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冬梅[395]
内容摘要跨境税收情报交换的规则正在朝着国际一体化和趋同化的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各国承担情报交换的国际义务不断扩围的趋势，纳税人以银行保密机制作为逃避税之庇护伞的时代正在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对纳税人正当权利的保护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在这场税收情报交换的变革中，中国不仅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和恪守规则的遵从者，还肩负着责任和使命，即推动全球税收情报交换体系朝着有序和公平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税收情报交换银行保密纳税人权利保护
目 次
一、引言
二、跨境税收情报交换现有的规则体系及其一体化趋势
(一)双边税收协定
(二)多边税收协定
(三)区域性协定
(四)国际组织的参与和监督执行
(五)评述
三、跨境税收情报交换规则发展中的核心问题
(一)国家承担税收情报交换义务的扩围
(二)银行保密时代终结了吗?
(三)纳税人的权利保护——一块被忽视的领地?
四、对我国应对跨境税收情报交换一体化趋势的反思
一、引言
在国际法中，税收主权是一个国家最不情愿作出让步和妥协的一块领地。当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袭来，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中形成了一系列多边性公约和商业惯例，以世贸组织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简称“ICSID”)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建构起了独立于国家司法主权的争端解决制度，[396]国际社会法律的“趋同化”和“一体化”似乎已悄然而至。[397]然而，这一进程在国际税法界却可谓是举步维艰。长期以来，学者们围绕着制定一个多边税收协定的可行性，[398]以及设立国际税收法院或国际税收组织的构想进行论证，[399]尽管如此，却始终难以将国际税法往一体化的轨道上推进一步。当下，维系着各国税权分配利益关系的是一张由三千多个双边税收协定编织而成的庞大的协定网络，协定之间条款的差异导致各国的权利和义务在国际税法下的碎片化。直到21世纪初，学者们针对“国际税法体系”究竟是真实存在的法律分支，抑或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还在进行着激烈的论战。[400]
在国际税收实体规则难以统一，国际性税收法院、全球化税收机构的设立还可望不可即的今天，各国政府之间成立跨越国界的信息管理模式成为应对全球化趋势的必然走向。[401]本文提出，在跨境税收情报交换领域，国际规则的趋同化和一体化已初现端倪，它的形成以条约或协定作为法律基础，依托于特定的组织机构作为推动和监督各国实施的平台，技术语言和管理模式的统一为信息的移植和共享提供了便利。[402]这种国际层面上协作必然牵动着国内规则的趋同化，不可避免地给国内法带来冲击，尤其在那些将公民的信息隐私权视为民权的一部分，或是将纳税人信息的保密机制作为吸引外资之“磁石”的国家，国内法上的每一次调整很可能是对公民法定权利的又一次进犯，或是国家经济利益的失丧或削弱。
本文论述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事实出发，介绍跨境税收情报交换领域既有的规则，从而论证规则一体化正在形成;第二部分着眼对当前情报交换规则的三个热点问题逐一做重点剖析，包括各国承担情报交换之国际义务的扩围，银行保密时代是否已终结，以及纳税人权利的保护。第三部分，聚焦点回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经济崛起的大国，在这场信息交换的变革时代，我国正在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下一步应当如何应对?
二、跨境税收情报交换现有的规则体系及其一体化趋势
按照奥本海的观点，国际法的形成应或多或少地满足以下条件:世界各国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为了共同利益而结合的团体，这种共同利益使它们之间发生了广泛交往，并形成社会成员的行为规则。不仅如此，国家之间存在共同的意愿，认为国际行为规则应当由外力加以强制执行。[403]根据这一界定，国际法的形成可以解构为三个要素:第一，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的行为规则;第二，各国共同遵守的意愿;第三，这一行为规则应由外力加以强制执行。笔者认为，这三项要素在跨境情报交换领域均已出现且初具模型，不仅如此，还呈现出加速度发展的势头。为论证这一观点，这部分从双边协定、多边协定、区域性协定及国际组织的参与和执行四个方面入手，用事实说话，辅之以简要评述。
(一)双边税收协定
1.《关于所得和财产的税收协定》中的“情报交换”条款
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简称“OECD”)和联合国(简称“UN”)制定的“关于所得和财产的税收协定”(Double Tax Agreements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以下简称DTAs)范本中均包含了“情报交换条款”(第26条)。从现行文本(即2010年OECD范本[404]及2011年UN范本[405])规定的条款看，第26条在整个DTAs中享有“特立独行”的地位，其主要原因在于，与其他协定条款不同，情报交换条款的适用不受DTAs范本第1条(“关于协定适用的人”)和第2条(“关于协定适用的税种范围”)的约束，也就是说，即便被请求情报交换所涉及的居民并非缔约国双方的税收居民，情报内容也并非“所得税”或“财产税”这两类，这并不妨碍缔约国一方适用第26条请求情报交换，此外，该条款的适用不以DTAs的其他条款为前提。[406]由此可见，第26条实为“协定中的协定”。
2005年，OECD范本第26条及其相关注释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全面修订，[407]这次修订为如今的跨国情报交换制度奠定了基石，例如信息交换的范围不再限于“必需的”信息，而扩展为“可预见具有相关性的”信息;缔约国一方不得以某项情报与本国税收利益无关，或是信息由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受托人等掌握为由拒绝提供信息;情报可以用在非税目的上，例如反洗钱、反腐败和反恐等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等。2012年7月，OECD批准对DTAs中第26条的文本及其注释再次做出修订[408]，此次修订的目的是对已有规则的澄清及措辞上的完善，例如对“可预见的相关性”与“撒网捕鱼式”的情报搜集加以甄别;对情报用于非税目的的条件加以明确，以及允许缔约国在现有文本的基础上增加交换情报时限的条款等。
一些值得关注的动向是，2005年OECD范本修订后，包括奥地利、瑞士、比利时、卢森堡在内的国家曾经在注释中对第26条作出保留，主要是针对银行机构持有信息应当进行交换这一要求。然而在2010年前后，这些国家均不约而同地撤销了这一保留意见;同年，以巴西、智利、泰国为代表的非OECD成员国作为观察员也撤消了对于第26条提出的保留意见。不仅如此，一些曾经被列入“不合作名单”的避税地(如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和摩洛哥)以及先前未作出承诺的国家(如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乌拉圭)也先后同意接受并执行OECD关于情报交换的标准。[409]在2011年UN公布的最新范本和注释中，OECD范本中第26条及其注释的规定几乎是被全盘吸纳。这些发展的迹象表明，OECD建立的情报交换标准正逐步取得各国共同遵守的意愿。
2.《税收情报交换协议》
2002年4月，OECD公布了《税收情报交换协议范本》[410]，该范本出台的初衷是打击有害税收竞争。根据OECD在1998年1月发布的一份题为《有害税收竞争:一个正在凸显的全球问题》[411]的报告，“缺乏有效的情报交换”是判断避税地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实施有效的情报交换被视为是有效打击避税和实现税制公平竞争的重要环节。该范本起草的工作由OECD有效税收情报交换全球工作小组负责，工作组成员包括OECD成员国代表以及来自阿鲁巴、百慕大、巴林、开曼群岛、塞浦路斯、曼恩岛、马耳他、毛里求斯、荷属安的列斯、塞舌尔、圣马力诺的代表。
范本在推出后的头几年，产生的实际影响力并不大，有数据表明，到2008年为止，全球范围内各国之间签订的税收情报交换协议(Tax Information Exchange Agreements，以下简称TIEAs)仅有44个。然而，事情在2009年发生了转机，继2009年二十国集团(G20)的伦敦峰会之后，TIEAs的签订数量陡然剧增，仅在2009年订立的TIEAs就达到195个，[412]截止到2012年8月，全球范围内的TIEAs已超过700个。缔约数量的剧增与2009年前后发生的瑞银集团案[413]及列支敦士登税务丑闻[414]事件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急需通过堵截流往海外避税地的资金以应付财政赤字的国内需求。同时，G20以及全球税务论坛的积极介入起到了进一步推动的作用。[415]
相比于OECD制定的DTAs范本中的“情报交换条款”，TIEAs范本所设定的门槛显得更低一些，一个突出的表现在于，DTAs范本注释中涉及情报交换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包括应请求的情报交换、自动交换、自发交换、同期税务稽查、境外税收检查或行业范围内的情报交换[416]。而TIEAs范本中仅涉及应请求的情报交换和境外税务检查这两种，并且境外税务检查只是作为应请求的情报交换的补充和实施方法。之所以存在这一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TIEAs范本制定的初衷是判断某个地区或国家是否OECD所界定的“不合作区域”，对税收竞争是否构成危害，因而缔约国一方通常是避税地或离岸金融中心。对于这些国家或地区而言，从纳税人那里获得涉税情报往往很困难，因此开展自动情报交换不具备现实基础。况且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避税地只征很少的税或者根本就不征税，因此，它们对从别国那里获得情报交换并不太感兴趣。[417]但是，从另一方面看，TIEAs作为调整税收情报交换的专项协定，在规定上更为全面，如对术语的界定及费用分担的条款是DTAs中的情报交换条款所未涵盖的。有意思的是，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国家在签订协定时对两个范本兼收并蓄的融合。[418]
(二)多边税收协定
1988年，OECD和欧盟理事会共同制定了《税务互助多边公约》(简称“公约”)，公约在1995年4月1日正式生效。起初该公约只向欧盟成员国和OECD成员国开放，由于成员国资格受限，再加上一些大国(例如英国)游离在外，在这一时期，公约发挥的影响力很有限。2008年，OECD、G20以及全球税务论坛倡议将这一公约作为跨国税务合作的法律基础，并提出要使发展中国家从这个多边法律框架中受益。为此，公约以议定书的方式被重新修订，一方面确保与DTAs中的情报交换条款以及TIEAs已取得的进展统一步调，另一方面向非欧盟成员国以及非OECD成员国开放签署。2011年6月1日，该议定书生效，[419]在2011年11月4日的G20戛纳会议上，所有未加入公约的成员国(包括中国在内)签署了加入该公约及其议定书的意向书。截止到2012年8月为止，已有35个国家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420]
该公约是一项综合性的多边税收协定，包括税收情报交换、税款征收协助以及文件传递服务这三大块内容。从内容上看，公约中关于情报交换的规定与OECD范本(DTAs)中第26条及其注释中的规定十分接近，例如情报交换义务适用于宽泛的税种，可采用多种实施方式，情报具有“可预见的相关性”被作为交换的门槛性条件，税务机关对信息负有保密义务等。有所不同的是，在公约的框架内，基于第24条的规定设有一个协调机构(coordinating body)以OECD的名义监督公约的执行。该协调机构由各成员国权力机关的代表组成，一方面可以建议采取有助于推动公约目标实现的措施，并作为各国交流税务协助办法和程序的平台，在必要时还可以对公约的修改提出意见;另一方面应成员国的要求，该协调机构有权对公约条款的适用和解释提供一般性的意见。除此之外，当非OECD成员国以及非欧盟成员国提出申请加入公约时，还应当获得该协调机构的一致同意。从性质上看，该协调机构并非争端解决机构，因为其提供的建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且不能针对特定当事方成员国的争议，而只限于具有普适性的条款解释。[421]但作为监督公约执行的机构，它的存在无疑对公约在各成员国的有效实施并确保公约适用和解释上的一致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区域性协定
关于情报交换的区域性协定最早可以追溯到1972年北欧五国签订的税务行政互助协定，[422]随后不久，欧盟也开始通过制定指令推动成员国之间的情报交换工作。晚近几年，南亚[423]、东欧[424]等地区先后达成了与情报交换相关的合作协议。在这些区域性框架内，无论在法律文件或是实施机制方面，欧盟的跨境信息交换体制都是最超前的。
欧盟的情报交换法律始于1977年适用于直接税领域的互助指令(77/799/EEC)[425]，其要求各成员国交换“一切有助于如实课税的信息”。在此后的三十多年内，该指令历经多次修改，直到2006年前后，欧盟委员会认为“在原有体系内的翻修已经无法适应当下欧盟内部市场对于税务互助的要求”，于是在2011年2月15日该指令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2011/16/EU指令[426]，该指令将于2013年1月1日起生效。根据这一最新的指令，各成员国在情报交换领域负有更广泛的义务，且承担的职能更为明确，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可适用的税收种类相当宽泛，除了现有指令已涵盖的增值税[427]、关税[428]、消费税[429]及强制社保金之外，该指令适用于一切的直接税和其他的间接税。其次，在实施的层面，该指令指定由欧盟委员会负责的审查和评估工作，各成员国的税务机关有义务相应地设立中心联系办公室、联络部门以及负责人，以确保与其他成员国以及欧盟委员会的联络工作畅通无阻。再次，在实施情报交换的方式上，指令要求各成员国自2014年1月1日起针对特定类型的所得实施强制性的自动情报交换，并且在五种法定的情况下采取自发情报交换。此外，成员国还可以采取境外实地稽查、同步税务稽查、行政通知、提供反馈、分享实务经验等方式加强税务合作。最后，该指令强调运用欧盟开发的公共通信网络(Common Communication Network，CCN)作为电子数据传输的平台，并对各国税务机关在指令中的各项义务设立了明确的时限。
