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的东亚与东南亚传播研究:星马蜜月期与文化交流

星马对香港电影题材的影响约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及独立之后的三四年间更为明显，将之称为香港电影与星马市场的“蜜月期”也不为过。表现为到南洋出外景，为当地市场“量身定做”影片。这类影片的产生，和战争迫使人口迁移有关。“二战”中日军南侵，不少内地和香港的电影人组成剧团到南洋各地巡回演出，大受欢迎。故此，40年代的战乱造成香港影人和南洋接触频密和南洋华侨对祖国的进一步认识，创造了战后港片再进一步扩展南洋市场和南洋题材的契机。并且，抗战开始后不少文化人移居南洋，加上祖国战乱，引发华侨思念家园及关怀祖国的命运和文化，引发了年轻一代反省旧道德与他们的切身关系。[13]新旧道德主题也成为这些影片所关注的一个重心。

开风气之先的是粤语片影人紫罗莲。她于1948年到东南亚登台，大概是战后第一个到东南亚登台引起轰动的女明星，新加坡的国泰机构随她去各地登台时拍下不少纪录片。紫罗莲回港后，利用大量风光生活纪录片，并参考带回的南洋生活习惯、服装、道具的照片，拍成1954年的《马来亚之恋》，片中的华校情节正是当时华文教育大兴的真实写照。［此前，长城公司拍摄了《娘惹》（1952），但此片没有去星马出外景，而是厂景。1950年南国影业有限公司拍摄的《海外寻夫》是华侨题材，但只是泰国华侨题材，并在泰国出外景。］芳艳芬的《槟城艳》（1954）也是厂景，插入槟城街景并非剧组出的外景。[14]根据资料，《槟城艳》首映日为1954年3月11日，《马来亚之恋》的首映日是当年9月10日。两部影片接连问世，说明并不是紫罗莲一人，而是香港粤语片界共同发现了这一新鲜题材的市场潜力。

《马来亚之恋》的成功，影响到光艺公司1957年拍摄“南洋三部曲”（《血染相思谷》《唐山阿嫂》《椰林月》）。据粤语片导演陈文回忆，当时去香港之外费用昂贵，一般公司都负担不起。因为《马来亚之恋》的成功，并考虑到南洋出外景可以起到宣传捧红新人的目的，公司通过了计划。后来果然在星洲、怡保、槟城等地取景时沿途受到影迷的热烈欢迎。当地华侨对华文教育相当热衷，对中国仍很热爱，常常惦念着家乡，因此他们都很喜爱来自香港的华语片。“当年有不少以南洋为背景的影片出现，正是针对南洋华人市场而拍。一般都赚钱。……此后，南洋亦成为光艺出品影片的主要销场。”陈文述说自己在后来也曾到过星马，启用当地剧团演员拍了两部国语片，但卖座并不成功。[15]光艺南洋三部曲中，再次出现了南洋华校的情节。数年后华校逐渐为当局所不容，这类题材便不再出现。星马市场因《马来亚之恋》而大兴，在导演楚原的回忆中也得到证实：一是紫罗莲的《马来亚之恋》在星马大收特收，带起其他片商有兴趣到南洋出外景。二以粤语片制作的规模，坐飞机出外景成本太高，而且要同时拍三部片子才划算。所以光艺的片子一起拍了《血染相思谷》《唐山阿嫂》《椰林月》，用了三个月时间，去了槟城、怡保，回来再补厂景。同期还有邵氏的周诗禄带着万里红、欧嘉慧等往星马拍外景。上述影片在星马都卖座。[16]邵氏的星马背景影片有《星岛红船》（1955）、《零雁》（1956）、《独立桥之恋》（1959）、《南岛相思》（1960）等。

1956年，国泰机构也支持香港独立电影人拍摄星马题材电影。一类是国语片，有严俊导演、李丽华主演的《娘惹与峇峇》，片中有著名的马来传统土风舞浪吟舞的表演，还有马六甲的名胜风光、南洋土生华裔的恋爱与传统习俗等。同年，严俊与李丽华合作的另一部电影《风雨牛车水》在新加坡实地拍摄，也是反映华侨生活。一类是粤语片，国泰支持梁醒波等人在星马拍摄了《星洲艳迹》（1956）和《吉隆坡之恋》（1956）。

