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行统一”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在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中,一直有着知行统一的思想。春秋战国时代,先秦儒家学者就强调认知与践行的统一。《论语》中记载了许多有关的思想和观念,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孔子认为认识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强调了做人做事知行统一的重要性。先秦诸子百家中的荀子也说:“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他强调实践在认识事物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四书》中的《大学》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核心在于培育品德与行为有机统一、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中庸》一书则指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即求学之道在于广泛地多方面学习,详细地问,慎重地思考,明确地分辨,踏踏实实地行。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学说,主张心与理、知与行相统一。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强调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王阳明认为“知”与“行”是一个动态的有机整体,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包容,两者自然地构成同一个行为实践过程。王夫之说:“知行始终不相离,存心亦有知行,致知亦有知行”(《读四书大全说中庸》)。他认为知行始终不可分割,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二者相互作用才能取得更大的效果。他对知行的理解,既源于先辈又高于先辈。
知行问题的认识,一直是中华文化关于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认识基础一直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中,为实践育人工作提供了思想保障。中华文化关于知行问题的认知基础也传承到教育方针中。它在教育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此观点一直贯穿于我国当代教育发展的全过程。
(二)实践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对此进行过阐述。他指出,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只有人具有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是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只有人具有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是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这里,马克思谈到个人的全面性是指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劳动活动、劳动能力、社会关系、自由个性和人类整体等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要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中实现。当前,我国高校部分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应用和创新能力,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总体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在高等教育中要加强实践环节,这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因此,必须树立实践育人观念,把实践育人统筹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和各环节,纳入学校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的总体布局中,形成实践育人工作的合力;完善实践育人机制,强化实践育人的领导机制、经费保障机制和队伍保障机制;构建打造实践活动平台,形成以实践教学、军事训练和社会实践为核心内容的活动体系,为大学生提升本领和增长才干搭建平台、提供机会和创造环境。(www.xing528.com)
(三)实践育人是高等教育规律的集中体现
实践育人是一种有效的育人方式。通过个体参与现实活动的方式,充分调动了个体的内在因素和主观能动性,实现知、情、意、景的有机结合,最终实现个体素质的全面提升,达到有效育人。同时,实践育人也是一种系统化的育人理念。在我国实践育人的理念和做法,一直贯穿于高等教育。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开展,各高校在实践育人方面都开展了一些有益的工作,高校实践育人理念日趋完善,实践育人内容不断丰富,实践育人形式不断拓展,实践育人体制机制逐步健全,实践育人的氛围日益浓厚,实践育人规律的把握更加客观全面。例如,高校开展了形式和内容多样的实践活动,通过教学实践巩固专业知识、通过军事训练巩固军事理论知识、通过各种主题教育、志愿服务、社会调查、创新创业、勤工助学等形式进行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这些实践教育活动,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体现了高校实践育人的必要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体现了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
不仅如此,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强调以德立人,树人重德。因此,培养人、塑造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教育的本质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实践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所以,实践育人是完成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的不可或缺的途径[46]。因此,从实践育人本身的属性和对教育任务的实现两方面来说,实践育人都是高等教育规律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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