在欧盟情报交换体系中，另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2003年6月颁布了利息税指令[430]。该指令的出台是针对欧盟成员国居民在海外设立银行账户的逃避税行为，目的在于确保取得利息的居民所在地国享有独占课税权。[431]鉴于跨境资金流动的便利性和无纸化，居民所在地国能否实施课税权关键取决于其能否从利息的来源地国(即支付方所在地国)取得利息支付的信息。于是，信息交换成为了该指令的核心制度和关乎成败的基石。根据指令第9条的规定，利息支付机构的成员国主管当局必须在每一财政申报年度终了后6个月内向税收居民国税务当局提供有关利息税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取得利息受益人的身份和居住国、支付机构的地址和名称(姓名)、受益人的存款账户以及利息的数额等。与此同时，作为确保指令顺利通过的权宜之计，该指令允许成员国在一定期限内暂缓实施自动情报交换，但必须承诺在其他成员国对欧盟范围内的跨境利息免税的情况下征收预提税。至今为止，采用这一例外条款的国家包括奥地利和卢森堡，[432]自2011年7月1日起，该预提税率从原来的20%提高至35%，依规定其中75%的预提税应当转交给利息受益人所在的居民国。
如果利息税指令的实施仅限于欧盟，那么其预定的反逃避税目标势必落空，因为成员国居民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账户转移到欧盟之外的避税地或离岸金融中心达到同样的避税效果。鉴于此，欧盟也积极地展开与非欧盟成员国签谈该指令，至今为止已与瑞士、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摩洛哥、也门、维京群岛等国达成自动情报交换或是征收预提税的协议，[433]此外中国香港特区、中国澳门特区和新加坡被列为欧盟下一步的谈判对象。
(四)国际组织的参与和监督执行
在过去十余年间，跨境税收情报交换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OECD在其中扮演着先锋军和主导者的角色。从2002年TIEAs范本的制定并在抵制有害税务竞争的框架内推广TIEAs的缔结，到2005年DTAs范本中情报交换条款的全面修订，再到2006年发布《为税收目的交换情报条款实施手册》(以下简称“《实施手册》”)[434]供各国在国内法层面上制定实施办法作为参鉴;从2008年起建立与G20的积极对话并取得政界领导层的广泛支持，到2010年修订《税务互助多边公约》并向非成员国开放，OECD致力于建立一套国际性的情报交换标准。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OECD清楚地意识到这点，于是在2009年9月重组扩建了原本建立在OECD抵制有害税务竞争框架内的全球税务论坛，使之成为监督各国执行税收情报交换义务的平台。目前为止，该论坛共有110个成员国，[435]外加欧盟，另有包括经合组织以及联合国在内的九个国际组织作为观察员，这一阵容使之成为目前国际税法机构中成员最为广泛的组织。
全球税务论坛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同行审议，即论坛的同行审议小组按照规定的十项标准，分两步骤审查各国(地区)涉及税收透明度和情报交换工作实践，第一步主要是对法律体系的审查，重点考察三方面内容，即成员国国内包括会计、银行和所有权在内的税务信息是否具有可获取性(availability);税务机关获取该信息的渠道是否通畅并拥有足够的行政权力;以及签订DTAs中的情报交换条款、TIEAs以及国内关于税收信息管理的法律是否为跨境情报交换提供了有效的法律基础;第二步则是审议税收透明度和情报交换标准在各国(地区)执行的情况，评审的结果是形成针对各国现状的改进建议，这些建议虽无强制约束力，但是通过公之于众的方式无疑会给各国造成舆论压力。这两部分的审议工作预计将在2013年年底全部完成。[436]
推动跨境情报交换的另一股力量是G20。作为政府间开展非正式对话的组织，该集团由十一个发达国家、八个作为新兴力量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作为一个实体的欧盟组成，[437]利益代表的广泛性使之在晚近几年来地位不断凸显，以至于成为影响当今世界经济和政策走向的国际组织。[438]面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G20做出的系列政策声明中和税收有关仅有一项，即“继续向避税地、洗钱运动和其他不合作区域开战”，[439]并且宣称“银行保密时代已经终结”。G20的介入产生的直接影响包括各国间签订TIEAs以燎原之势迅速铺开，素来以银行保密机制为由在情报交换上持强硬抵制态度的国家开始松动，多边税务互助公约在国际上取得了更广泛的认同等。
(五)评述
通说认为，1843年比利时和法国签订的税务合作双边税收协定是世界上第一个涉及情报交换的税收协定。然而，此后的一百多年间，跨境情报交换的发展一直处于静寂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几个国家税务机关之间开始建立非正式情报交换的组织，自发情报交换及同步税务稽查初现端倪，欧盟致力于推动税务协助的多边合作，这些细小的步伐酝酿着税收情报交换的后续发展，有学者将这个阶段称为“怀胎中的全球税务管理”(embryonic world tax administration)。[440]世纪之交，情报交换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其契机是OECD主导下的一场抵制有害税务竞争的国际税务运动。此后，反恐、反洗钱、金融危机，这些时代变迁中的代名词把人类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税收情报交换被视为应付这些全球化问题的策略之一。于是，国际税法的一体化和趋同化率先在程序规则领域迈出了具有开创性的一步。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全球论坛评审机制的进一步深化，各国情报交换的法律和执行体制势必将朝着OECD已建立的标准不断趋于同一;与此同时，在G20的推动下，加入《税务互助多边公约》的成员国数量还可能持续递增，这种在多边化框架内寻求整体互惠性和公共利益的立法模式很可能会逐步取代现有双边体系下两国基于实力较量和讨价还价的协商机制，最终使各国在国际条约下关于情报交换的权利和义务趋于统一。
三、跨境税收情报交换规则发展中的核心问题
当跨境税收情报交换规则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系列法律问题，如国际法义务对于一国国内立法的冲击，国家税收主权与纳税人私权之间的碰撞等。本文试选取其中的三个热点问题进行评述，即国家承担税收情报交易义务之扩围，银行保密时代是否终结以及纳税人权利的保护是否得当。
(一)国家承担税收情报交换义务的扩围
晚近几年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原本限制各国实施情报交换的藩篱被逐一拆除，国家承担情报交换的义务正在不断扩围，典型的表现包括:第一，现行的DTAs范本、TIEAs范本以及《税务互助多边公约》统一采用“可预见的相关性”(foreseeable relevance)作为情报交换的门槛条件，在此之前，OECD在DTAs范本中曾使用的词汇是“必需”或“相关”。OECD在措辞上的考究实质上是为了使情报交换“在最大限度内”(to the widest possible extent)获得许可。根据2012年OECD修订DTAs第26条注释的报告，“可预见的相关性”是指在请求国提出交换请求时，情报的相关性具有合理的可能性，它与“散网捕鱼式”(fishing expeditions)的情报搜集相对，后者是指请求国在缺乏明显关联性时基于猜疑提出的请求。从该报告列举的实例看，可预见的相关性范围被解释得相当宽泛，例如不要求请求国(正确地)提供纳税人的姓名和(或)住址;可以基于特定群体的某些特征和事实，要求取得一批纳税人的整体信息;基于对某个纳税人课税行为的合理怀疑，可以要求另一国提供该纳税人配偶或孩子的银行账户信息等。[441]
第二，在实施方式上，自动情报交换的运用更为广泛，其重要性也在日益凸显。在实践中，最经常被采纳的三种情报交换方式包括应请求的情报交换[442]、自发交换[443]和自动交换，与前两者不同的是，自动情报交换不以缔约国对方的请求作为交换情报的前提，并且不以“可预见的相关性”作为信息交换的条件。它是以缔约国之间的主管当局事先达成的协议作为依据，将有关纳税人取得的所得或财产的情报系统、批量地提供给缔约国对方。这种形式被视为是最彻底的情报交换，不仅高效省时，而且可以对纳税人形成心理上的震慑力。欧盟是实施自动情报交换的先驱，基于2003年利息税指令以及2011/16/EU指令，成员国针对欧盟境内支付的六种所得负有自动交换情报的义务，包括利息、雇佣所得、董事费、未被其他欧盟指令所涵盖的人寿保金、养老金以及由不动产取得的所得。OECD有意在欧盟的基础上对自动情报交换做进一步推广，在2012年6月在发布的一份报告中，OECD称自动情报交换在各国已经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其下一步的策略是建立一个多边化的平台为有意实施自动情报交换的国家提供标准化的技术模版和信息技术的便利，为此还发布了一份详细介绍自动情报交换的实施手册。[444]
第三，国内税收利益不再作为国家拒绝情报交换的挡箭牌。此前，一些国家(如新加坡)曾在税收协定中做出保留，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提供的税收情报请求和被请求国的税收利益没有关系，被请求国可以拒绝提供情报。[445]对此，2005年修订后的DTAs范本第26条专门增加了第四款，规定当请求国向被请求国提出信息请求时，即使被请求国为其自身的税收目的并不需要这些信息，或者该信息与本国利益无关，被请求国均应使用其可采用的信息收集手段获得该请求的信息。根据2012年OECD修订DTAs第26条注释报告作出的解释，在请求提出时，即便被请求国税务机关收集情报的“行为能力”受到其国内法的限制(如超过了国内法上的时效)，也不应当阻碍其基于国内法允许的信息搜集方式为请求国提供情报。由此看来，情报交换已经不仅仅是缔约国在“便利”的条件下提供的资源共享，它甚至要求国家在“不方便”的情况下仍然承担情报交换的义务，这貌似于承认一国税收管辖权可以“长臂”延伸到另一缔约国境内，利用另一缔约国的人力、物力资源搜集专为己用的税收情报。[446]
(二)银行保密时代终结了吗?
对于以提供国际化金融服务作为一国支柱性产业的国家而言，要踏入这场税收情报交换趋同化的大转盘，一个最大的障碍往往是国内的银行保密制度。这些国家通常国土面积不大，经济产业较为单一，主要依赖优厚的税收待遇、健全和宽松的法律制度和稳定的政治环境等作为吸引外资进入的磁石，其中严格的银行保密制度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早在1987年，OECD就注意到，这种不受限制的银行保密制度实际上造成各国政府税源的大量流失，成为滋养“黑钱”和国际逃避税的温床。[447]2000年3月，在一份题为《为税收目的而改善获取银行情报》的报告中，OECD进一步指出，银行保密制度阻却了他国税务机关获取税收情报，造成纳税人之间的不公平，使得不可流动性收入比可流动性收入承担了更重的税负，而且因为税收机关的执法难度加大，还增加了纳税人的遵行成本。从国际角度看，这种银行保密机制最终造成资本流向那些离岸金融中心和避税地，从而导致与税收公平竞争相悖。[448]这一报告开启了一场拉锯战，以瑞士、奥地利、卢森堡、新加坡等为代表的离岸金融中心艰难地维护国内的银行保密机制，力保国内金融服务业的竞争优势，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则在OECD的框架内步步紧逼，要求获取更多其居民在海外投资的信息。2002年OECD制定的TIEAs范本第5条第4款a项、2005年DTAs范本第26条新增的第5款以及2010年《税务互助多边公约》新增的第21条第4款传达着一个相同的信息，即缔约国不能仅因某一情报由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受托人或其他被委托人所掌握而拒绝提供该情报。
将银行保密制度推到风口浪尖上的是2007年至2010年前后在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的瑞银集团案。该案件的导火索是瑞士瑞银集团的前任雇员拉德利·伯肯菲尔德(Bradley Birkenfeld)承认犯有税收欺诈罪。2008年7月，美国国税局经南佛罗里达联邦法院许可发出传票，要求瑞银集团提供19000个其拥有的美国居民海外账户的银行记录。案件最终以庭外和解的方式得到解决，瑞银集团不仅向美国支付了7.8亿美元的罚金，而且先后提供了285个和4450个疑似通过离岸账户逃税的美国公民名单。[449]这一案件极大地撼动了瑞士近百年之久的银行保密机制。2009年3月，瑞士放弃了先前在DTAs范本第26条中作出的保留意见，同意执行OECD的情报交换标准。随后国内出台了相关法规，详细规定执行税收协定中情报交换义务的措施。不仅如此，2011年瑞士还分别于英国和德国另行签订在税收领域开展合作的协议(“Rubik协议”)，该协议具有与自动情报交换相近的效果。[450]除了瑞士，2009年后许多离岸金融中心和避税地在银行保密机制的问题上均有所松动，纷纷以加入TIEAs、修订DTAs的情报交换条款和修改国内法等方式，表示接受并遵行OECD关于情报交换的标准。
与此同时，要求银行信息交换的国家在已有的基础上乘胜追击、巩固战果。以美国为例，2010年3月，美国国会颁布实施了《海外账户税务法案》(简称“FATCA”)，要求拥有美国客户的境外金融机构(哪怕只有一位美国客户)和美国国税局签署协议，每年提供其拥有的美国客户名单，其中，“境外金融机构”涵盖了银行、经纪人、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和投资基金等，“美国客户”既包括在美国负有纳税义务的居民，也包括由美国纳税人控制主要所有权的境外企业。如果境外金融机构拒绝签订该协议，则其从美国取得的收入将在美国缴纳30%的预提税。[451]为了减轻金融机构的税收遵行成本，2012年6月，美国与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达成协议，同意通过政府间的自动情报交换实施FATCA，即位于这些欧洲国家的金融机构可以将相关的信息递交给本国的税务机关，由税务机关直接与美国国税局进行情报交换。作为互惠条件，美国同意将位于其境内的外国金融机构的相关信息提供给这些缔约国的税务机关。这一政府之间自发形成的多边情报交换协议得到了OECD的大加赞赏和推崇。[452]综观这些最新动态，笔者以为，当下虽然断言银行保密时代已经终结还为时过早，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以银行保密作为逃避税和洗钱活动保护伞的时代正在逝去，国际金融服务业将迎来一个更为透明化的竞争环境。
(三)纳税人的权利保护——一块被忽视的领地?
