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社会：移民规模与香港电影研究

其二，华人移民在东南亚总的人口规模不小，这也是香港电影业重视这一市场的原因。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指出，19世纪出现了中国移民的又一次高潮，他将之称为“大移民时代”。这次移民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外华人社会的人口结构，此后，海外形成了一个与祖籍地保持密切联系的华人社会。在不同的国家，新客华人与土生华人的比例呈现不同变化。比如1891年，海峡殖民地的峇峇共约5万人，而来自中国的新移民竟多达17.5万人，新客华人占比为78％。在马来半岛，1931年的统计显示，马来华人中，出生于中国的比例为68％。在泰国，这一比例则为46％。在东印度群岛，20世纪60年代，爪哇地区的土生华人比例高于新客，约为3∶2，但在外岛，正好是相反的比例。于是，中文学校、中文报刊都在此后出现。进入20世纪后，华人的性别比例逐步趋向平衡，这也促使新客华人得以有效保持自己的中华文化特性。[15]孔飞力认为这种人口结构对当时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很有吸引力，对于电影业来说，也无疑有同样的吸引力：巨大的受众和商机。

东南亚的华人社区与欧美不同：“……在东南亚，较大规模的华人群体建立了有影响的都市社区：与西方所见的唐人街不同，这些华人社区遍及大都市和小城镇。规模大的群体可以建立华文中学，甚至建立医院。他们出版他们自己的华文报纸。总之，他们建立广泛的社团网络。”[16]不同的形成也与东南亚华人移民的规模有关。唐人街是面积有限的城中城，其人口数量并不足以支撑电影这样的规模化产业；而东南亚华人移民在城市和乡镇均有分布，为电影早年的流动放映创造了条件。邵氏家族的电影企业正是得益于流动放映，才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站稳脚跟，打下了事业基础。(www.xing528.com)

在邵氏南下香港地区和东南亚的同时，另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华侨赵树燊也在香港开展电影事业，可以做一比较。赵树燊原籍广东中山，1904年出生，在美国长大并接受教育。赵氏从小爱好摄影和绘画，18岁时，自愿免费随法国人杜谦在美国研究动画电影的制作。之后，在学习摄影的过程中，他对电影发生兴趣，于是到好莱坞学习电影布景等业务。1931年，赵树燊的父亲资助华侨陈春荣在旧金山创办“华人影业公司”，摄制《王昭君》一片，赵树燊担任本片的布景师和副导演。1933年，赵树燊在父亲的资助下，与关文清等人在旧金山组建“大观影片公司”，赵树燊担任大观创业作《歌侣情潮》（1933）的导演，本片是海外摄制的第一部粤语片。为了开拓大观的市场，赵树燊在1934年携《歌侣情潮》到香港公映，结识联华影业公司的负责人罗明佑。罗氏邀请他出任联华港厂的厂长，赵氏在此职位上任职两年。他和关文清、罗明佑等计划组织“海外联华”影片公司，计划建成一个类似好莱坞的香港影城，由于他和关文清不同意罗明佑提出的将海外联华设址上海的主张，便在香港成立了“大观声片有限公司”。该公司是香港战前最大的电影制片公司，从1935年至1958年，共推出124部故事片，广受舆论好评，并从未推出过神怪、色情等劣质电影。在香港电影技术改进的过程中，大观和赵树燊的贡献也非常大，香港第一部16毫米彩色片、第一部35毫米彩色粤语片、第一部彩色国语片、第一部立体电影和第一部宽银幕电影，均在“大观”由赵树燊负责研制或导演而成。1941年，赵树燊预见香港会沦陷，便在美国开设“大观”分厂，一共出产23部故事片。抗战胜利后，赵树燊自美国返回香港，在钻石山主持建成当时香港规模最大、最完善的“大观制片厂”。1954年，又创设了专门摄制国语片的“丽儿影片公司”。“大观”推出的影片，虽然叫好但大多不叫座，因此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至1954年已基本停产，1957年，“大观制片厂”也转手出售。赵树燊在1958年返回美国，继承父亲的实业。[17]赵树燊1933年从美国到香港，时间上与邵氏的天一公司从上海到香港同时。赵树燊以香港为生产基地，市场目标是美国的华人，而邵氏目标是东南亚的华人。这两个不同的取向最终导致了不同的结果，除了邵逸夫精明的生意眼，相信市场规模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50年代中叶是香港电影界新旧更替的时代，在这场大变动中，上海电影界的南下，星马资金的北上，台湾电影市场的开辟，改变了原有的格局，目前的资料文献中没有发现赵树燊在这场变化中的应对举措。按上述的资料，赵树燊的大观公司对电影技术革新兴趣浓厚，成绩也很出色，但很有可能短于市场开拓，以美国的华人规模其实很难支撑赵树燊在竞争愈来愈激烈的香港电影业生存下去。赵树燊离开香港之时，也正是邵逸夫移师香港的同一年。由此亦可见东南亚市场对当时中国香港地区电影业的意义之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