星马题材的流行，也影响到其他方言电影跟风拍摄，如厦语片也拍摄了《马来亚之恋》（1959）。[17]

不过，这些影片并非真正反映当地人生活，不少影片把中国旧礼教对自由恋爱干涉压迫的故事搬到南洋，不触及真实的社会矛盾。楚原指出：“当时制作上并不深入当地，编的故事多为空中楼阁，只不过故事人物为星马人士，讲些许华侨生活。”当年前往星马的动机“绝对是为了票房的考虑。主要是影像新鲜一点，可增加卖座吸引，再者是可增加宣传号召力”[18]。比如《血染相思谷》有马来亚的传统歌舞，《椰林月》片中有星马八个大小城市、星马三十余个著名名胜。[19]通过外景增加吸引力，也是一种营销策略。再如娘惹峇峇是土生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并不强烈，更认同英国政府。[20]但娘惹峇峇在南洋作为有华人血脉的族群，服装、饮食、习俗均很独特，可以成为电影的一大卖点。

香港电影界重视星马市场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如南洋对歌唱片的喜爱，于是影片中都加插歌曲。[21]李翰祥导演的《乌夜啼》名字改为《马路小天使》（1957），就是因为原来的名字太文了，又加上星马及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根本没有乌鸦。[22]李翰祥回忆中更有这样一些细节：50年代星马片商用秒表掐时间，功夫片要打够6000呎，打少了认为偷工减料。轮到歌唱片则问有几支歌？谁代唱？谁作曲？起码8首歌以上，才可以谈合同。[23]胡金铨的《大地儿女》（1965）一片原本有三个小时，因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实施反种族法，邵氏大量删减日军暴行场面和中日对抗镜头，尤其有国旗的场面全被剪光，只剩下两小时二十分，片中看到的主题是：只有中国人必须团结，才能对抗外族侵略。本片的遭遇也导致原本胡金铨要用同一批道具与服装拍摄的第二部相同主题影片《丁一山》计划被迫终止。[24]邵氏的《红楼梦》（1963）之所以没有用外形和唱功都佳的凌波，就是因为新加坡方面的坚决反对，因为星马观众认为她是厦语片的二三流明星，演国语片一定没有观众。[25]邵氏导演何梦华回忆《西游记》（1966）在新加坡很受欢迎，于是又接连拍摄了《铁扇公主》（1966）、《盘丝洞》（1967）和《女儿国》（1968），导演本人拍倒了胃口，但还是要根据市场来。[26]1963年，邵氏因007电影在全世界的流行，也开拍同类间谍打斗片，并与东南亚合作，如菲律宾影星出演菲版007，马来西亚影星出演马来版007，同样的场面拍三次。1973年，因好莱坞《驱魔人》（1973）的成功，邵氏也跟风拍摄恐怖片，如《降头》（1975），成为当年的星马卖座片冠军。外景在马来西亚拍摄，并搜集了不少关于南洋降头术的资料。[27]此后，同类型的几部也均有泰国高僧、南洋降头术等因素。