国家之间情报交换的客体是反映纳税人的收入、支出、投资和财产状况的涉税信息。这些信息对于纳税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一项调查表明，一个人的财务信息可以勾勒出他的详细履历，包括喜好、个性、社会地位、财富状况，甚至还有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453]在一些国家，即便是在密友之间，经济收入支出状况也属于避而不谈的话题。因此，当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获取这些信息，并将信息提供给其他国家时，如何确保纳税人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然而，从OECD制定的与情报交换相关的范本看，这个问题只是被轻描淡写地提及或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含糊的认可。例如公约在第21条第一款关于对纳税人的保护中规定，“协定中任何规定都不影响被请求国依照法律和行政惯例对纳税人提供的保护和保障”。言下之意，对纳税人的保护是国内法调整的范畴，并不在公约的视野内。TIEAs范本则是在第1条指出，“根据被请求国一方的法律和行政实践赋予纳税人的权利和保障仍然适用，但不能构成对实施有效情报交换不恰当的阻碍或造成迟延”。结合范本注释，所谓“不恰当”的迟延主要是基于情报要求的紧急程度和是否影响请求国的稽查作出判断，例如当一项情报交换十分紧急，如果根据国内法的要求对纳税人采取事前通知可能会妨碍请求国的顺利稽查，则可以构成提前通知义务的例外。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视为如此紧急以至于可以牺牲纳税人在国内法下的知情权呢?对此TIEAs范本注释也没有给出更确切的答案。在DTAs范本第26条中，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问题被直接跳过。
另一方面，与纳税人权利紧密相关的情报交换保密条款出现了保护门槛不断降低的趋势。以DTAs范本中的保密性条款为例，对比1963年和2005年OECD发布的范本，再到2012年7月OECD发布的最新修改报告(见下表)，不难发现该条款规定的保密义务已从过去的“绝对保密”降低到“相对保密”，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保密的标准被相对化，允许信息披露的群体被扩大化，信息使用目的被多元化。[454]
很显然，OECD关注的焦点在于国家的课税权是否流失以及公权力的行使是否遇到阻碍，至于私权利，则只是理想地假设各国的法律已经或者会作出妥善的保护。但是事实是，目前各国法律上对公民信息的保护水平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片面地给公权力扩围，无疑会增加侵害私权利的可能性。举例而言，OECD情报交换标准中规定，当信息的交换会泄露任何贸易、经营、工业、商业、专业秘密或者贸易过程时，缔约国一方可以拒绝提供信息。客观地说，判断一项信息是否具有上述特征，往往是纳税人而非国家权力机关拥有更强的举证能力和更为密切的利益关系。然而，由于协定中并未规定纳税人享有被通知的权利(或知情权)、介入权或要求复议的权利等，因此，很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当一国权力机关完成了信息情报交换后，纳税人才得知事关自己商业秘密的信息已经流往他国，而且可能为不确定的部门所掌握。鉴于这些潜在的风险，有学者提议，是时候应当制定一个全球性的纳税人权利法案，清楚地界定纳税人在情报交换中享有的权利。[455]
四、对我国应对跨境税收情报交换一体化趋势的反思
在这场税收情报交换的变革中，中国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和恪守规则的遵从者，这一点从近六年来其参与的国际情报交换活动以及国内立法的大事记中可见一斑:2006年5月，作为对OECD发布《实施手册》的回应，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工作规程》[456];2009年9月，我国被推选为透明性和情报交换全球税务论坛副主席国和指导委员会副主席，成为同行审议小组的三十个成员之一;2010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国际联合反避税信息中心(Joint International Tax Shelter Information Center，JITSIC)[457]，成为该组织继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英国、美国、韩国之后的第七个成员国;2011年11月，作为G20成员国，我国签署了加入《税务互助多边公约》的意向书;2012年5月，在刚刚结束的全球税务论坛关于透明性和情报交换第一阶段的评审中，我国成为十二个以“全优”的成绩通过审议的国家之一，该报告指出，中国的情报交换水平已经达到了“高标准”，并且在自动交换和自发交换方面已超出了国际标准。[458]在2012年7月OECD发布的第26条最新报告中，我国以OECD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了对该条款和注释的修订。迄今为止，我国已经与包括阿根廷、巴哈马、维京群岛、百慕大、开曼群岛等九个国家签订了TIEAs，加上近百个DTAs中的情报交换条款，达成的双边情报交换协议已接近110个，并且协定网络还在不断拓展和完善中，例如已启动与瑞士、列支敦士登、卢森堡等国重新签谈DTAs中情报交换条款的磋商等。
从本质上讲，国际税收情报交换之所以成为必需，是因为国界的屏障导致了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造成了监管上的灰色地带。通过情报交换建立政府之间的合作和信息的互通有无，可以使纳税人的跨境活动暴露在阳光下，让执法者更容易地看清经济活动的全貌从而实施有效监管。从这个角度看，作为吸引外资和海外投资的大国，中国加入一体化的国际情报交换体系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身为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经济崛起中的大国，在取得了建构国际税法新秩序的话语权后，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推动全球税收情报交换体系朝着有序和公平的方向发展?笔者以为，应当从横向(国家之间)和纵向(国家机关与纳税人之间)两个层面来考虑这一问题。
从横向的角度看，首先应关注规则的公平性。当前的国际情报交换体系从表面上看似乎已获得国家的广泛认同，但是仔细深究不难发现，规则的形成并非各国基于平等对话之后的共识，而更像是OECD借助G20和全球税务论坛的平台，将其已制定或正在发展中的规则兜售给非OECD国家，从而使规则获得更广泛的承认和执行基础。正如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OECD之所以热衷于需求体系外的支持，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没有来自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和支持，这张税收情报网络就会漏洞百出。[459]那么，这个在OECD框架内孕育的规则究竟是否充分考虑广大参与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呢?曾经在UN召开的会议上，不少发展中国家表示要达到OECD制定的情报交换标准困难重重，因为OECD标准要求对所有税种进行情报交换，且不限于本国的居民，不仅如此，国家还要耗费资本拓展协定网络，在中央和地方层面上建立相应的执行部门，引进软件和技术，培训专门人员，修改国内有关法律，这对于税制不发达的国家，尤其是小国而言，无异于一场巨大的税制改革。[460]在不考虑国家之间经济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要求各国为实施OECD情报交换标准各自买单显然有不合理之处，毕竟相比于资本输入国而言，是资本输出国更为迫切地想从这场全球化的情报交换中获益，实现对本国居民在海外投资活动的课税。从这个角度看，情报交换规则的建立和实施应当把如何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国)减负作为考量的因素之一。
另一个在横向层面上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国际法义务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当今国际税收情报交换规则的形成给传统税收主权的理念带来了诸多冲击，例如允许一国税务机关到另一国进行实地稽查，通过与纳税人的访谈和查阅会计账簿等手段获取、查证税收情报;[461]要求一国税务机关在国内法未做规定，甚至是冲破国内法限制(如时效)的情况下，为另一国的课税需要实施税务稽查、搜集情报。另外，如前所述，一些国家还要修改本国涉及对公民信息保护的立法或是大刀阔斧地改革国内的银行保密制度，才能符合协定中关于情报交换的规定。面对国际税收协定的咄咄相逼，国家主权的让渡应当到什么程度?早在20世纪20年代，国际联盟在反避税的问题上曾表达过一种担心，即过快地赋予国家跨境搜集情报的权力会使国家建立一个超越国境的“财政审讯所”(fiscal inquisition)[462]，在全球化时代到来时，这种担心似乎不可避免地被应验了。在这一背景下，笔者认为，在国际税法领域内审时度势地反思国际法上的主权问题仍然十分必要。
从纵向的角度看，应当强调遵循正当程序的重要性以及对纳税人基本权利的尊重。近几年来，关于税务机关非法取得税收情报的事件在国际上频频曝光，例如税务机关公然购买他人窃取的情报，或是以支付高额报酬为诱饵，劝诱银行工作人员窃取情报并提供虚假身份证件协助其逃离等。[463]这些丑闻的公开不仅使当局者名声扫地，也激发人们开始思考:国家的税收利益是否如此重要以至于执法者可以违反法定程序，践踏和无视公民的基本权利?事实上，一个并不复杂的逻辑是:要求公民以诚信纳税，执法者首先要秉公执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税务机关遵循法律的程序，并且给予公民权利起码的尊重至关重要，在税收情报交换的领域，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当包括在税务机关实施情报交换之前被通知的权利以及对税务机关的决定要求复议的权利。
Recent development in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in taxation and China's response
Abstract:The rules o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in taxation is globalized and uniformed among nations.The trends include the extension of the country＇s obligation in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under tax treaties to the other contracting states;the decreasing likelihood of taxpayers to evade tax liability under the cover of bank secrecy and the highlight of the protection of taxpayers’due rights.China is an active player and rule compliant in thismovement，and moreover takes the liability to promote the rules in the direction of fairness and in good order.
Key words:Exchange of tax information;bank secrecy;protection of taxpayers’rights
【注释】
[1]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人。
[2]单边主义方法是国际私法中选择准据法的一种方法，其占据支配地位的历史时期最为长久，也是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形成了国际私法的法律选择方法。单边主义方法径直把注意力集中到相互冲突的实体规则的具体内容，力图从规则的性质和隐含的法律目的或政策中推断出它们原本的适用范围，并从基础上进行法律选择。
[3]多边主义方法，即通过不同的连结点，将各类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场所化”抑或“分配到”固定国家或地区的法域之中，最后适用该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这里所说的连结点，被认为是能够反映法律关系的固有性质，或者能够决定权利的产生地点的因素，它们一般都归结为空间地理意义上的法律事实。其中主要的连结点是住所、物之所在地、行为地、法院地等。
[4]参见邓晓俊、李健男:《国际私法的趋同化及其障碍——兼评〈市场经济与当代国际私法趋同化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第112页。
[5]参见李双元:《走向21世纪的国际私法》(下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13～421页。
[6]参见杨宏山:《干涉主权、绝对主权与限制主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3期，第21页。
[7]理想的普遍主义在揭示国家主义的负面作用，批判绝对主义的主权观，论证人类相互依存的合理性和全球社会的大趋势等方面，显示了理论的深刻性，富有启发意义。但是，简单、武断地宣布国家过时论、主权过时论，又表现出理论的不成熟与片面性，从政治实践上看，很难行得通。
[8]传统的特殊主义充分肯定了国家在当代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强调了主权的神圣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有其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反映并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然而，其理论与实践上的偏颇、短视、功利化同样需要明确。无论是西方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论与权力利益论，还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的绝对主义主权观，都夸大了国家的作用。这种理论对国际机制与全球合作的怀疑甚至排斥，则反映了理论上的短视。
[9]See e.g.，Paul Anthony Taylor，Aleksandra Niedzwiecki，Matthias Rath and August Kowalczyk，the nazi roots of the‘Brussels EU’，2010，available at:http://www.relay-of-life.org/nazi-roots/chapter.htm l，visited on 06/12/2012.
[10]COUNCILREGULATION(EC)No2201/2003of27 November2003concerning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matrimonialmatters and the matters of parental responsibility，repealing Regulation(EC)No 1347/2000，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L 338/1.
[11]COUNCIL REGULATION(EC)No 4/2009of 18 December 2008on jurisdiction，applicable law，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decisions and cooperation in mattersrelating to maintenance obligations，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L 7/1.
[12]COUNCIL REGULATION(EU)No 1259/2010 of 20 December 2010 implementing enhanced cooperation in the area of the law applicable to divorce and legal separation，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9.12.2010.
[13]Commission Green Paper of17 July 2006 on conflict of laws in matters concerningmatrimonial property regimes，including the question of jurisdiction and mutual recognition，COM(2006)400.
[14]See Maebh Harding，The Harmonisation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Europe:Taking the Character out of Family Law?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Vol.7，Issue 1(April 2011)，pp.203-230.
[15]Paolo Bertoli，The Court of Justice，European Integration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Yearbook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Vol.VIII–2006，p.375.
[16]“较好法说”即“较好法律的方法”，由美国学者莱佛拉尔(Leflar)提出。1966年Leflar在《纽约大学法律评论》第51卷上发表论文，提出了法律选择的五点考虑:(1)结果的可预见性;(2)州际和国际秩序的维持;(3)司法任务的简单化;(4)法院地政府利益的优先;(5)适用较好的法律规范。他并不热衷于建立理论体系，而是试图找出对选择法律起作用的因素，以便给法官以指导。
[17]所谓法律的安全价值是指“法律应对各种行为的法律后果加以明确预示从而使法律有可预见性，使人们在行为之前即可预料法律对自己行为的态度，不必担心来自法律突如其来的打击，从而起到防范其权力阶层人性的弱点的作用。”法的安全价值表现在国际私法上，指的就是法律的确定性、可预见性与一致性，代表了反映在明确平等、可预见的法律规则中的社会利益。因此，安全性往往与稳定性与普遍性相联系。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8页。
[18]［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
[19]之所以用“悄无声息”来形容，是与美国冲突法革命相比，欧洲走的路径是一种温和的改良，并没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在理论学说上没有对以往学说颠覆性的观点，不是弃“规则”而重“方法”，而是在规则之中渗透方法。
[20]1980年《罗马国际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根据本公约适用某一国的法律时，如依其情况，与另一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则该另一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得认为有效，但必须依该另一国的法律，亦不论何种法律适用于该合同，均必须适用此种强制性规定时为限。在考虑是否认为此种强制性规定为有效时，应注意此种规定的性质与目的，以及其适用或不适用的后果。”
[21]譬如，1989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如从全部情况来看，案件显然与本法指定的法律仅有很松散的联系，而与另一法律却有密切得多的联系，则本法所指定的法律即例外地不予适用。”
[22]参见［美］西蒙尼德斯:《20世纪末的国际私法——进步还是退步?》，宋晓译、黄进校，载《民商法论丛》2002年第3号(总第24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
[23]英国著名学者梅因(Maine)曾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指出，人类社会的进步，从法律制度史着眼，表现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过程。然而，20世纪之后，在国家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人权观念的影响下，法律史的演进似乎逆梅因的著名结论而动，那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过程。人们在契约自由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的保护。这一反向运动过程并不是对梅因思想的否定，而是对梅因思想的修正与完善，其实质是“矫正正义”对“分配正义”的补充与完善。参见［美］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0页。
[24]参见王承志:《从美国冲突法重述看我国法律选择方法及冲突规则》，载《2005年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论文集》，第189页。
[25]See Kramer，Rethinking Choice of Law，Columbia Law Review，Vol.90，1990，pp.278～345.
