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是对现实情况的简洁概述，也是人们深化对客观事实认识的工具。政策执行过程自身的复杂性及其所嵌入环境的复杂性共同决定了运用模型化的方法对其进行刻画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执行行为的本质。尽管政策科学中各类模型得到广泛应用，但是长期以来案例研究主导了政策执行研究的大部分文献。早在Pressman等人提出政策执行概念开始，其研究方向就是以特定政策为主。早期以个案为主的研究突出贡献在于弥补了政策科学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效果评估之间的空白，真正将政策科学构造为一个紧密的链条。而随着对政策科学认识的逐步深入，以特定区域、政策等为对象的政策执行研究开始注重分析不同影响因素下政策执行过程的差异与共同特性。如Jasanoff等人有关种族差异对政策执行的影响，Knill和Christoph等人有关欧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对英、德两国政府部门的冲击研究，Krutwaysho等有关社会环境对旅游政策执行情况的影响研究等，这些研究的侧重点在事实上与早期相比已经有了较大变化。
以案例研究为主的政策执行研究存在一个隐含的前提假设，即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够截然分割为两个独立研究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割裂状况。同时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可以更好地突出不同政策的特色，但对从经验发展中总结出具备普适意义的理论造成较大的困难，因而大部分从个案出发的研究并为就理论模型的构造提出具有有价值的建议。
20世纪7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对政策执行研究的基本前提进行深入思考，由于个案研究偏重细节，忽略理论构建等弊端日渐突出，一些学者开始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用于执行过程分析的模型，其中具备较强代表性的主要有九项模型：
（1）史密斯过程模型
由美国政策科学家T.B.Smith构建的史密斯模型是政策执行研究领域最早的理论分析模型。该模型将政策执行看作一个独立的循环过程，主要由三个大的部分构成，分别是政策执行的过程节点、环境因素以及处理方式。其中政策执行的过程节点包含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和服务对象三项内容，所谓理想化的政策指的是政策制定者制定相关政策过程中秉承理想化原则，即认为其制定的政策在执行中能够达到理想化；而执行机构则通常指公共管理部门中具体负责落实的部门、机构乃至个人；服务对象则指的是受到政策执行过程影响，并将相应地做出反应的个人或机构的组合。史密斯模型的第二个构成部分为环境因素，认为环境因素是外生于政策执行过程的约束性变量，政策执行过程受到该因素的约束和影响，因而在不同社会、制度、经济和文化环境下同样的政策，需要采取不同的执行形式。第三个构成因素可以称为处理方式，主要用来描述政策执行各主体在面对执行过程中的压力和冲突可能做出的具体反应，包括紧张、反馈、建制、处理等。
史密斯模型在政策执行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Dodds等人基于史密斯模型对可持续观光政策执行障碍进行的研究，Mankinde以尼日利亚为例对发展中国家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Eden和Devorah有关以色列教育领域性别公平政策的研究，邓大松、徐芳结合我国看病难问题分析了当前社区健康教育政策执行过程，白志华运用史密斯模型对国内信访问责制的分析等。
（2）互适模型
继史密斯模型之后，Mclaughlin在研究课程组织变革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执行模型，该模型将政策执行过程看作不同要素就政策目标和执行工具不断互动，并逐步适应的过程。它假定政策执行方与利益相关方的政策需求以及对政策的理解存在错位，需要通过协商以彰显共同利益，达成妥协；在地位上，位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方是平等的；作为执行对象的公共政策目标及执行工具具备适当的柔性，可以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外部环境；最后信息的流向是双向的，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能够在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得以体现。模型运行的基本机制是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政策目标的过程，而这一结果又会在政策制定和调整中有所体现。
从本质上看，Mclaughlin的政策执行模型仍然是基于过程研究的模型，但是与史密斯模型相比较，其最大的进步在于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了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对象的权利，即能够从执行角度赋予政策新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互适模型的提出可以看作公共治理理论在执行研究中得到应用的先驱，其后通过集体协商、对话等工具推进政策执行过程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秉承这一模型而得以实施的。
（3）博弈模型
博弈模型的提出和应用主要体现了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和利益相关者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E.Bardach将过程控制看作政策执行的核心，要实现良好的控制，则需要充分考虑政策执行人员及利益相关方在具体利益关系、执行工具、资源、规则、信息沟通渠道、效果的不确定性等众多外部因素影响下的行为选择。博弈模型更加强调的动态性的特点，但与之前两个模型相比，这一模型主要采取理论分析的方式，摆脱了经验研究和案例研究的干扰，成为首个在纯理论的角度下分析政策执行过程的模型工具，因而在E.Bardach之后，博弈模型在政策执行研究中的运用得到逐步拓展，Sabatier、Hill等均在其作品中运用该模型进行了分析，但是由于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这一模型的实用性仍然面临质疑。
（4）基于执行阶段的循环模型
自政策科学诞生以来，从理论上打开执行过程的黑箱一直是学术界追求的重要方向，而如何对政策的执行进行分解则存在不同的角度。1978年M.Rein和F.F.Rabinovitz等提出了循环模型，该模型从三个发展阶段的角度对执行过程进行分析，分别为拟定纲领、分配资源、执行监督。其中拟定纲领作为连接政策制定与执行两个环节的关键节点，承担着将政策内容细化为执行规范的职责；分配资源则为政策顺利执行提供物质和思想保障，一方面根据前一阶段的任务分解，给予各个具体执行者适当的资源，另一方面也通过资源分配，确保执行人员和机构有信心将承担的任务圆满完成；最后是监督阶段，即通过过程管理对执行行为进行评估，结合前两个阶段的目标和投入，确定产出的合理性。
