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阳榨洞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传承史

早期智人时期过后，接下来是晚期智人时期，这一时期的旧石器遗址，在清江流域的长阳地区也有发现，这就是榨洞旧石器遗址。

榨洞遗址，与伴峡小洞遗址一样，亦在伴峡之内的清江北岸，东距小洞遗址约100米。洞口向南，洞前有少许斜坡地，洞口下距清河面的垂直高度约20米，西距著名的盐池温泉0.5公里。

榨洞的名称，是因当地群众曾利用洞中宽阔的空间场地做过榨油的榨坊而得名。随后还开过酒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附近农民还曾在洞内抢挖过“龙骨”（即动物化石），故洞内曾累遭挖掘，破坏较严重。

1996年6月初，又因当地农民要在这洞口炸石取土建房屋，还说以后修公路也要在这里取土。为了抢救洞内文物，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便派出一个发掘小组对这处洞穴遗址进行了科学的清理发掘。

这次发掘，选在洞口东西向4×8米的探方1个，从6月2—9日，历时一个星期，下掘深度2.5米，获得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

从出土文物看，明显有三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但地层堆积有7个自然堆积层。第1层为扰乱层，第2层为早期巴文化堆积层，第3层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堆积层，第4—7层为旧石器晚期堆积层。

第2层出土的4片陶片，从火候到纹饰，都与香炉石早期巴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相近似，应属早期巴文化遗存。

第3层出土1片陶片，内外均饰红陶衣，与大溪文化的陶器特征一样，当属大溪文化时期的遗存。

第4层不见陶器出土，而出土了大量的打制石器和经修理制作的骨器，尤其是还出土了一批哺乳动物化石，无疑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产物。

第5—7层的灰褐土、灰黑土，主要是火灰堆积层，除可见少量炭末和一些经过烧过的兽骨外，无其他包含物。因此更说明榨洞遗址的下层堆积只能是旧石器时代的产物。因用火遗迹在最底层，当为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取暖和熟食所为。

第7层以下，系灰白色细河沙，较松软，说明榨洞在有远古人类居住之前应有洞内的暗河水流。

第4层出土的打制石器，有石斧、石片和石核，出土的骨器，有骨锥、骨铲，还出有角锥。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经鉴定，有麋鹿、水鹿、小角麂、苏门羚、牛、犀牛、巨貘、熊、大熊猫、豪猪、竹鼠等十余种。此外，还有鸟和鱼的骨骼。

从出土的石器和石制品的原料看，除1件为灰岩和2件为铁矿石外，余皆为黑色燧石。这种黑色燧石在榨洞内及其附近地区没有见到，应是从较远的地方或清江河滩上拣来的。

从石器的制作情况看，石核仅发现1件，余皆为石片，故这里明显是以石片石器为主。器类是以小型刮削器为多，大型砍砸器较少。但值得指出的是，在榨洞的一个支洞中采集的1件由灰岩砾石片制成的蚌壳形大手斧，它的长宽竟达24.16厘米，而且刃沿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这在我国一些旧石器遗址中是很少见的，极为珍贵。

遗址中出土的骨器，也很令人注目，骨锥、骨铲的选料和制作都很讲究，不仅取材较好，选用骨质较坚硬的动物肢骨进行制作，而且选样较好，磨制（也许是使用摩擦而成）较精致，便于手握易操作，使用方便，效果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出土的1件大型骨锥，属稀世珍品，它长达24厘米，制作也非常精致，这在我国旧石器遗址中，实属罕见！(www.xing528.com)

为了准确判断远古人类在此居住的年代，我们将第5层的炭末采样送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用加速器质谱做碳十四测年研究，获得的结果不出所料，为27050年±180年，即距今27000余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从出土的一些哺乳动物化石种类看，有不少与“长阳人”的共生动物很相似。因此，无疑应属我国南方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

纵观该遗址的文化堆积，虽有香炉石文化（即早期巴文化）、大溪文化和旧石器晚期文化三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但以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的堆积为最厚，出土遗物也较多，故以旧石器遗址来称谓“榨洞遗址”是比较合适的。当然，这也能使我们即刻想到，从距今27000年前的远古时候起，这里就是人类居住的一处理想的洞穴。因洞口宽敞，洞内空间较大，加之洞口向南，有出路，阳光充足，当时洞前的清江河床也应该较平较高，河的两岸有较多的野生动物生存和栖息，这给当时的人类也提供了较好的生存环境和条件。

总之这处洞穴遗址的发现很重要，它不仅为研究鄂西清江流域的旧石器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而且也扩大了长江中游地区旧石器遗址的地域分布，增加了我国旧石器文化研究的新资料。