[26]See P.A.Sedler，Rules of Choice of Law versus Choice-of-law-Rules:Judicial Method in Conflicts Torts Cases，Tennessee Law Review，Vol.44，1977，pp.975-1041.
[27]a.有关比较损害的准则。在两州法律发生冲突的场合，倘若不适用其中一州法律会使之实际上失效的，则该州法律应予适用。该准则取之于巴克斯特的“比较损害说”，但不同于将之作为一种泛泛原则的巴氏方法，它只适用于法官能轻易进行“损害比较”的情形。在适用上，比较损害规则应排在第一顺位，即只有在该条不能适用时，以下其他各条才能“登场”。b.有关实体/程序的准则。在实体政策和程序政策相冲突时，反映实体政策的法律应优先适用，除非法院地程序上的利益特别强，需依不方便法院原则驳回原告的起诉。c.有关合同案件的准则。在合同案件中，应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解决真实冲突;若当事人没有明示选择法律的，则应适用能使合同有效的那一州的法律。d.有关不合时宜法律的准则。发生冲突的两州法律中有一个不合时宜(如不符合制定该法的州现行法律和社会观念的)，则另一州法律应予适用。e.有关实际信赖利益的准则。
[28]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欧洲国际私法法典编纂的利弊仍处于争鸣中。See François Rigaux，Codification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Pros and Cons，Louisiana Law Review，Vol.60，2000，p.1321.
[29]OR.REV.STAT.§§31.850-.890(2009).
[30]Oregon Law Commission Work Group on Choice-of-Law for Torts，Choice-of-Law Rules for Torts from Other Jurisdictions:ASource-Book(July 28，2008).
[31]E.g.，differentiating between conduct regulation and loss distributio，the scope ofthe commondomiciler ule，cross-border torts，partyautonomy.See Symeon C.Symeonides，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European Evolution in Choice of Law:Reciprocal Lessons，Tul.L.Rev.，Vol.82，2007-2008，pp.1741，1753-1772.
[32]See，e.g.，Friedrich K.Juenger，A Third Conflicts Restatement?，Ind.L.J.，Vol.75，2000，pp.403，410(stating that“un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are antithetical”).
[33]SeeWalterW.Cook，The Logical and Legal Bases of the Conflict of Laws 46(1942);David F.Cavers，A Critique of the Choice-of-Law Problem，Harv.L.Rev.，Vol.47，1933，pp.173，178;David F.Cavers，The Choice of Law Process 100(1965)，p.108.
[34]See Russell J.Weintraub，Commentary on the Conflict of Laws，Foundation Press，3d ed.，1986，pp.280，359-361;Russell J.Weintraub，A Restatement Third of Conflict of Laws:An Idea Whose Time Has Not Come，Ind.L.J.，Vol.75，2000，pp.679，683-886.
[35]See Arthur T.von Mehren＆Donald T.Trautman，The Law of Multi-State Problems，1965，pp.376-378.
[36]See Robert A.Leflar et al.，American Conflicts Law，Michie Company，4th ed.，1986，pp.277-279＆ch.11 passim.
[37]La.Civ.Code Ann.arts.3515，3519，3537，3542(West1999).
[38]Courtland H.Peterson，America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Progress or Regress?，in Symeonides，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Symeon C.Symeonides ed.，1999，p.430.
[39]With respect to the discontents of multilateralism，see e.g.，JoséE.Alvarez Multilat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4(1)，2002，pp.393-411.
[40]Symeon C.Symeonides，The American Choice-of-Law Revolution:Past，Present and Futur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6，p.369.
[41]See Symeon C.Symeonides，Accommodative Unilateralism as a Starting Premise in Choice of Law，H.Rasmussen-Bonne，R.Freer，W.Lüke＆W.Weitnauer.，(eds)，Liber Amicorum Peter Hay.Verlag Recht und Wirtschaft GmbH，2005，pp.417-34.
[42]Restatement(Second)of Conflict of Laws§6(2)(a)，(d)，(f)(1971).
[43]Symeon C.Symeonides，The American choice-of-law revolution in the courts:today and tomorrow，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2003，pp.374-376;Symeon C.Symeonides，The American Choice-of-Law Revolution:Past，Present and Futur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6，p.377 et seq.
[44]Giesela Rühl，Unilateralism in Europea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in Jürgen Basedow，Klaus Hopt＆Reinhard Zimmermann(eds)，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European Private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45]＊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复旦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
[46]＊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复旦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
[47]参见王胜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3年3月10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48]参见陈治东:《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中国的适用——兼评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载《法学》2004年第10期，第109～115页;肖永平:《论国际商事惯例在我国的适用》，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79～80页;廖艳嫔:《国际商事条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载《河北法学》2011年第1期，第173～177页。
[49]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50]黄进:《论国际统一实体私法》，《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51]《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海商法》第269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52]See Michael Joachim Bonell:Soft Law and Party Autonomy，Loyola Law Review，Vol.51，2005，p.238.
[53]887 F.2d 1357(9th Cir.1989)，cited in David W.Rivkin:Enforceability of Arbitral Awards Based on Lex Mercatoria，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No.1，1993，pp.81-82.
[54]Ibid，p.84.
[55]这种现状一直延续到201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前。
[56]该案例的具体内容可访问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http://www.ccmt.org.cn/，2012年8月16日访问。
[57]参见《美国统一商法典》，UCC1-102(2)，潘琪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58]参见王淑敏:《新型贸易融资的国际私法统一法源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59]参见肖永平:《法理学视野下的冲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2页。
[60]该案的具体内容可访问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http://www.ccmt.org.cn/，2012年8月16日访问。
[61]上海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铁中民终字第17号。
[62]中国于1980年维也纳外交会议上签署了该公约，并于1986年递交了核准书，公约于1988年1月1日起对我国生效。
[63]最高人民法院(1998)经终字第358号。
[64]参见肖永平:《法理学视野下的冲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2页。
[65]该公约明确规定了融资租赁两个合同(买卖合同、租赁合同)，三方当事人(供应商、出租人、承租人)的关系以及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出租人作为设备所有人应承担对设备的责任，而英、美、日等国代表认为出租人只是资金融通的角色，不应承担任何其他责任。这一根本性的分歧导致许多国家未批准加入该公约。
[6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7期。
[67]＊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金融法律秩序变革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820009)。＊＊李仁真(1956—)，女，湖北松滋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毅(1986—)，男，内蒙古包头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68]＊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金融法律秩序变革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820009)。＊＊李仁真(1956—)，女，湖北松滋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毅(1986—)，男，内蒙古包头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69]Cf.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Unification of Private Law，the Report of UNIDROIT Study LXXVIII C-Doc.4，p.14，parp.75，under http://www.unidroit.org/english/documents/2011/study78c/s-78c-04-e.pdf.
[70]UNIDROIT Study Group on Principles and Rules on the Netting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71]关于瑕疵资产的规定，见ISDA主协议的Section 2(a)(iii);NAFMII主协议的第四条第(三)款。
[72]关于终止净额的规定，见ISDA主协议的Section 6(e);NAFMII主协议的第六条第(八)款。
[73]指国际掉期与衍生交易协会(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制定的主协议，现行的是2002年主协议，现已成为国际上通行的行业惯例。
[74]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公布的《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2009年版)》。
[75]因为英国法和美国纽约州法是国际上通行的ISDA主协议的两大准据法。
[76]In re 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Case No.08‐BK‐13555(JMP)(Bankr.S.D.N.Y.September 15，2009).
[77]“避风港规则”源于美国破产法典对金融合约的特别保护。根据该规则，金融合约不受破产程序对履行合约自动中止的影响。
[78]Cf.Santiago Carbo-Valverde，Edward J.Kane，Francisco Rodriguez-Fernandez，“Evidence of Regulatory Arbitrage in Cross-Border Mergers of Banks in the EU”，NBER Working Paper No.15447，Issued in October 2009.
[79]Cf.Silber，W.L.，“The Process of Financial Innova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3，No.2，pp.89-95
[80]菲利普·伍德:《国际金融的法律与实务》，姜丽勇、许懿达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126页。
[81]Cf.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ross-border Bank Resolution Group，March 2010，Recommendation 8，pp.35-38.
[82]Cf.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The Key Attributes of Effective Resolution Regime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p.10，published on 4 Nov.2011。
[83]《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品交易主协议(2009年版)》中称之为“主协议”、“补充文件”和“交易有效约定”。
[84]如ISDA主协议第1(c)款明确规定:所有交易的进行乃基于本主协议以及所有确认书构成双方之间的单一协议这一事实，否则双方不会进行任何交易。
[85]根据NAFMII主协议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补充协议”与“主协议”不一致的，“补充协议”有优先效力。
[86]“主协议”第四条第(三)款第1项并不在“主协议”第二十三条所规定的“禁止修改与补充”的范围之内，故可以通过“补充协议”进行修改与补充。
[87]澳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剑桥大学克莱尔堂终身学者。
[88]See James J.Fawcett，General Report，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89]See Arthur T von Mehren，Theory and Practice of Adjudicatory Authority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octrine，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Common-and Civil-Law Systems，295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2002)，p.306.
[90]See James J.Fawcett，General Report，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10.但在美国，法官可以在没有确定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就适用该原则，see Tu guangjian，Forum Non Conveniens in the Federal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an Update，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Vol.54，2007，pp.529-537.
[91]See James J.Fawcett，General Report，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21-27.
[92]See James J.Fawcett，General Report，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21-27.本文将聚焦于该原则在一般民商事案件中的适用，而不研究其在婚姻家庭案件中的适用。
[93]王振民:《论中国的大陆法传统及其未来的变革》，载《中国法学前沿》2006年第1期，第72，78页。本文只研究“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情况，如非必须，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的情况将不做涉及。
[94]见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通知第11条。
[95]详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粤法经二监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施适、滕梅:《“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7期，第61～62页;奚晓明:《“不方便法院制度的几点思考”》，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83页。
[96]详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粤法经二监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施适，滕梅:《“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7期，第61～62页;奚晓明:《“不方便法院制度的几点思考”》，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83页。
[97]详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粤法经二监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施适，滕梅:《“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7期，第61～62页;奚晓明:《“不方便法院制度的几点思考”》，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83页。
[98]详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粤法经二监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施适，滕梅:《“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7期，第61～62页;奚晓明:《“不方便法院制度的几点思考”》，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83页。
[99]详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粤法经二监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
[100]详见最高人民法院(1995)经终字138号民事裁定书。
[101]详见最高人民法院(1995)经终字138号民事裁定书。
[102]详见最高人民法院(1995)经终字138号民事裁定书;施适，滕梅:《“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7期，第62页。
[103]详见最高人民法院(1995)经终字138号民事裁定书;施适，滕梅:《“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7期，第62页。
[104]当时施行的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34、244条，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关于专属管辖的规定没有变，见第33、34条。中国没有在任何已签署的双边或多边条约中同意此类专属管辖权的规定。
[105]详见最高人民法院(1995)经终字138号民事裁定书;施适、滕梅:《“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7期，第62页。
[106]见最高人民法院(1999)经终字第194号民事裁定书。
[107]见最高人民法院(1999)经终字第317号民事裁定书。
[108]见最高人民法院(1999)经终字第194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1999)经终字第317号民事裁定书。
[109]当时施行的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243条，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相关规定没有改变，见第265条。
[110]当时施行的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243条，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相关规定没有改变，见第265条。
[111]当时施行的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243条，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相关规定没有改变，见第265条。
[112]当时施行的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243条，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相关规定没有改变，见第265条。
[113]施适，滕梅:《“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7期，第62页。
[114]最高人民法院(2000)经终字第177号。
[115]最高人民法院(2000)经终字第177号。
[116]最高人民法院(2000)经终字第177号。
[117]最高人民法院(2000)经终字第177号。
[118]《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卷，第397页。
[119]《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卷，第397页。
[120]《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卷，第397页。
[121]《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卷，第397页。
[122]《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卷，第397页。
[123]本文二(一)2.几个其他案例中第7自然段及其相关脚注。
[124]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青民初字第23号。
[125]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青民初字第23号。
[126]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青民初字第23号。
[127]比较郭叶律师行案与国华商业银行案，见本文二(一)2.几个其他案例中第9自然段脚注及相关脚注和本文二(一)2.几个其他案例中第7自然段及其相关脚注。
[128]本文二(一)1.两大“萌芽”判例中第5自然段及其相关脚注。
[129]本文二(一)2.几个其他案例中第9自然段及其相关脚注。
[130]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通知第11条。
[131]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通知序言。
[13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有法律约束力的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5、6条。Liu nanping，An Ignored Source of Chinese Law:The Gazette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Connecti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5，1989，p.271.
[133]这些条件也同样适用于英国的“不方便法院”原则。James J.Fawcett，General Report，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11-16.
[134]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四终字第3号。
[135]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四终字第3号。
[136]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四终字第3号。
[137]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400号;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最高人民法院海事海商审判综述(2010年至2011年)》，载《武大国际法评论》第15卷第2期，第25～27页。
[138]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鲁民四终字第15号。
[139]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鲁民四终字第15号。
[140]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鲁民四终字第15号。
[141]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鲁民四终字第15号。
[142]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苏商外终字第0026号。
[143]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苏商外终字第0026号。
[144]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苏商外终字第0026号。
[145]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苏商外终字第0026号。
[146]汉城工业株式会社诉宇岩涂料株式会社票据追索权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苏商外种字第0027号;大浩化工株式会社诉宇岩涂料株式会社买卖合同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苏商外种字第0053号。
[147]See James J.Fawcett，General Report，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19-21.典型的英国传统的管辖权制度可见于Geoffrey C.Cheshire，Peter M.North and James J.Fawcett，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352-424.
[148]See Tu guangjian，A Study on A Global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s Convention，Sweet＆Maxwell，2009，pp.114-118.
[149]See Tu guangjian，A Study on A Global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s Convention，Sweet＆Maxwell，2009，pp.114-118.