模型中三个阶段表现为相互作用的复杂动态双向循环过程，它们同时受到三个原则的制约：合法原则、理性原则和共识原则。其中合法原则强调政策的执行与该项政策本身的合法性，而对合法性的界定则与社会环境与基本制度相关，如Rein等人在美国的制度环境下，认为合法性与议员权限、立法辩论争议范围、执行者的支持等有关，而在其他非西方制度的国家则有所不同；理性原则体现了目标一致及措施可行两个方面；共识原则反映了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中的妥协问题等。与互适模型类似，循环模型同样认可交流与沟通对执行的积极作用，但是它更强调“命令-执行-反馈”的回路体系，认为回路的封闭性有助于提升执行效果，而这一点是其与互适模型的根本差异。(www.xing528.com)
（5）政策执行的综合模型
综合模型由Paul Sabatier和Daniel Mazmanian提出，从设计上看该模型整体结构与波特竞争力模型有所类似，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分析，分别是政策问题的可处理性、政策本身的规制能力、政策以外的影响因素。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为不同要点，进而从要点出发分析不同政策的执行能力。综合模型将政策执行看作受到多变量影响的动态过程，它从政策制定的高度认识政策执行过程，首先对一项政策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对政策内容本身的约束力和资源等纳入分析框架，最后再探讨外部因素的影响。与其他模型相比，该模型重点强调政策本身的特性，因而在针对不同领域具体政策的研究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6）霍恩—米特的系统模型
与综合模型类似，霍恩—米特模型同样从系统论的角度构建了分析政策执行过程的五因素模型，五个关键因素包括：①政策的价值诉求，主要表现为政策目标和执行标准；②政策资源，主要指的是政策执行所需物质资源，包括表现财力投入、信息、人员投入等；③执行机构特性，主要包括价值取向、行为能力、组织架构等等；④执行工具与方式，涉及执行方与目标方、执行组织内部、目标之间等的互动形式和途径；⑤环境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霍恩-米特模型可以看作其他模型的整合，如因素二与阶段模型有所重叠，因素四反映了互适模型的部分内容，因素五则在上述模型中均有涉及，但是这一点也同样是该模型的最大特点，政策执行过程本身就充满复杂性，单独从一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容易产生偏差，唯有采用更加系统化的方式，才能够更好地对政策执行进行鉴别。
（7）模糊-冲突模型
在汇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Matland等人构建了基于策略选择的模糊-冲突模型，模型强调政策特性是认识执行过程的基础，而政策特性包括两个方面：冲突性，主要是政策价值、利益、工具、手段等的冲突；模糊性，由政策目标的模糊性和政策手段的模糊性组成。以冲突性和模糊性为基础，Matland提出四种可选择的政策执行策略，即低冲突性和低模糊性的行政执行、高冲突性和低模糊性的强制执行、高冲突性和高模糊性的象征性执行、低冲突性和高模糊性的试验性执行。与其他模型相比，Matland模型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更强，因而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相关文献针对美国联邦政府政策目标的实现、义务教育职责，地方政府财政政策中的责权机制以及欧洲针反恐计划的实施等研究均引入该模型进行分析。但是Matland模型存在两个弊端：对政策的动态性考虑不够，因而当政府间关系不确定或政策出现调整时，该模型的分析能力大幅度下降；运用该模型能够较好地判断采取何种措施推进政策执行过程，但却难以确定执行结果如何，在策略选择与结果之间并未建立明确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模型的应用。
在国内，殷华方和潘镇等人立足我国实际情况，通过引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进而构建了一个两阶段的改进模型。在第一阶段首先选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即该项政策的执行是由中央政府主导还是地方政府主导；第二阶段则在上一阶段约束下选择最优的执行策略。两阶段模型的提出进一步拓宽了政策分析的动态空间，并在执行策略与结果间建立了联系，从而有效地提升了模型的普适性。
（8）官僚组织模型和政治动员模型
考虑到传统政治文化下形成的非正式制度会放大政策执行的复杂性，我国学者结合中国政策执行问题的实践提出了两个模型：官僚组织模型和政治动员模型。其中前者以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为依据，将政策执行简单归结为组织层级中的任务分配与完成过程；后者则强调非正式制度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作用，将政策执行的驱动力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刚性。尽管上述两个模型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国政策执行的特点，同时也存在着普遍的片面性，不能充分揭示国内政策执行中存在的执行障碍。同时从逻辑上看，所谓模型应能够再现原型的结构、功能、关系、过程等本质特征，而上述两个模型更像一种认识方法或分析工具，并不能被看作完整的模型形式。
自Smith首次提出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模型以来，有关政策执行的理论模型的研究已经经历了近40年。在实践需求的驱动下，该项研究吸引了众多政策科学、经济学和管理学学者的兴趣，进而产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初步形成基于执行过程、基于政策自身的特点以及基于政策执行主体结构与相互关系的三个类别。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也延伸出若干进行政策执行力分析的工具，如Matland两阶段模型、政策执行力阻滞分析模型等。总的来看，政策执行力分析模型设计并未跳出政策执行模型的桎梏，一方面政策执行力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进行充分的模型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对政策执行和执行力的认识不足也导致设计新的分析模型创新面临更多障碍，因此积极引入多种分析工具，对政策执行力这一新概念进行多角度阐述，将成为构建政策执行力研究新模型的必然途径。
政策执行模型分类见图2-3。
图2-3 政策执行模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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