令也没有彻底得到执行，如《天上人间》（1941）就是百分百的粤语片，只在片头片尾加插两首国语歌曲，敷衍了事。片中的几个天台浪客，每天总会相叙在“聚义堂”的牌匾之下，背后挂着蒋介石的肖像，蒋介石其时是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照片两旁的对联——“人无分男女老幼 地无分南北东西”，是蒋介石的抗战名言。[42]

除粤语片，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厦语片和潮语片，专供东南亚各地放映，市道最好的时候，它们和国语片、粤语片不相上下，但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迅速退潮并几乎销声匿迹。

后世研究者也注意到香港粤语人口占多数，却一度国语片产量和声势均远远大于粤语片的现象，并给出了一些比较中肯的分析。

比如，邵氏和电懋在50年代都有粤语方言电影制作，但后来都专心于拍摄国语片，这是许多研究者注意到的。邵氏显然洞悉东南亚华人移民对粤语片的需求，早在1933年天一时代和粤剧名伶薛觉先合拍粤语片《白金龙》在南洋市场获得成功就是显例。一种观点认为战前的东南亚市场一直是粤语片的，但战后由于“北来的电影精英只专注于自己的文化习惯，拍的电影一定要讲国语，而利用香港（甚至东南亚各国华侨）的大中国意识（相对地觉得自己处于边缘心态），使国语片也取得一定市场”。此后，国语片用心制作的精神，精明的经营手法（如邵逸夫在东南亚曾设法打击粤语片），能够得以在不讲国语的地区流行十多年。[43]导演楚原回忆1968、1969年粤语片已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原因是：“邵氏资本雄厚……那时还有一种思想，就是觉得国语片比粤语片高级。”[44]另外有研究者将之提高到“家国主义”的层面，认为邵氏偏重国语片是基于国语的“庙堂色彩”：“虽然粤语在海外华人社群中大受欢迎，亦因此为邵氏带来可观利润，可是从家国主义的观点看去，粤语始终是一种方言，所满足的只能是狭隘、特定的市场。相反，国语则通行全国，它才是代表现代中国的语言。为了达至全球化，打入东南亚及香港粤语社群外的主流市场，邵氏选用国语作为商业语言，因此更能符合邵氏的全球目标。”[45](www.xing528.com)

的确，国语片在60年代的时候市场已经较粤语片大。尽管同期有两家资本规模尚可的公司光艺和岭光制作粤语片，但比起邵氏、国泰来，无论声势还是人才都不能相较，以此逐渐形成国语片较为高级的印象。黄卓汉在1952年由粤语片改拍国语片，著名粤语片导演秦剑表示不解。黄卓汉解释粤语片除了香港本地，还有越南、新加坡及美国的唐人街，但国语片有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区与国家，将来可能还有内地。[46]黄卓汉也提到国语片较粤语片“高级”的流行看法，但是，对于独立制片公司来说，有个档期的问题。国语片的市场虽然大，但是随着香港本地市场变大，出现了独立制片拍摄的国语片缺少放映的戏院，档期（一周为一个档期）半年甚至一年也排不到的问题。并且，如果不能在香港上映，报纸上没有广告，会影响东南亚市场，因为片商看到广告才来抢片。除非邀请到李丽华等大明星主演，否则就很难谈“片花”。所以独立制片只能又改拍粤语片，黄卓汉从1959年开始就转拍粤语片，而且，邵氏和电懋的称雄，不仅造成独立制片避其锋芒，台湾的民营国语片也只好减产或停产。[47]

厦语片导演、演员王清河回忆厦语片的衰亡也有语言原因。邵氏为了国语片的销路，在新加坡、菲律宾、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均从上映这一环节击破。马来西亚的怡保本来有家戏院专营厦语片，邵氏与之商议以国语片替代厦语片。在新加坡则因为正好提倡国语，中国台湾地区同样也有国语逐渐普及的原因，均造成厦语片失去市场。[48]

诚如香港影评人罗维明指出的，国语片之所以能流行，根本原因还是两家大公司的雄厚资本带来较方言片可观的视听效果。电懋和邵氏相较，并无大中华背景，陆运涛的立足点是整个东南亚，按说有制作方言电影的可能。不过，制作方言电影遇到的最大瓶颈可能是缺乏人才，当时电懋所延揽的名家（如张爱玲、秦羽），邵氏后起的新秀（李翰祥、张彻），以及在香港延续了职业生涯的上海影人，如朱石麟、岳枫、李萍倩、李丽华、严俊等人，都是拍摄国语片的人才。重新考察国泰和邵氏最初登陆香港的拍片业务时，都曾经有粤语片业务。主要由新老两类影人组成，一是香港原有的已经成名的粤语片演员，在东南亚已经有很高的知名度，如吴楚帆、紫罗莲、梁醒波等，二是培养新人，邵氏的林凤、国泰的白露明都是出色的新人，但是和演国语片的林黛、李丽华、葛兰、尤敏比起来，声势无疑要逊色很多，尽管白露明和林凤在邵氏和电懋两家官方杂志上的宣传篇幅并不少。

此外，国泰和邵氏在开展香港制片业务后不久都开始开拓台湾市场，这也是国语片慢慢占上风的原因，比起东南亚市场来，中国台湾地区的市场虽然也有诸多限制，但在文化接受上无疑障碍更小。而且，台湾对香港电影界也有政治上的期待：在香港电影界培植自己的势力，而粤语片由于浓厚的方言和地域色彩不能担此责任。而且，由于国民党去台湾时，随行的成名影人很少，岛内的电影事业尤其是商业电影人才奇缺，因此也需要从香港引进电影满足民众的娱乐需求。50年代中期，台语片（即闽南语）在台湾观众很多，香港此时正流行拍摄厦语片（也即闽南语），也有流入台湾市场的，台湾的台语片人才也被延请至香港拍厦语片，两地还形成某种程度上的竞争。不过，国民党去台湾后就厉行推广国语，对台语片采取边缘化态度。至50年代后期，除了随国民党去台湾的外省人，台湾当地掌握国语的人数也在增加。因此，对于香港国语电影来说，台湾的国语片观众是日益增长的过程，而东南亚的华文教育则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国语片观众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对台湾市场的重视促使国语片的发展便在情理之中。

那么，除了国语片比粤语片高级，或者比其他方言电影高级的原因，国语片在东南亚的传播有无其他基础呢？应当关注东南亚华人观众的语言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