再看第二点，星马资金到港。星马电影院需要影片供应院线，资本雄厚的院商无疑是愿望最强烈、机会也最多的那群人。“为了保证邵氏在东南亚一百多家电影院有足够的华语影片供应，邵氏兄弟知道只有利用香港自由港和影人集中的优势，全力扩展香港的制片业务，才可能度过这个危机。”[28]五六十年代中，东南亚资本（此处指较大额资金，小额的资金在下一章“片花”部分论述）北上香港，尤其是在星马与邵氏已经是行业对手的国泰，在这一轮竞争中，国泰的欧德尔在经营上显然比邵氏父子技高一筹，所以引致邵逸夫从新加坡北上，在香港花大手笔建立片场，最终解决片源问题。国泰与邵氏是星马两大戏院阵营，邵氏业务以戏院和制片为主。掌管国泰的陆运涛继承其父陆佑的生意时，“接手马来西亚及星加坡一带超过六十间戏院，及香港永华片厂的电影发行权”。新加坡的国泰机构，不但管理电影的发行，还兼营宣传、电影院院线、地产及酒店等业务。国泰还有一个附属机构Cathay-Keris，为马来西亚的本地市场制作马来语电影。[29]两家公司竞争非常激烈，均在“星、马两地拥有一百多家戏院，而且几乎是敌对式的，任何地点有一家邵氏戏院，附近一定有一家国泰戏院，有时候还出现两个不同机构的戏院并排在一起的情形，连广告牌都是。邵氏在什么地方有一块广告牌，国泰也一定在它附近弄一块同样大小的广告牌，造成‘竞争’！”许敦乐也提到1956—1960年到东南亚考察业务时，邵氏和国泰“属下的戏院相互对峙的局面”[30]。根据1957年马来西亚出版的《马来亚新志》[31]，1957年马来亚独立，邵氏兄弟有限公司的祝贺广告介绍中国香港地区、星洲两地拥有设备优良制片厂[32]。国泰则于1957年11月在官方刊物《国际电影》上介绍影院分布情况。[33]两家影院具体如下：(www.xing528.com)

（续表）

（续表）

根据上表对比，香港邵氏父子公司的片源的确不能满足邵氏兄弟在星马的影院及娱乐设施的规模需求，国泰当时的规模其实相距邵氏甚远，但已先行到香港展开制片业务，所以邵逸夫才亲临香港，以放手一搏。

国泰的戏院原本很少放映香港拍摄的影片，而以放映西片为主。这与陆运涛本人有关，陆运涛为华人移民的第二代，接受的完全是英式教育，也真正是西化的华人，且家族与殖民地高官为姻亲。陆氏为星马巨富，电影在其产业中所占份额并不多。邵氏虽然后来也涉及酒店等行业，但电影是其立业根本。不过，国泰在香港经营期间，与邵氏的竞争属于叫好不叫座，亏损很大，所以在人事变动后由陆运涛亲掌大权。因此，陆运涛后期对电影业的重视不纯粹是玩票。[34]

国泰在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数个机构可以清楚地勾勒出其在香港建立电影事业的轨迹。1951年，国际电影发行公司在新加坡成立，主要业务代理中国香港、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在星马及东南亚国家放映。1953年，国泰机构派英籍犹太人欧德尔到香港创立和主持国际电影发行公司（简称国际），这是国泰机构在香港创办的第一个电影机构，除负责在香港购买影片给国泰机构发行，也支持一些电影制片公司拍戏。1953年，国际借钱给李祖永的永华电影公司拍摄电影《翠翠》，但是永华当时已经深陷财务危机，于是国际在1955年接管了永华。其实，之前的1954年，国际已经开始在香港制作影片。并以类似《江湖儿女》的部头形式与张善琨、严俊、李丽华、白光等国语片电影人，吴楚帆、紫罗莲、梁醒波等粤语电影人展开合作。这便是国泰逐渐介入香港制片业务的过程。[35]1956年，欧德尔被调回新加坡，陆运涛把永华和国际合并，改组为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创业作为《金莲花》（1957）。公司集制作、发行、院线于一身，是国泰机构在香港成立的第二个电影机构，陆运涛任董事长，总经理为钟启文。

国泰和邵氏之外，另一家资本规模较小的星马电影公司是光艺公司，也在50年代北上香港投资拍片。光艺在星马也有自己的院线，但无法与邵氏、国泰抗衡。（根据黄卓汉的叙述，光艺的戏院数量为邵氏电懋的三成，资本规模是邵氏、国泰的零头。[36]）1962年是光艺的全盛期，1962年成立的新艺，起用周聪、龙刚等新人，同年成立潮艺，专门拍潮语片，有陈楚蕙、陈丽丽等，另有拍摄武侠片的粤艺。[37]

除了资金北上，虽然香港的电影业总体上以港方主创人员为主，但星马的艺人也会来香港参与拍片。[38]尤其是厦语片等片种，港方演员在放映当地影响力不够的话，就会借助星马一带的明星来吸引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