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核实吉林“铁道游击队”的情况,吉林省档案馆馆长李贵中和研究人员帮记者查找到涉及“三江好”和“铁道游击队”的几份珍贵档案。
档案之一是吉林省档案馆珍藏的罗明星的唯一遗物——一封珍贵的亲笔信。他在这封写给九台一个朋友的信中说:“弟(罗明星谦称)虽然保护商民,弟是胡匪性质,但活动均是军队行动”,称其队伍“保护农人收割庄稼,维护地方秩序”。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刘敏说,从这封书信看出“三江好”虽是“土匪”,但不祸害百姓,还维护地方秩序,所以应是具有爱国抗日性质的“绿林好汉”或称“好匪”。
档案之二是伪满洲国吉林省警务厅一个报告,是“大同”元年(1932年)11月16日省公署警务厅向上级汇报企图劝降“三江好”“归顺”编到地方武装里头的一个报告。“三江好”提出一些条件,如“需速发给部下四千名冬服”;收编后全部改编成自警团、保卫团等。由于这些要求对方难以满足,收编没有成功。
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刘敏分析说,“三江好”毕竟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正规抗日队伍,所以才有了与伪吉林省警务厅的“收编”谈判。这或许是一种为度过暂时难关(如严寒的冬季)而采取的临时策略,但也反映他抗日不是一直都非常坚定的。当然从主流上看他是抗日的,这点必须充分肯定。
档案之三是反映“三江好”在吉林省榆树县、德惠县、九台县特别是九台一带与地方保安以及日本人“接仗”也就是打仗的情况。档案反映出,“三江好”每次打仗都率领200人以上,最多的一次有2000人左右。这部分档案中频繁涉及到“三江好”的都是“接仗”(打仗),而且“三江好”的队伍作战力量强、持续时间长,每次到哪里打完就走,是游击的性质。
据刘敏介绍,“三江好”的队伍在打击日本侵略者、保护地方百姓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为了解除“三江好”的威胁,日本人曾企图劝降罗明星,但没有成功。为防止抗日武装继续对铁路进行破坏,日本人后来被迫成立了“吉林铁道守备队”。(www.xing528.com)
档案之四是333号卷宗即地方保卫团管理处的卷宗,是反映九台县公署报告保卫队被“吉林铁道守备队”会同日军给缴械的情况。为什么地方保安的枪械被日本人缴了?地方保安都是些什么人?另一份档案就是关于这次缴械的调查报告:“大同”二年(1933年),九台县的地方保卫队有叛变为“匪”的行为,这是第一条原因。第二条是说是地方保卫队人员,从数量上看一半曾为“匪”,另一半是地方的“良民”和商民,而且不论是保卫团的一队还是二队,其队长都是收编的“匪”。第三个原因是这支队伍有叛变为“匪”的行动。正因为“匪”的成分占的比例大,又很可能有了与外“匪”联系的行动,所以被日本人和“吉林铁道守备队”缴械。
刘敏说,这个档案虽然没有直接出反映“三江好”的内容,但说明当时日本人之所以成立“铁道守备队”肯定是有针对对象的,这从反面说明了当时“铁道游击队”有相当大的破坏行为,而且基本可以肯定是针对“三江好”的“铁道游击队”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铁道游击队zt鲁南铁道游击队于1940年2月成立于山东煤城枣庄,队长洪振海,是小说和电影中刘洪的原型,政委是教书出身的杜季伟,副队长是王志胜,队员主要是爱国矿工和铁路工人。开始时称为鲁南铁道队,亦称鲁南铁道大队,隶属于鲁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部(后改为苏鲁支队)领导,不久归鲁南军区建制。在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时,铁道游击队成了铁路沿线敌后武工队的组成形式。而鲁南铁道游击队则是众多铁道游击队中的佼佼者。鲁南铁道游击队以微山湖为依托,活跃在津浦、临枣(临城—枣庄)、台枣(台儿庄—枣庄)3条铁路线上,打票车、劫货车、扒铁路、炸桥梁,神出鬼没,飘然而至,隐忽而逝,有力打击了日军的战略运输。平常,他们以微山湖中的微山岛为生活基地,与当地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枣庄以北就是115师主力所在地。当敌人出动大部队“围剿”时,游击队就暂时隐蔽到山区去;敌人一退,他们又立即上岛,继续寻找机会在铁路线上与敌人作斗争。在整个抗战时期,铁道游击队进行了几次著名的行动。其中有打票车(运钱的火车)、二次血染洋行、奇袭阎团和临城、沙沟截布等。1940年7月,铁道队接到鲁南军区的通知,要他们弄一部分资金,以解决部队的困难。铁道队的几位领导商量后决定搞一次日军的票车。
