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研究溯源及科技项目信息化管理模式研究成果

科技政策研究的起源在于获取国家竞争的优势。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反复证明先进的技术能力对国家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以国家力量推动技术更新及其在生产中的扩散成为获取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对此，英国政府设立了科学与工业研究部（1916年），法国组建国家科学基金（1930年）和国家研究中心（1938年）。二战之后，科技政策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迎来一个高潮。

尽管科技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得到普遍关注，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布什报告垄断了对科技政策的解释权，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报告对科技政策内部复杂性界定不清的缺陷在科研和应用方面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OECD组织成立后，先后多次针对科技政策组织了深入的探讨，科技政策逐步走出布什报告的阴影，形成新的理论体系。1963年OECD发布了与科技政策有关的研究报告《SCIENCE AND THEPOLICY OF GOVERNMENTS》，该报告首次明确了科学政策的目标是服务于经济增长，同时强调国家支持科技发展计划的重要性，从而为政府部门支持科技发展找到现实依据。OECD有关科技政策另一份重要报告是1970年发布的布鲁克斯报告，该报告进一步拓展了科技政策的研究范畴，将人性和社会因素纳入，认为在评估研发和新技术时，需要将公民意见纳入。应该说布鲁克斯报告反映了公共管理部门从思想高度对技术进步的后果进行的反思，并准备采取措施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1980年，OECD研究报告的关注重点从之前的重视投资转向新技术吸收方面，在《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Policy》中，弗里曼、纳尔逊等专家将新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的科技政策重新定义为创新政策，并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吸收能力看作解决经济变慢及失业率增长问题的工具。1990年，OECD报告提出创新是一种互动过程的观点，将国家创新体系作为推动有组织创新的平台，进而建立了对科技创新政策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框架，该分析框架成为之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建立科技政策体系的重要依据。

21世纪以来，一方面新科技革命初露端倪，大量新技术及其催生的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另一方面随着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全球大部分国家铺开，越来越多的组织和学者开始对科技创新政策问题开展研究，逐渐形成一批新的成果。如Lundvall和Borras将科技政策进一步区分为科学政策、技术政策和创新政策，认为科学政策的主要问题在于对不同科学活动合理地配置资源；技术政策关注的问题在于技术和产业的发展策略；创新政策则分为放任主义和系统化两种形式，前者反对政府过多干涉技术发展，强调环境保障，后者主要强调创新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从网络化和价值链的角度看待创新政策，但是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均以经济增长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标。Ergas采用两分法，将科技政策分为“任务导向型”和“扩散导向型”两个类别，前者以日本和法国为代表，表现为决策集中化、技术选择和项目集中化，支持对象以研究机构和大型企业为主；后者以德国为代表，侧重技术扩散、协同合作等。在Canter和Pyka等人的研究中，同样采取了任务型和扩散型的分类方法。

2010年之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经济举步维艰，各国对科技创新政策的重视程度得到进一步提升，全球科技政策呈现出分化趋势，一方面从政策制定的主体来看，分化为：发达国家以推动经济复苏为目的的科技政策研究和实践；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四国等国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环境为主要目标的科技政策研究实践。另一方面从政策内容来看，分化为以系统化为出发点的大科学政策研究和以具体政策为研究对象的专项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总体上，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出五个方面的趋势。

（1）演化经济学思想广泛渗透于科技政策的各个研究范畴

演化经济学思想强调动态竞争下的自然选择与自我完善。科技创新并不是均衡发生的，如生物演化一样，它具有群聚爆发的特征。技术进步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要求相关制度具备充分的柔性，即能够对科技创新的变动适时进行调整。面对当前新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强，相应的科技政策也日趋复杂，同一政策内部，不同政策之间，政策执行链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等需要广泛沟通与协调，因此将演化经济思想用于科技政策分析与设计也就成为科技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

（2）科技政策研究与科技政策实践同步进行

科技政策研究与政策制定与实施同步展开是当前科技政策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从科技创新政策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科技政策的演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及之前的时期，科技政策以供给侧的实践活动为主，有关科技政策的研究尚未被学术界纳入视野；在第二阶段，市场需求成为科技政策最为关注的问题，此时的科技政策研究集中在成本-效益分析、项目管理等领域；在第三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科技创新的政策研究逐步兴起，一方面研究活动更加注重对已制定政策的思考，如Ergas提出美国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的科技政策以使命型为主导，并逐步从使命型向扩散型转变；Cantner和Pyka则在分析德国科技政策及其转型的基础上，提出科技政策四象限理论。近年来，科技政策与政策执行研究的同步性进一步增强，以研究指导实践、实践给予研究反馈为特点的科技政策循环周期不断缩小，通过运用技术预见等工具，理论研究对政策实践的指导性不断增强。(www.xing528.com)

（3）科技政策研究逐步向细化和深化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有关科技政策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对科技政策的综合阐述，对一些具体政策的探讨逐步增加，如特定产业的知识产权政策、科技金融政策、ICT产业政策等，总体上科技政策研究表现出逐步细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对于科技政策的探讨也脱离了对政策现象、政策问题等的简单陈述和分析，进而通过知识图谱、文献计量、博弈等方法，研究相关科技政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4）循证研究和比较研究正在成为政策研究的重要方法

循证研究强调科技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要有明确的事实依据，充分考虑实际情况与政策过程和结果耦合效果，作为目前公共政策研究最为热门的领域，循证方法在国内外科技政策研究方面得到广泛关注，如Nick等人运用循证方法对25个国家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专利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政策工具的类型对不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支持效果有较大差异等。张克菊等将循证理念应用于科技情报工作，刘金林对《广西创新计划》进行的实证评价等。与此同时，自杜宝贵提出比较科技政策研究论纲之后，比较研究方法成为国内科技政策研究的主流，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科技政策工具选择中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趋同现象，相关研究对科技政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施成效研究就显得愈加重要。

（5）数量分析在科技政策研究中的比重显著增加

在很长时间中，有关科技政策的研究主要采取定性分析的方法，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科技政策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支持效果，以及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难以准确评估。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新模型的引入，数量分析方法在科技政策研究，特别是科技政策绩效评价中所占比例有了显著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