[150]William Tetley，Mixed Jurisdictions:Common Law v.Civil Law(Codified and Un-codified)，Louisiana Law Review，Vol.60，2000，p.677，p.705.
[151]Konstantinos D.Kerameus，ACivilian Lawyer Looks at Common Law Procedure，Louisiana Law Review，Vol，47，1987，pp.493-494;Tu guangjian，AStudy on AGlobal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s Convention，Sweet＆Maxwell，2009，pp.15-116.
[152]See James J.Fawcett，General Report，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3.
[153]不方便法院原则在英国的适用情况参见Paul R.Beaumont，Great Britain，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07.不方便法院原则在美国的适用情况可见于Louis F.Del Duca＆George A.Zaphiriou，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ames J.Fawcett，General Report，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401.
[154]Paul R.Beaumont，A United Kingdom Perspective on the Proposed Hague Judgments Convention，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40，1998，pp.75-76.
[155]Spiliada Maritime Corp.v.Cansulex Ltd.［1987］AC 460，476;James J.Fawcett，General Report，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11-12.Adrian Briggs，Forum non Conveniens-the Last Word?，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1987，p.1.
[156]“不方便法院”原则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适用情况参见James J.Fawcett，General Report，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24-27.
[157]“不方便法院”原则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适用情况参见James J.Fawcett，General Report，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24-27.
[158]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通知第11条。
[159]这可由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通知第11条第一句使用了“驳回”一词而推测出来，见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通知第11条。学者也持相同观点，参见奚晓明:《“不方便法院制度的几点思考”》，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92页。英国的有关情况可见于Paul R.Beaumont，Great Britain，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209-212.
[160]参见奚晓明:《“不方便法院制度的几点思考”》，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92页。美国的有关情况可见于In re Union Carbide Corp Gas Plant Disaster at Bhopal，India in Dec，1984，634 F Supp 842(SDNY 1986);809 F2d 195(2d Cir 1987);John Bies，Conditioning Forum Non Conveniens，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67，2000，p.489.
[161]参见奚晓明:《“不方便法院制度的几点思考”》，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88～89页。
[162]同上。
[163]参见奚晓明:《“不方便法院制度的几点思考”》，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89页。
[164]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通知第11条。
[165]本文二(一)1.两大“萌芽”判例中第5自然段及其相关脚注。
[166]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通知第11条。
[167]James J.Fawcett，Non-Exclusive Jurisdiction Agreement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2001，pp.234-235;Edwin Peel，Exclusive Jurisdiction Agreements:Purity and Pragmatism in the Conflicts of Laws，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1998，pp.182-183.
[168]一些其他国家的相关情况可见See James J.Fawcett，General Report，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57-58.
[169]例见于渣打银行苏州分行诉佘春泰及常熟星宇新兴建材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0)苏商外终字第0052号;另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通知第8条的规定:“……但主合同或者担保合同当事人订有仲裁协议或者管辖协议，约定纠纷由仲裁机构仲裁或者外国法院排他性管辖的，人民法院对订有此类协议的主合同纠纷或者担保合同纠纷不享有管辖权。”
[170]见最高人民法院(2000)经终字第177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通知第12条的规定“涉外商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协议约定外国法院对其争议享有非排他性管辖权时，可以认定该协议并没有排除其他国家有管辖权法院的管辖权。如果一方当事人向我国法院提起诉讼，我国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案件享有管辖权的，可以受理”。一些其他国家的相关情况可参见James J.Fawcett，General Report，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47-51.
[171]See James J.Fawcett，General Report，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27-28.
[172]《民事诉讼法》第281条和第282条(2012年修订前为第265条和第266条)。
[17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通知第10条规定“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享有管辖权的涉外商事纠纷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且被受理后又就同一争议向我国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对方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向我国法院提起诉讼的，外国法院是否已经受理案件或者作出判决，不影响我国法院行使管辖权，但是否受理，由我国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
[174]《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卷，第397页;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青民初字第23号。
[175]See James J.Fawcett，General Report，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9;Paul R.Beaumont，Great Britain，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214-217.
[176]See James J.Fawcett，General Report，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36-38.截至目前，我国已经与不同国家签订了超过30个关于承认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双边条约。
[17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通知第10条。
[178]Paul R.Beaumont，Great Britain，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212-214.
[179]Tu guangjian，A Study on AGlobal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s Convention，Sweet＆Maxwell，2009，p.154.
[180]《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卷，第397页。
[181]在美国适用“不方便法院”时，同外国原告在美国法院起诉的案件相比，美国原告在美国的起诉相对较难因该原则的适用而被驳回，见Piper v.Reyno 454 US 235，1981，p.256.
[182]本文二(三)1.最高人民法院判例中第一自然段及其相关脚注，第二自然段及其相关脚注，及(三)2.一些地方法院的判例中第二自然段第一句脚注及其相关正文。
[183]本文二(三)1.最高人民法院判例中第一自然段及其相关脚注，第二自然段及其相关脚注，及(三)2.一些地方法院的判例中第二自然段第一句脚注及其相关正文。英国的相关情况参见Harrods(Buenos Aires)Ltd.，Re(1991)3WLR 397(CA)。
[184]参见奚晓明:《“不方便法院制度的几点思考”》，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84～85页。施适，滕梅:《“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7期，第61页。
[185]参见奚晓明:《“不方便法院制度的几点思考”》，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84～85页。施适，滕梅:《“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7期，第61页。
[186]James J.Fawcett，General Report，in:James J.Fawcett(ed.)，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2.
[187]Tu guangjian，A Study on AGlobal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s Convention，Sweet＆Maxwell，2009，pp.8-9.
[188]胡振杰:《“不方便法院”说比较研究》，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第138、153页;施适，滕梅:《“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7期，第62～63页。
[189]我国国际私法学会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51条，其中规定了“不方便法院”原则。
[190]＊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十批面上资助项目(2011M50068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吉林舒兰人，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
[191]＊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十批面上资助项目(2011M50068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吉林舒兰人，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
[192]具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就多边国际条约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事项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照会》、《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多边国际条约清单》、《中国政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有关多边国际条约所作的声明和保留》，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7年第39号(总第891号)，1998年1月16日，第1688～1717页。
[193]See Roda Mushkat，Hong Kong and Succession of Treaties，46 Int＇l＆Comp.L.Q.181(1997).
[194]See Anthony Aust，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386-391(2007).
[195]张玉卿编著:《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释义〉》(第三版)，中国商务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
[196]Ulrich G.Schroeter，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16 Pace Int＇l L.Rev.307，309(2004).
[197]See Pace Law Schoo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CISG Database，http://www.cisg.law.pace.edu/(last visited Febrary 20，2011).(www.xing528.com)
[198]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编:《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裁决书选编(2003-2006)》(上)(货物买卖及建筑工程、房地产纠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99]See Hong Kong Judiciary，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lrs/common/ju/judgment.jsp(last visited Febrary 21，2011).
[200]See Beyond the Network，Ltd v.Vectone Ltd，HCA002826/2004，Date of Judgment:13 December 2005.
[201]参见杨良宜:《国际货物买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页。
[202]这起案件是香港买方原告与瑞士卖方被告之间的钢材买卖合同争议，一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适用了CISG，二审最高法院作出纠正适用了中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不过，除非误认为英国属于CISG缔约国，否则，即便假设香港属于CISG适用范围，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仍然错误，因为本案合同缔结时间是在1996年1月15日，而香港是在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因此，适用CISG违反了CISG本身的时际法规定(CISG第100条)。
[203]在2007年7月1日和11月2日分别在北京和香港两地举行的“法官与比较法和国际法研讨会”上，中国最高法院法官奚向阳明确认为，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条约并不是全部都适用于香港，当然中央政府可以照会联合国秘书长，声明条约适用于或者扩展适用于香港，中央政府未声明CISG适用于香港，因此，CISG原则上不适用于涉及香港当事人的买卖合同纠纷。参见奚向阳:《涉外商事审判中国际条约的适用——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为例》，http://www.hku.hk/ccpl/pub/conferences/documents/xi-xiangyang.pdf(最后访问时间:2011年3月10日)。
[204]在其中的1件争议中，仲裁庭将CISG第36条作为“普遍采纳的国际贸易惯例”适用。
[205]在1件香港和大陆当事人之间约定并列适用中国法和CISG的案件中，仲裁庭在适用当事人选择的中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和CISG的同时，特别强调，香港1997年回归以后具有独立法律体系，大陆与香港之间属于进出口交易，因此，应该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声明CISG也适用于香港，因此，营业地分别位于香港与其他国家的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并不能自动适用CISG，但是，当事人选择适用CISG并不违反中国法，而且CISG的规定比中国法更加详细，因此，CISG适用。
[206]在1件涉及香港当事人和日本当事人的争议案件中，仲裁庭认定，尽管本案合同属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但由于日本不是CISG缔约国，因此，不适用CISG，仲裁庭认为可以适用中国法律，并在裁决中适用了《合同法》。在此，仲裁庭只是强调日本当时不是CISG缔约方，而没有强调香港是否适用CISG，仲裁庭似乎认为，如果日本是CISG缔约国，那么，就应该适用CISG，这意味着将香港视为CISG缔约国中国的适用范围了。
[207]United States 6 August 1997 Federal District Court［New York］(Kahn Lucas v.Lark International);Italy 20 March 1998 Appellate CourtMilan(Italdecor v.Yiu＇s Industries).
[208]Austria 17 December 2003 Supreme Court(Tantalum powder case);Austria 9 July 2004 District Court Innsbruck(Powdered tantulum case);Austria 1 February 2005 Appellate Court Innsbruck(Powdered tantulum case);Austria 31 August2005 Supreme Court(Tantalum case).
[209]Belgium 18 January 2001 District Court Turnhout(Index Syndicate Ltd.v.NV Carta Mundi);Belgium 14 February 2002 Appellate Court Antwerpen(NV Carta Mundi v.Index Syndicate Ltd).
[210]District Court(Landesgericht)Innsbruck，judgmentGZ 12 Cg 32/02i-22 of6 February 2003)and of1 R 90/03z-27 of3 June 2003;Court of Appeal(Oberlandesgericht)Innsbruck，judgment GZ 1 R 90/03z-27 of 3 June 2003.
[211]United States 3 September 2008 Federal District Court［Illinois］(CNA Int＇l，Inc.v.Guangdong Kelon Electronical Holdings et al.);United States 10 April 2009 Federal District Court［Illinois］(CNA Int＇l，Inc.v.Guangdong Kelon Electronical Holdings etal.)［Jury trial of a CISG proceeding］.
[212]United States 23 December 2009 Federal District Court［Arkansas］(Electrocraft Arkansas，Inc.v.Electric Motors，Ltd et al_);United States 2 April 2010 Federal District Court［Arkansas］(Electrocraft Arkansas，Inc.v.Super Electric Motors，Ltd et al.);United States 19 August 2010 Federal District Court［Arkansas］(Electrocraft Arkansas，Inc.v.Super Electric Motors，Ltd and Raymond O’Gara，Individually.
[213]Germany 21 March 1996 Hamburg Arbitration proceeding(Chinese goods case);Germany 21 June 1996 Hamburg Arbitration proceeding(Chinese goods case).
[214]Ingeborg Schwenzer(ed.)，Schlechtriem＆Schwenzer: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CISG)，3r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2-24(2010).
[215]杜涛:《CISG之仲裁适用问题》，载《东方法学》2009年第3期，第88～101页。
[216]不过，“这一条是否应解释为只适用于缔结条约时国家的领土，因而不包括以后取得的领土，是有疑问的”。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注230;杜涛:《CISG之仲裁适用问题》，载《东方法学》2009年第3期，第100页。
[217]朱文奇、李强:《国际条约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218]Anthony Aust，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5(2007).
[219]Palitha T.B.Kohona，Some Notable Development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UN Secretary-General as Depositary of Multilateral Treaties:Reservations and Declarations，99 Am.J.Int＇l L.433，445-446(2005).
[220]Palitha T.B.Kohona，Some Notable Development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UN Secretary-General as Depositary of Multilateral Treaties:Reservations and Declarations，99 Am.J.Int＇l L.433，446(2005).
[221]［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注230;Anthony Aust，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368-372(2007);Malcolm N.Shaw，International Law，6th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974(2008).
[222]杜涛:《CISG之仲裁适用问题》，载《东方法学》2009年第3期。Ulrich G.Schroeter，The Statusof Hong Kong and Macao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16 Pace Int＇l L.Rev.307，319(2004).
[223]Fritz Enderlein＆Dietrich Maskow，International Sales Law，New York:Oceana Publication，375(1992).
[224]Ulrich G.Schroeter，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16 Pace Int'l L.Rev.307，321(2004).
[225]Malcolm Evans，Article93，in C.M.Bianca＆Michael Joachim Bonell(eds.)，Commentary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s Law:The1980 Vienna Sales Convention，Giuffrè:Milan，646-647(1987).
[226]Fritz Enderlein＆Dietrich Maskow，International Sales Law，New York:Oceana Publication，375(1992).
[227]Anthony Aust，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369(2007).
[228]Ulrich G.Schroeter，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16 Pace Int'l L.Rev.307，323-324(2004).
[229]杜涛:《CISG之仲裁适用问题》，载《东方法学》2009年第3期，第100页。
[230]不过，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尽管按照CISG本身的规定，香港回归之后属于缔约国中国的领土适用范围，但是，香港法院却不能自行直接适用CISG，因为香港对于条约适用采用二元论体制，因此，必须经由香港立法机构予以采纳或者转化之后，香港法院才可以适用CISG。但是，对于香港(基于“一国两制”的考虑也包括中国大陆)以外其他法域的裁判机构而言，则可以认定香港属于CISG适用范围并直接予以适用。
[231]Ingeborg Schwenzer(ed.)，Schlechtriem＆Schwenzer: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CISG)，3r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185(2010).