最后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处洞穴遗址的东边100米处，就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伴峡小洞遗址所在地。众所周知，人类的发展从早到晚是有传承关系的。既然两洞穴遗址同在清江北岸的伴峡之内，说榨洞旧石器晚期的人们是由伴峡小洞旧石器中期的人们发展而来，也应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需要加以交代或解释说明。那就是在榨洞27000余年前或者说在距今9万—3万年这段时间里，本书还未举出旧石器遗址的例证加以连接。

按照遗传生物学界有种说法，是说在人类发展的旅程中，发现在距今10万年前至4万年前的这段时间里，东亚地区的早期智人，因受最近一次冰川时期恶劣气候的影响而绝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从非洲不远万里迁徙而来的现代人种。

真是这样吗？我们做考古人类学研究工作的，大多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从我国广大地区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大量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来看，还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我国还未明确肯定有距今6万年前后的古人类化石及这一阶段的旧石器遗址发现，但也不能武断地作出就是没有这段时间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遗址。这是因为我国已发现数百处旧石器晚期的遗址，一般都没有作进一步的年代测定，只是根据地层堆积情况和古脊椎动物各种属的演化规律，大致确定它是属于旧石器晚期的遗址或遗存。因旧石器晚期的时长概念，伸缩性较大，七八万年、五六万年、三四万年，甚至一二万年都可称为旧石器晚期。这也是在未作出进一步的年代测定之前，为了慎重，只作一个大框架的年代结论，说它是属于旧石器晚期的遗址或遗存，是比较合适和稳妥的。所以我们就不能说遍布我国25个省市那已被发现的三四百处旧石器晚期和古人类的遗址中，绝对没有距今9万年到3万年之间的遗存。即或是经过年代检测，真的没有这段时间之内的遗存，那也没有任何理由说东亚人是从非洲迁徙而来。因这段时间内在东亚连人的影子都没有，你怎么能说这时期的东亚现代人是从非洲迁徙而来？

我们之所以认为东亚现代人是由本土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其理由有三：一是有本土的早期智人，如长阳人、大荔人、马坝人和金牛山人都是（近二十万年的早期智人）也是人种开始分野发展为白种人、黄种人和棕黑色人种的现代人早期。

二是距今1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中期的人类遗址发现很多，仅就鄂西清江长阳这一块地方就发现好多处。因此完全可以说在距今20万年到距今10万年前的这段时间内的早期智人在我国或在东亚生活没有间断，是连续发展的，不存在从非洲迁徙而来的问题。

三是距今10万年以内和距今3万年以前这段时间，东亚地区仍有晚期智人生息，并未绝灭。这里略举几例为证：1.长阳鲢鱼山遗址，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实验室共同进行检测，为距今12万—9万年；2.河南“许昌”人，采用热释光年代检测，为距今10万—8万年；3.通过对广西柳江人洞的堆积物进行系统的地层年代检测，结果证明柳江人可能生活在距今13万—7万年之间，而不是原先所认为的不超过3万年；4.北京的山顶洞人，经年代检测，为距今1万年到4万年；5.河南洛阳市栾川县城西北的“龙泉山”（庙坡）遗址，发现石核、石片等旧石器和鹿、牛、犀牛等古动物化石共计1000多件。特别是还发现有烧石、烧骨及石英碎屑的火塘（大面积用火遗迹），经年代检测，为距今5万年至3万年；6.1992年，在湖北荆州市小北门外4公里的真北村发现的“鸡公山”旧石器晚期遗址，面积1000平方米，发掘400平方米。遗址内出土数以万计的旧石器及其加工残碎物，还有丰富的遗迹现象，其文化层厚达1米多，存在两期文化堆积。第一期（下层）距今5万年前，第二期（上层）距今约2万年。遗址周围系粘土层，没有岩石，可见其加工石料来自远处。这处遗址属旧石器时代平原居址在我国的首次发现，填补了我国旧石器平原居址的空白，学术研究价值较大，所以这里早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以上例证中，我们可以发现，从距今9万年到距今7万年以及从距今5万—1万多年，都有旧石器晚期的人类在我国或东亚地区活动生息。这里仅缺少距今6万年左右的例证，但前面已经说了，我国已发现数百处旧石器晚期的遗址，如果都用先进技术进行更具体的年代检测，说不定会有相当多的旧石器遗址，都是距今六七万年时的遗存，能将早、晚期整个智人阶段十几万年的现代人发展的历史全部连接起来。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赞同现代人应是“多地区起源论”，而不应是“非洲起源说”的一元论。

旧石器晚期之后，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也就是晚期智人以后就进入了新人阶段。新石器时代，从距今10000年前后开始，一直到距今4000年前后。这一时期的石制工具——石器，主要是磨制石器，打制石器虽也有少量使用，但绝大多数的石质工具都是磨制的。磨制石器同以前的打制石器相比，当然是越来越精致，越来越锋利，且更加耐用了，所以用磨制石器的时代就称为新石器时代。

以下就按时间早晚的先后做些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