于是他们通过关系找到了跑连云港的伪车队长,了解了日军票车的行动规律。每星期六,铁路沿途各站都通过这辆车向济南交钱。于是,他们派人化装侦察,摸清了日伪军押车的有关情况。按照打票车的行动计划,铁道游击队选择了12名作战勇敢的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潜入列车上侦察情况,选择目标,稳住敌人;副队长王志胜带20名精干短枪队员事先在预定地点设伏;队长洪振海和曹得清则负责干掉司机,掌握火车头。到了星期六,铁道游击队按计划开始行动。先期上车的队员都盯上了自己的目标,列车过了枣庄站,洪振海、曹得清就跃上火车头,打死了一名司机,另一名司机则被捆绑起来。随后,驾驶着火车向前行进。列车一到预定伏击地点,猛一刹闸,车速放慢,王志胜带领队员爬上了火车,与车上的侦察员们互相配合,全部杀死了押车的20余名日本兵。随后他们来到最后一节车厢,将装钱的袋子一一抛下。这次行动共得款8万余元,并缴获短枪8支、长枪12支、手炮1门和机枪1挺。而铁道游击队则无一伤亡。打完票车后,铁道游击队还觉得不过瘾,决心再打一次枣庄国际公司,来个二次血染洋行。时间定在8月,当时的洋行戒备非常严,但王志胜在洋行的三掌柜金山(日本人)的带领下,对洋行进行了侦察。王志胜回到队里后,介绍了洋行的情况,大家决定当天就行动。晚上约10点钟,王志胜带领32名队员到了洋行附近。因为墙上有电网,他们只得从墙上钻洞进去,直到凌晨4点,墙才钻透。进去的人分为4个小组,按照预先的作战方案,各奔自己的目标,将4个房间的敌人全部干掉。这次行动共杀死13名敌人和1名翻译,缴长、短枪6支、手表和怀表100多块。
1941年6月,铁道游击队又进行了一次奇袭阎团、临城行动,并取得了胜利。阎团即由阎成田任团长的一个伪军团。当时,该团由太安调至临城一带驻防,其中一个营驻在微山岛上。这个团与日本人一起在周围地区犯下了滔天罪行,并直接威胁到在湖区活动的抗日武装。因此,铁道游击队与其他兄弟部队决定歼灭敌驻岛的那个营。在一天夜里,铁道游击队与其他部队一同登上了微山岛,铁道游击队直捣敌营部,击毙敌营长,俘虏敌副团长,全歼该营,缴获轻重武器200余件。后来,铁道游击队又化装成阎成田团的伪军,袭击了临城车站,并成功地把此事嫁祸于阎成田。日军把阎成田团的300余人押解到东北煤矿做苦工,阎成田及其主要副手,则被绑在电线杆上用刺刀捅死。
1941年11月,鲁南军区被服厂遭日军破坏,部队穿衣成了问题。铁道游击队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从日军手中搞一批布。他们在沙沟车站找到内线,并了解到不久将有一批布南运。内线在火车停在沙沟的时候,将沙子放进了火车的油壶里,迫使列车在临城站修理,拖延列车开出的时间。到了晚上,列车终于开动了,但内线又准时拔掉风管和销子,使两节运布的车厢停在了沙沟南面的塘湖附近。两三个小时后,布大部被卸下,没卸下来的被放火点燃。就在这时,又从对面开来一辆满载日本兵的军列,还没等军列靠近,铁道游击队就对敌进行射击。军列不但没停,反而加速,结果与燃烧的运布车厢相撞,日本兵死30余人,重伤不计其数。这次行动共缴获布1.8万多匹,日军军服800余套,还有部分毛毯、药品等。铁道游击队还时常担负安全护送高级干部过铁路的重大任务。由于铁道游击队十分活跃,敌人加强了对铁道两侧的保护,沿线碉堡林立,探照灯彻夜不灭,并且还在铁道两侧挖了与铁道平行的深沟或筑起封锁线,以限制铁道游击队的活动。因此,护送干部过铁路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但铁道游击队依靠自己的忠诚、勇敢和高超技术,多次把从华中新四军根据地到延安或从延安来华中的干部安全护送过铁路线。仅1943年,便护送了300余名干部,均未遭受损失。
1943年5月陈毅由苏北去延安,就是由铁道游击队护送越过津浦铁路的。此外,铁道游击队还参与和单独实施了多次其他作战行动,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根据地内到处传颂着铁道游击队的传奇故事,而且在日本人当中也有了相当的“知名度”。1945年10月,新四军第19旅要求鲁南津浦铁路沿线及临(城)枣(庄)支线上部署的一个日军铁路联队投降,但遭日军拒绝。日军的大队长声称只向“飞虎队”交武器,“飞虎队”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别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服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蛮夷槁街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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