[232]Fritz Enderlein＆Dietrich Maskow，International Sales Law，New York:Oceana Publication，376(1992).
[233]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Vienna 10 March-11 April 1980，A/CONF.97/19，New York:United Nations，446(1991).
[234]LiWei，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ISG in China，in AndréJanssen＆Olaf Meyer(eds.)，CISGMethodology，Munich:Sellier，345(2009).
[235]例如Michael Bridge把英国和香港都列为尚未参加CISG缔约国行列的法域，但是，他却并没有对其观点给出任何分析。See Michael Bridge，A Law for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37 Hong Kong L.J.17(2007).
[236]例如，杨帆、张玉卿、肖永平等学者都倾向于持此观点。参见杨帆:《中国对CISG的保留及该公约在CIETAC仲裁中的适用》，载《武汉大学国际法评论》2008年第8卷，第320页;张玉卿编著:《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释义〉》(第三版)，中国商务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Fan Yang，Hong Kong's Adoption of the CISG:Why Do We Need It，and Now?，June 2010 Hong Kong Lawyer 10，10-18(2010);Xiao Yongping＆LongWeidi，Selected Topic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ISG in China，20 Pace Int＇l L.Rev.61(2008).
[237]韩健:《CISG在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08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Shen Jianming，Cross-Strait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the Role of Hong Kong，16 Wins.Int＇l L.J.661，668(1998);Ulrich G.Schroeter，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of Goods，16 Pace Int＇l L.Rev.307，325(2004);Lutz-Christian Wolff，Hong Kong's Contract Laws:Quo Vadis?，6 J.Priv.Int＇l L.465，479-480(2010).
[238]CISG:Contracting States-China(PRC)，http://cisgw3.law.pace.edu/cisg/countries/cntries-China.htm l(last visited March 11，2011).
[239]Ingeborg Schwenzer(ed.)，Schlechtriem＆Schwenzer: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CISG)，3r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185(2010).
[240]朱文奇、李强:《国际条约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241]Anthony Aust，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69(2007).
[242]Fan Yang，Hong Kong's Adoption of the CISG:Why Do We Need It，and Now?，June 2010 Hong Kong Lawyer 10-18(2010);Michael Bridge，A Law for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37 Hong Kong L.J.17(2007).
[243]英国政府长期对加入CISG抱持冷淡态度，迟迟不愿加入CISG。一般认为，这是因为，英国认为自己的货物买卖法更好，而且更有利于维护其长期的国际商业、国际商法和国际仲裁的中心地位;英国商业界和法律界对于CISG不太感兴趣，不加入CISG不会消极影响英国的对外贸易往来，因此，加入CISG的问题始终没有成为商业和立法的优先关注事项;CISG的一些规定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CISG的规定(尤其关于根本违约和风险转移的规定)不适合于初级商品交易，国际货物买卖法律的改变在短期内总是损害了法律的确定性和连续性。参见杨良宜:《国际货物买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4～475页;Sally Moss，Why the United Kingdom Has Not Ratified the CISG，25 J.L.＆Com.483-485(2005);Michael Bridge，A Law for International Sales，37 Hong Kong L.J.17-40(2007).
[244]Michael Bridge，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Law and Practice，2n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6(2007).
[245]Roy Goode，Insularity or Leadership The Ro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Harmonisation of Commercial Law，50 Int＇l＆Comp.L.Q.751，757(2001).
[246]John Linarelli，The Economics of Uniform Laws and Uniform Lawmaking，48 Wayne L.Rev.1387，1429(2002).
[247]Lachmi Singh and Benjamin Leisinger，A Law for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A Reply to MichaelBridge，20Pace Int＇l L.Rev.161-189(2008).
[248]John Linarelli，The Economics of Uniform Laws and Uniform Lawmaking，48 Wayne L.Rev.1387，1429-1442(2002).
[249]Fan Yang，Hong Kong's Adoption of the CISG:Why Do We Need It，and Now?，June 2010 Hong Kong Lawyer 10-18(2010).
[250]WTO，World Trade Report2010:Trade in Natural Resources，Geneva，WTO，30(2010).
[251]Hong Kong＇s Principal Trading Partners in 2010，http://www.tid.gov.hk/english/trade_relations/mainland/trade.htm l(last visited March 12，2011).
[252]Hiroo Sono，Japan's Accession to the CISG:The Asia Factor，20 Pace Int＇l L.Rev.105，110(2008).
[253]Ankit Mishra，CISG and India，http://indianlegalspace.blogspot.com/2010/05/cisg-andindia.html(last visited March 12，2011).
[254]Tithiphan Chuerboonchai，International Sales Law:the CISG and Thailand，Presented in“Celebrating Success:25 Year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Collation of Papers at UNCITRAL—SIAC Conference 22-23 September 2005，Singapore)，published and copyright by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at178-185.
[255]陈霄:《专家就东亚私法统一达成共识:中国法难独善其身》，载《法制日报》2009年10月22日第八版。
[256]Fan Yang，Hong Kong's Adoption of the CISG:Why Do We Need It，and Now?，June 2010 Hong Kong Lawyer 10-18(2010).
[257]朱文奇、李强:《国际条约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258]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59]如瑞士1987年《国际私法典》第135条第2款:因产品瑕疵或有瑕疵的产品说明而提出的请求应适用外国法律时，则在瑞士判付给受害人的赔偿金，不得超出依照瑞士法律应对此种损害所判付的赔偿额度。
[260]［美］西蒙尼德斯:《20世纪末的国际私法——进步还是退步?》，宋晓译，黄进校，载《民商法论丛(第24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18页。
[261]2007年欧盟《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条例》(简称:罗马规则Ⅱ):Regula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Non-contractual Obligations(RomeⅡ)代表着欧盟国际私法的最新成果，其标志着非国家层面上对侵权冲突法的统一立法。
[262]See Kiesty JHood，Conflict of Lawswithin the 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62-164.
[263]See Peter Nygh，Choice of Law in Torts in Australia，in Petar Sarcevic，Yearbook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Volume II，ed.by Paul Volke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0，pp.70-71.
[264]参见Richard Erimpong Oppong:《非洲国际私法:历史、现状与未来》，朱伟东译，载《民商法论丛(第43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284页。
[265]See Symeon C.Symeonides，Revising Pueto Rico's Conflicts Law，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Vol.28，No.2，1990，pp.413-447.
[266]2010年1月1日，美国俄勒冈州《侵权冲突法律选择法》(以下简称:《侵权冲突法》)正式生效，其条文体现于俄勒冈州制定法汇编的第31.850-31.890条，共计14条。该法的实施证明了俄勒冈州在冲突法领域制定成文法的倾向，也表明该州在美国当代国际私法变革中起到的表率作用。
[267]1993年5月13日，美国法学会正是批准了《混合诉讼规程最终草案》，并将其提交美国国会以期能够正式成为联邦法律。制定《规程》的初衷在于通过一种协调、中立的立场调整美国国内出现的混合诉讼情况，因而其所适用的对象十分有限，主要是关于美国联邦法院系统内部、州法院系统与联邦法院系统之间以及州法院系统内部混合诉讼的移送及相关的诉讼合并的一套标准。
[268]李双元等:《21世纪国际社会法律发展基本走势的展望》，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1期，第7～8页。
[269]参见李双元、李新天:《当代国际社会法律趋同化的哲学考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24页。
[270]李双元、于喜富:《法律趋同化:成因、内涵及其在“公法”领域的表现》，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1期，第51页。
[271]See Kurt Siehr，Coordination of Legal System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in Intercontinental Cooperation Through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Essays in Memory of Peter E.Nygh，ed.by Talia Einhorn，Kurt Siehr，T.M.C.Asser Press，2004，pp.325-337.
[272]Arthur T.von Mehren，Adjudicatory Authority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A Comparative Study，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7，p.353.
[273]See Joban Meeusen，Rome II:ATrue Piece of Community Law，in The Rome IIRegula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Non-Contractual Obligations，ed.by John Ahern，William Binchy，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9，p.9.
[274]付俊伟:《现代欧盟私法的发展方向:人权保障与社会正义》，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6期，第74页。
[275]［美］博登海默:《法律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276]苏晓宏:《法律学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277]李建忠:《古代国际私法溯源——从古希腊、古罗马社会到法则理论的荷兰学派》，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151页。
[278]See Russell J.Weintraub，2009 Supplement to Commentary on The Conflict of Laws，15th ed.，Foundation Press，2009，pp.37-49.
[279]See Friedrich K.Juenger，What Now?，Ohio State Law Journal，Vol.46，No.3，1985，p.521.
[280]如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第32条第1款及第2款的规定:除本法另有相反规定外，在合同关系以外所造成的损害，适用侵权行为或不行为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的法律。如果损害发生地法对受害者更加有利，以该法作为准据法。
[281]如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士、前南斯拉夫等国。
[282]《罗马条例Ⅱ》第4条第3款:如果从案件各种事实来看，侵权/不法行为明显与本条第1、2款以外的国家有更密切联系的，则适用该另一国家的法律。与另一国家的更密切联系，可能是建立在先前存在于当事人之间且与侵权/不法行为密切相关的某种关系之上，如合同关系。
[283]《罗马条例Ⅱ》第14条第1款为当事人事先意思自治选择侵权冲突准据法设置了两项条件:第一，这种法律选择必须是当事人自由协议(Freely Negotiated)的结果，否则这种选择将不会产生确立准据法的效果;第二，事先协议的当事人必须均从事商业活动(Pursuing a Commercial Activity)，这说明了该条只能适用于当事人双方均为商主体的情况。
[284]《罗马条例Ⅱ》第16条:若法院地法有强制适用性，则本条例不应限制其适用，无论依据本条例应适用何法。
第17条:在考察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行为时，只要是适当的就应当考虑适用导致损害发生之时当地现行有效的安全和行为规则。
第26条:本条例规定适用的任何国家的法律规则，只有在这种适用与法院地国的公共政策显然不符时，才可以拒绝适用。
[285]参见尹志强:《侵权行为法的社会功能》，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5期，第153～156页。
[286]参见石佳友:《当代侵权法的挑战及其应对——“侵权法改革国际论坛”综述》，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8期，第21页。
[287]See Gerhard Kegel，Paternal Home and Dream Home:TraditionalConflict of Laws and the American Reformers，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Vol.27，No.4，1979，pp.616-617.
[288]如奥地利1978年《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条:1.与外国有连结的事实，在私法上，依照与该事实有最强联系的法律体系判定。2.本联邦法中关于适用法律的特别规定，应被视为该原则的体现。
[289]如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6条:
1.法院，除受宪法约束外，应遵循本州关于法律选择的立法规定。
2.在无此种规定时，与适用于选择法律的规则有关的因素包括:
(1)州际及国际体制的需要;
(2)法院地的相关政策;
(3)其他利害关系州的相关政策以及在决定特定问题时这些州的有关利益;
(4)对正当期望的保护;
(5)特定领域法律所依据的政策;
(6)结果的确定性、可预见性和一致性;
(7)将予适用的法律易于确定和适用。
[290]如《罗马条例Ⅱ》第4条第3款:如果从案件各种事实来看，侵权/不法行为明显与本条第1、2款以外的国家有更密切联系的，则适用该另一国家的法律。与另一国家的更密切联系，可能是建立在先前存在于当事人之间且与侵权/不法行为密切相关的某种关系之上，如合同关系。
[291]如瑞士1987年《国际私法典》第135条第2款:因产品瑕疵或有瑕疵的产品说明而提出的请求应适用外国法律时，则在瑞士判付给受害人的赔偿金，不得超出依照瑞士法律应对此种损害所判付的赔偿额度。
[292]［美］西蒙尼德斯:《20世纪末的国际私法——进步还是退步?》，宋晓译，黄进校，载《民商法论丛(第24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384～385页。
[293]See Friedrich K.Juenger，A Page of History，Mercer Law Review，Vol.35，No.2，1984，pp.450-460.
[294]邓杰:《国际私法总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295]See David P.Currie，Herma Hill Kay，Larry Kramer＆Kermit Roosevelt，Conflict of Laws(Cases—Comments—Questions)，8th ed.，West Publishing Co.，2010，pp.2-3.
[296]参见邓正来:《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2～98页。
[297]如1993年美国法学会《混合诉讼规程最终草案》第6.01条(b)项:法院选择法律时，应当考量以下各项因素，以保证与该案件相关各州的政策利益均可得到促进。(1)损害结果发生地;(2)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实施地;(3)原被告的惯常居住地或主要营业地。
[298]此点为《第三次冲突法重述》制定的讨论过程中各家之共识。
[299]如1992年《路易斯安那州民法典》第3515条、2010年俄勒冈州《侵权冲突法律选择法》第9条。
[300]See Kerstin Ann—Susann Schäfer，Application of Mandatory Rules in the Privar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ntracts，Peter Lang GmbH，2010，pp.22-26.
[301]《罗马条例Ⅱ》第16条:若法院地法有强制适用性，则本条例不应限制其适用，无论依据本条例应适用何法。
[302]如《罗马规则I》第9条;瑞士1987年《国际私法典》第19条。
[303]See Friedrich K.Juenger，Choice of Law and Multistate Justice，Special ed.，Transnational Publishers，2005，pp.6-8.
[304]［美］西蒙尼德斯:《20世纪末的国际私法——进步还是退步?》，宋晓译，黄进校，载《民商法论丛(第24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375页。
[305]See Kurt H.Nadelmann，Conflict of Laws:International and Interstate(Selected Essay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72，p.87.
[306]参见［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4～151页。
[307]参见［美］卡弗斯:《法律选择问题批判》，宋晓译，宋连斌校，载《民商法论丛(第27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418～458页。
[308]See Brainerd Currie，Noteson Methodsand ObjectivesinThe Conflict of Laws，Duke Law Journal，Vol.1959，No.2，1959，p.177.
[309]See P.John Kozyris，Interest Analysis Facing Its Critics-And，Incidentally，What Should Be Done About Choice of Law for Products Liability，Ohio State Law Journal，Vol.46，No.3，1985，pp.578-580.
[310]See Symeon C.Symeonides，Exception Clauses in American Conflicts Law，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Vol.42，No.1，1994，pp.835-859.
[311]See Symeon C.Symeonides，The American Choice-of Law Revolution:Past，Present and Futur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6，pp.388-389.
[312]赖来焜:《基础国际私法学》，台湾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221页。
[313]如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士、前南斯拉夫等国。
[314]《罗马条例Ⅱ》第5条第1款:在无损于本条例第4(2)条的前提下，适用于产品损害责任之非合同之债的法律应当是:
(a)当损害发生时，受害人在损害结果发生地拥有惯常居所，若产品的销售地也是该国，则适用该国法;如不存在以上情形，或者
(b)适用取得产品地国法，如果产品销售地也是该国;如不存在以上情形，或者
(c)适用损害结果发生地国法，如果产品销售地也是该国。
若被请求承担责任人不能合理地预见产品或同类产品在何国销售，而依照前项(a)、(b)、(c)销售地国法应予适用，则应适用被请求承担责任人之惯常居所地国法。
[315]《罗马条例Ⅱ》第4条第3款:如果从案件各种事实来看，侵权/不法行为明显与本条第1、2款以外的国家有更密切联系的，则适用该另一国家的法律。与另一国家的更密切联系，可能是建立在先前存在于当事人之间且与侵权/不法行为密切相关的某种关系之上，如合同关系。
[316]如《罗马条例Ⅱ》第14条:
1.当事人得合意选择适用于非合同之债之法律:
(a)通过于导致损害之时间发生后订立协议的方式;或者
(b)若当事各方均正从事商业活动，也可以通过于导致损害之事件发生前自由达成协议的方式。
这一选择应当明示或从案件情况来看是有合理确定性的暗示，并不得损害第三人的权利。
2.当导致损害之事件发生时，若案件之所有要素均位于法律被选择国家之外的另一国家，则当事人之选择不得损害该另一国那些不能由当事人协议予以减损的法律的适用。
3.当导致损害之事件发生时，若案件之所有要素均位于一个或多个成员国内，如共同体法在法院所在的成员国实施适度且不能由当事人协议予以减损，则当事人选择的成员国之外的国家的法律不得损害该共同体法之适用。
[317]＊司法部2008年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中青年项目“WTO宪政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08SFB3034)。本文与《国际法的自足制度之研究》(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国际法自足制度:在不成体系和社会宪政之间》(载《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是针对国际法自足制度的系列研究，分别侧重于概念建构、法理基础和实证分析。本文侧重于实证分析并对前述两文的若干论点给出了进一步论证。＊＊湖北麻城人，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国际法学研究。
[318]＊司法部2008年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中青年项目“WTO宪政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08SFB3034)。本文与《国际法的自足制度之研究》(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国际法自足制度:在不成体系和社会宪政之间》(载《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是针对国际法自足制度的系列研究，分别侧重于概念建构、法理基础和实证分析。本文侧重于实证分析并对前述两文的若干论点给出了进一步论证。＊＊湖北麻城人，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国际法学研究。
[319]Andreas Hasenclever et al.，Integrat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6，No.1，2000，p.3.
[320]在德语中，“Verfassung”(constitution)可以指政治统一体和秩序的整体状态，也可以指一个完整自足的规范体系(System von Normen)。［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第184页。
[321]德国公法学者施密特认为:国际法秩序尚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完整自足的规范体系，而必须理解成某种存在性的东西。国际法共同体并非协议，也不以协议为基础。国际法共同体没有特殊意义上的宪法，而是政治多元形态即众多政治统一体的并存状态的反映。［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1页。
[322]国外学者诺特曼列出的可能成为自足制度的候选对象包括:外交豁免、人权条约、欧盟、WTO、环境条约、不扩散条约、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国际组织的组织文件。M.Noortmann，Enforcing International Law–from Self-help to Self-contained regimes，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5，p.141.
[323]根据《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50条“不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的规定，第50条第1款指明四类不得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1)《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义务，(2)保护基本人权的义务，(3)禁止报复的人道主义性质的义务，和(4)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其他义务”。第2款规定“采取反措施的国家仍应履行其下列义务:(1)实行它与责任国之间任何可适用的现行解决争端程序;(2)尊重外交或领事人员、馆舍、档案和文件之不可侵犯性”。
[324]Ireland v.UK，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Judgement of 18 January 1978，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CHJ，Series A.25，para.239.
[325]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Nicaragua 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erits，ICJReports，1986，p.134.
[326]K.J.Partsch，“Reprisals”，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R.Bernhardt，ed.，Vol.4，1986，pp.203-204.
[327]《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0(5)条排除一国因实质违反行为而暂停或终止任何条约规定，“只要该条约规定涉及载于各人道主义性质条约中对个人的保护，尤其是关于禁止对此类条约保护的人进行任何形式报复的规定”。维也纳会议以88票赞成、0票反对、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补充这一条款。
[328]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 in Tehran，ICJReports，1980，p.38，para.83.
[329]参见《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2、24、29、44、45条。
[330]C.Wickremasinghe，Immunities Enjoyed by Officials of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in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391.
[331]Math Noortmann，Enforcing international law:from self-help to self-contained regimes，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5，p.140.
[332]BrunoSimma and Dirk Pulkowski，Of Planets and the Universe:Self-contained Regimes in International Law，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7，2006，p.483.
[333]John H.Jackson，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Constitution and Jurisprudence，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8，p.95.
[334]本部分中，外交法因没有形成专门的国际司法机构，故略去不论。
[335]Al-Adsani诉联合王国，2001年11月21日的判决，《欧洲人权法院案例汇编》，2001年，第100页，第55段。
[336]Velásquez Rodríquez案，1988年7月29日的判决，《美洲人权年鉴》，1998年，第990页，第184段。
[337]Lorand Bartels，Applicable Law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edings，Journal of World Trade，2001，Vol.35，p.501.
[338]Loizidou v.Turkey，15318/89，ECHR，March 1995，para.75.
[339]Waite and Kennedy V.German，26083/94，ECHR，February 1999.
[340]例如《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21条给出了这种等级次序的规定。
[341]Partiécologiste“Les Verts”诉欧洲议会，1986年4月23日的判决，欧洲法院，第294/83号案例，第1365页，第23段。
[342]Canada-Terms of Patent Protection，WT/DS170/AB/R，2000，paras.71-74.
[343]European Communities-Regime for the Importation，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Bananas，WT/DS27/ARB，1999，paras.6，16.
[344]与之殊途同归的是条约规范其后演变为习惯规范的问题，正如李浩培先生对此的经典论述:“并不是条约成为习惯，而是习惯附着于条约而产生。”
[345]这一结论有助于应对由于WTO成员并非全部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缔约方所产生的有违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的问题。
[346]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n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U.N.Doc.A/CN.4/L.628，2002，p.237.
[347]Korea-Measures Affecting Government Procurement，WT/DS163/R，1 May 2000，paras.7，96.
[348]国际强行法规范在国际法中尚无定论，在2001年《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评注中，国际法委员会列举的强行法例子有禁止侵略、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灭绝种族、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酷刑、可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基本规则及自决权。参见《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40条评注，第3段，载《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A/56/10)，2001年，第283页。而国际法不成体系研究小组列举的具有强行法地位的备选规范包括:(a)禁止侵略性地使用武力;(b)自卫权;(c)禁止灭绝种族;(d)禁止酷刑;(e)危害人类罪;(f)禁止奴隶制和奴隶贸易;(g)禁止海盗行为;(h)禁止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i)禁止针对平民的敌对行为(国际人道主义法基本规则)。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国际法不成体系: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2006年，第118页。
[349]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的适用)也在第1款确认宪章第103条的优先地位。
[350]参见陈喜峰:《国际法的自足制度之研究》，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
[351]Anja Lindroos，“Addressing Norm Conflicts in a Fragmented Legal System:The Doctrine of Lex Specialis”，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74，2005，pp.30-34.
[352]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咨询意见，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40页，第25段。
[353]国际法院，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Wall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咨询意见，2004年7月9日，第106页。
[354]Lord A.D.McNair，The Law of Treaties，Oxford Press，2nd ed.，1961，pp.393-399.
[355]Petros C.Mavroidis，No Outsourcing of Law?WTO Law as Practiced by WTO Courts，Vol.102，No.3，2008，pp.421-474.
[356]C.M.Vászquez，Trade Sanctions and Human Rights-Past，Present，and Futur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6，2003，pp.797-839.
[357]S.Dillon，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Law and the European Union，Oxford Press，2002，p.122.
[358]值得指出的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尽管可以限制外部国际法的适用，却将为此后果承担另一种国际责任。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目前正在编撰的“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特别是其第15条和第23条，WTO及其成员仍然可能在一般国际法的意义上承担作为国际组织的责任，甚至得到WTO争端解决机构之外其他国际司法机构的认定。
[359]＊基金项目: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资助研究课题“区域服务贸易法解释学研究”(131109);2011年首批重庆市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服务贸易法前沿问题研究”。＊＊王衡，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国际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郭慧，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法官。
[360]＊基金项目: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资助研究课题“区域服务贸易法解释学研究”(131109);2011年首批重庆市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服务贸易法前沿问题研究”。＊＊王衡，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国际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郭慧，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法官。
[361]GATS第6条在实践中主要包括:(1)程序上的规定;(2)规范资格要求和程序、技术标准和许可要求的授权;(3)临时适用的规则。为GATS第6条冠以“国内规制”主要指该条为各成员在具体承诺表中列入的服务部门详细规定了一般义务。参见曾炜:《GATS第6条中的正当程序与良好管制探析》，载《海峡法学》2010年第3期，第95页。
[362]Luis Abugattas Majluf，Domestic Regulation and the GATS:Challeng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p.4，available at http://ictsd.net/downloads/2008/06/dom_reg.pdf，visited on March 1，2010.
[363]魏建:《法经济学:分析基础与分析范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页。
[364]商务部世贸司:WTO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概述，资料来源于:http://sms.mofcom.gov.cn/aarticle/cbw/200710/20071005184066.htm l，2010年4月16日访问。
[365]WTO，Communication from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ts Member States，S/WPDR/W/25，10 July 2003.
[366]张汉林，孙娜:《论“服务贸易总协定”国内规制与我国服务贸易法规的完善》，载《国际贸易(法律)》2006年第7期，第58～59页。
[367]“囚徒困境”是美国学者阿尔伯特·塔卡提出的模型，假设有两个犯罪嫌疑人共同作案后被捕，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囚室里审讯。对他们而言，每个人都有两种策略，一是选择揭发对方的罪行，即“不合作”;一是选择不揭发对方的罪行，即“合作”。若两个犯罪嫌疑人“共同合作”，他们将被判2年;若是“共同不合作”，他们将被判3年;若是一个选择“合作”，一个选择“不合作”，选择“合作”的犯罪嫌疑人将被判处4年，选择“不合作”的犯罪嫌疑人将被判1年。最终，博弈的结果将是双方都选择“不合作”，即被判处3年。参见［美］杰弗里.L.哈里森，《法与经济学》(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6页。
[368]该分析和假设亦可体现多边层面与区域层面之间的博弈。
[369]过度国内规制是指各成员政府倾向于过度运用规制自主权，可能间接不当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
[370]该模型借鉴了“中欧贸易走向及其博弈论分析”中的分析模型，参见王蕊、陈有真:《中欧贸易走向及其博弈论分析》，载《经营管理者》2009年第17期，第240页。
[371]必须指明的是，这是早期重商主义的典型观点，即仅将贵金属等货币财富当成贸易的唯一利益，而不考虑消费者等国内群体因进口而引起的福利变动。然而，西方国家盛行的利益集团理论可能有助于证明该模型的适当性。利益集团对一国的经济政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换言之，生产者集团能够对国家的经济政策施加影响力，因此，上述模型以生产者的利得和损失为出发点研究一国经济政策可能并非没有合理性。
[372]该模型借鉴了“中欧贸易走向及其博弈论分析”中的分析模型，参见王蕊、陈有真:《中欧贸易走向及其博弈论分析》，载《经营管理者》2009年第17期，第240页。
[373]谢识予:《经济博弈论(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374]折扣系数指对期望收益进行的折扣比例，折扣可能源于心理压力或者对未知变量的判断标准等。在谈判中的折扣系数源于对对方的信任及对未来变数的判断标准等。
[375]博弈的结果符合1971年弗里德曼提出的无限次重复博弈民间定理。参见谢识予:《经济博弈论(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376]Carlo Gamberale and Aaditya Mattoo，Domestic Regulations and Liberalis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in Development，Trade，and the WTO:A Handbook，ed.by Bernard Hoekman，Aaditya Mattoo，and Philip English，World Bank，2002，p.290.
[377]Anthony I.Ogus，Regulation:Legal Form and Economic The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51.
[378]Carlo Gamberale and Aaditya Mattoo，Domestic Regulations and Liberalis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in Development，Trade，and the WTO:A Handbook，ed.by Bernard Hoekman，Aaditya Mattoo，and Philip English，World Bank，2002，p.290.
[379]王蕊、陈有真:《中欧贸易走向及其博弈论分析》，载《经营管理者》2009年第17期，第240页。
[380]Carlo Gamberale and Aaditya Mattoo，Domestic Regulations and Liberalis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in Development，Trade，and the WTO:A Handbook，ed.by Bernard Hoekman，Aaditya Mattoo，and Philip English，World Bank，2002，p.290.
[381]Anthony I.Ogus，Regulation:Legal Form and Economic The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51.
[382]《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贸关系司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页。
[383]Jan Wouters and Dominic Coppens，GATS and Domestic Regulation:Balancing the Right to Regulate and Trade Libralization，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rade in Services，ed.by Kern Alexander and Mads Andena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8，p.260.
[384]Markus Krajewski，National Regulation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Services-The Legal Impact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on National Regulatory Autonomy，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3，p.132.
[385]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Guideline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Negotiations on Trade in Services，28 Mar.2001，S/LL93，para.7.
[386]齐红丽主编:《中国—东盟自贸区法律协议条文释义》，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56～59页。
[387]WTO，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Korea-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Fresh，Chilled and Frozen Beef，WT/DS/161，169/AB/R，para 162.
[388]WTO，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Affecting Asbestos and Asbestos-Containing Products，WT/DS/135/AB/R，paras 170-172.
[389]Panagiotis Delimatsis，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and Domestic Regul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56.
[390]Luis Abugattas，Domestic Regulation and the GATS:Challeng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p.8.Available athttp://www.ictsd.org/dlogue/2006-02-28/Dom_Reg.pdf，visited on May 1，2010.
[391]《行政许可法》第13条:本法第12条所列事项，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2)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3)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4)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
[392]贺平:《规制缓和中的双层博弈——以日本〈大店法〉为例》，载《日本学刊》2009年第2期，第5页。
[393]Mina Mashayekhi and Elisabeth Tuerk，GATSNegotiationson Domestic Regulation:A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in The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rade in Services，ed.by Kern Alexander，Mads Andena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8，p.281.
[394]Mina Mashayekhi and Elisabeth Tuerk，GATS Negotiations on Domestic Regulation:A 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rade in Services，ed.by Kern Alexander，Mads Andena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8，p.281.
[395]厦门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396]参见徐崇利:《晚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实践之评判:“全球治理”理论的引入》，载《法学家》2010年第3期，第143～153页。
[397]在世纪之交，关于经济全球化下的法律“趋同化”和“一体化”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所谓“法律趋同化”，是指调整相同类型社会关系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趋向一致，既包括不同国家的国内法的趋向一致，也包括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趋向一致。所谓“法律一体化”是指全球范围内法律规范的相互连接，也就是国内法和国际法正在连为一体，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参见车丕照:《法律全球化——是现实?还是幻想?》，载《国际经济法论丛》2001年第4卷，第32页。
[398]See e.g.Victor Thuronyi，International Tax Cooperation and a Multilateral Treaty，Brook.J.Int＇l L.，Vol.26，No.4，2001，p.1641;Richard J.Vann，AModel Tax Treaty for the Asian-Pacific Region?Bulletin for International Fiscal Documentation，Vol.45，No.4，1991，pp.157-160;Michael Rigby，ACritique of Double Tax Treatiesasa Jurisdict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Australian L.F.，Vol.8，No.3，1991，p.301.
[399]See e.g.J Azzi，Tackling Tax Treaty Tensions:Time to Think About an International Tax Court，Bulletin for International Fiscal Documentation，Vol.52，No.8/9，1998，pp.344-357.
[400]在这场论战中，MichaelGraetz，David Rosenbloom，Julie Roin，Mitchell Kane等人主张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国际税法体系，与之相对的另一阵营(包括Hugh Ault，Reuven S.Avi-Yonah，Yariv Brauner，Paul McDaniel，Diane Ring，Richard Vann等人)认为这一体系是存在的。关于这场论战的背景和概述，可参见Reuven S.Avi-Yonah，International Tax as International Law-An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Tax Regime，熊伟译:《国际法视角下的跨国征税-国际税收体系分析》，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401]S.A.Dean，The Incomplete Global Market for Tax Information，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Vol.49，No 3，2008，p.672.
[402]Miranda Stewart，Transnational Tax Information Exchange Networks:Steps towards a Globalized，Legitimate Tax Administration，World tax journal，Vol.4，No.2，2012，p.153.
[403]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404]OECD，Model Tax Convention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 and its Commentary，Paris，June 2010.
[405]United Nations，Model Double Taxation Convention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New York，2011.
[406]OECD，Commentary para.5，Art.26，Model Tax Convention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Paris，June 2010.
[407]参见王裕康:《OECD修改情报交换条款的介绍及简要评价》，载《涉外税务》2004年第10期，第31～36页。
[408]OECD，Update to Article 26 of the OECD Model Tax Convention and its Commentary，Approved by the OECD Council on July 12，2012，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ctp/exchangeofinformation/120718_Article%2026-ENG_no%20cover%20(2).pdf，visited on July 23，2012.
[409]OEC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Brief of 14 April 2010，Promoting Transparency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for Tax Purposes，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newsroom/44431965.pdf，visited on July 23，2012.
[410]OECD，Agreement o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Tax Matter，2002，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tax/harm fultaxpractices/2082215.pdf，visited on July 12，2012.
[411]OECD，Harm ful Tax Competition:An Emerging Global Issue，1998.
[412]OEC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Brief of 14 April 2010，Promoting Transparency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for Tax Purposes，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newsroom/44431965.pdf，visited on July 12，2012.
[413]参见第三点第(二)部分。
[414]2008年，德国税务机关从列支敦士登全球信托集团的前任雇员手中以将近38万欧元的价格买到一张载有上百个集团客户信息的CD，并基于此对国内具有逃避税嫌疑的纳税人展开调查。这张CD是该雇员在任职期间从公司非法窃取而得，除了德国客户的信息外，还记录了美国、英国、瑞士、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客户信息。荷兰和英国先后表示有兴趣从德国税务机关手中获取这张CD。T.A.Van Kampen，L.J.de Rijke，The Kredietbank Luxembourg and the Liechtenstein Tax Affairs:Notes on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Between Stat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Rights，EC Tax Review，Vol.5，No.5，2008，pp.221-232.
[415]Miranda Stewart，Transnational Tax Information Exchange Networks:Steps towards a Globalized，Legitimate Tax Administration，World tax journal，Vol.4，No.2，2012，p.161.
[416]关于不同形式的税收情报交换之定义和实施方法，参见付慧姝:《税收情报交换制度》，群众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0页。
[417]关于不同形式的税收情报交换之定义和实施方法，参见付慧姝:《税收情报交换制度》，群众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418]C.Oner，A Different Approach to the Agreement o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in Tax Matters(Turkey Has Secretly Approved Model Tax Agreement)，Intertax，Vol.37，No.8/9，2009，p.483.
[419]Protocol amending the Convention on Mutual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in Tax Matters，Effective date:June 1st，2011.
[420]Achim Pross and Raffaele Russo，The Amended Convention on Mutual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in Tax Matters:A Powerful Tool to Counter Tax Avoidance and Evasion，Bulletin for International Taxation，Vol.66，No.7，2012，pp.361-365.
[421]Revised Explanatory Report to the Convention on Mutual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in Tax Matters，para.150，available at http://conventions.coe.int/Treaty/EN/Reports/Html/127-Revised.htm#chapitre5，visited on July 28，2012.
[422]The Nordic Pact Multilateral Convention o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in Tax Matters，9 November 1972(Denmark，Finland，Iceland，Norway and Sweden).
[423]2005年，包括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在内的南亚七国签署了所得税和共同协助协定(Income Tax and Mutual Assistance Treaty in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 Cooperation)，该协定于2011年4月1日生效，税收情报交换规定在第5条。
[424]2011年3月19日，塞尔维亚、黑山共和国、斯洛文尼亚以及波斯尼亚签署了区域性合作协议，打击避税和灰色经济。
[425]Council Directive 77/799/EEC of19 December 1977，OJNo.L 336 of 27 December 1977.
[426]Council Directive 2011/16/EU of15 February 2011 on 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taxation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77/799/EEC.
[427]Council Regulation No.1798/2003 of70 October2003 on 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value added tax.
[428]Council Directive 76/308/EEC of 15 March 1976 on mutual assistance for the recovery of claims resulting from operations forming part of the system of financing the European Agricultural Guidance and Guarantee Fund，and of Agricultural levies and customs duties，and in respect of valueadded tax.
[429]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Council Regulation，No.2073/2004 of November 20004 excise duties.
[430]Directive 2003/48/EC of 3 June 2003 on taxation of savings income in the form of interest payments.
[431]关于利息税指令的制定背景介绍，参见Ben J.M.Terra，Peter J.Wattel，European Tax Law(Fifth ed.)，Kluwer，2008，p.303.
[432]原本比利时也对情报交换条款作出保留，但是在2010年1月1日开始，比利时放弃了征收预提税，并同意实施自动情报交换。
[433]参见http://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taxation/personal_tax/savings_tax/legal_bases/index_en.htm，2012年8月21日访问。
[434]OECD，Manual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Provisions for Tax Purposes，23 January 2006.
[435]OECD，http://www.oecd.org/tax/transparency/membersoftheglobalforum.htm，访问日期2012年8月13日。
[436]关于最新审议工作的总结报告，参见Global Forum on Transparency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for Tax Purposes，Progress Report to the G20，Los Cabos，Mexico，June 2012.
[437]G20的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澳大利亚、中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韩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和欧盟。此外，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派出代表参与其中。
[438]Allison Christians，Taxation in a Time of Crisis:Policy Leadership from the OECD to the G20，Nw.J.L.＆Soc.Pol＇y.，Vol.5，No.1，2010，p.22.
[439]G20，Global Plan for Recovery and Reform:The Communique from the London Summit，London(2 April2009)，available from http://www.g8.utoronto.ca/g20，visited on August2，2012.
[440]S.Picciotto，International Business Taxation:a Study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Business Regulation，Law in Context:Weidenfeld and Nicolson，London，1992，p.235.
[441]关于“可预见的相关性”和“散网捕鱼式”的情报搜集之间的区别及例证，请参见OECD，Update to Article 26 of the OECD Model Tax Convention and its Commentary，Approved by the OECD Council on July 12，2012，paras.5-8.
[442]应请求的情报交换是指缔约国一方当局应另一缔约方当局提出的请求，提供与特定税收案件有关的税收情报的情报交换方式。
[443]自发情报交换是指缔约国一方主管当局将在税务工作中获取的、认为对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税收征管有益的情报主动地向缔约国另一方提供的情报交换方式。
[444]OECD，Tackling Offshore Tax Evasion:The G20/OECD Continues to Make Progress，June 2012，Reported by Secretary General Gurria of the OECD;OECD，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What It Is，How ItWorks，Benefits，What Remains to be Done，July 23，2012，available athttp://www.oecd.org/ctp/exchangeofinformation/AEOI_FINAL_with%20cover_WEB.pdf，visited on August20，2012.
[445]Tan How Teck，Singapore:Implementing the New OECD Model Standard o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Bulletin for international taxation，Vol.63，No.12，2009，p.582.
[446]相形之下，构成一国拒绝情报交换之正当事由的范围却在不断萎缩，其主要体现在OECD规定的DTAs范本中第26条第3款的三种情形。
[447]OECD，Taxation and the Abuse of Bank Secrecy，Issues in International Taxation No.1:International Tax Avoidance and Evasion:Four Related Studies，1987，pp.107-122.
[448]OECD，Improving Access to Bank Information for Tax Purposes，OECD:Paris，2000，para.7.
[449]关于该案更详尽的描述，参见宋兴义:《瑞银集团税案——瑞士银行百年保密制度的致命打击》，载《中国税务》2009年第10期，第62～64页;参见崔晓静:《从“瑞银集团案”看国际税收征管协调机制的走向》，载《法学》2010年第12期，第46～58页。
[450]该协议的具体内容参见:Alfonso Rivolta，New Switzerland-Germany and Switzerland-United Kingdom Agreements:Does Anyone Offer More than Switzerland?Bulletin for International Taxation，Vol.66，No.3，2012，pp.138-147.
[451]Petra Eckl，Jonathan Sambur，The Impact of the US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FATCA)on European Entities，European taxation，Vol.52，No.1，2012，pp.37-41.
[452]OECD welcomesmultilateral efforts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tax compliance and transparency，July 26，2012.http://www.oecd.org/tax/taxoecdwelcomesmultilateraleffortstoimproveinternationaltax complianceandtransparency.htm.
[453]Arthur J.Cockfield，Protecting Taxpayer Privacy Rights Under Enhanced Cross-border Tax Information Exchange:Toward a Multilateral Taxpayer Bill of Right，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Law Review，Vol.42，No.2，2010，p.421.
[454]Tonny Schenk-Geers，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Taxpayers，Woulter Kluwer，2009，pp.135-151.
[455]A.J.Cockfield，Protecting Taxpayer Privacy under Enhanced Cross-border Tax Information Exchange:Toward a Multilateral Taxpayer Bill of Right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Law Review，Vol.42，No，2，2010，pp.419-471.
[456]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工作规程》，国税发［2006］70号文，2006年5月18日。
[457]该组织旨于通过开展双边税收协定框架下的实时信息交换，更有效地识别和遏制各种恶意税收筹划。
[458]Global Forum on Transparency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for Tax Purposes Peer Reviews: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2，published on 20 June 2012，paras.286，289，available athttp://www.oecd-ilibrary.org/taxation/global-forum-on-transparency-and-exchange-of-information-for-taxpurposes-peer-reviews-china-2012_9789264178267-en，visited on July 29，2012.
[459]Allison Christians，Taxation in a Time of Crisis:Policy Leadership from the OECD to the G20，Nw.J.L.＆Soc.Pol＇y.，Vol.5，No.1，2010，p.21.
[460]Tatiana Falcao，Exchanging Information with the Developing World:A Digression on Global Forum Exchange of Information's Interaction with Developing Economies，Intertax，Vol.39，No.12，2011，p.609.
[461]境外税务稽查在DTAs范本第26条注释、TIEAs范本第6条、公约第9条中均有规定。
[462]League of Nations，Double Taxation and Tax Evasion，G.216.M.85.1927.II，Geneva，April 1927.http://faculty.law.wayne.edu/tad/Documents/League/League_Tech_Experts.pdf.
[463]Jean-RodolpheW.Fiechter，Exchange of Tax Information:The End of Banking Secrecy in Switzerland and Singapore?International Tax Journal，Vol.36，No.6，2010，p.60.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