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学术界关于政策执行力的实证性研究数量众多，但是综合来看，其研究视角既有差异性也有共同点。一方面政策执行力研究主要以各类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提升公共管理效率，满足投入产出限制是政策执行力研究的主要目标和边界条件；最后无论是政策执行力的作用对象，还是执行主体，均离不开特定的组织行为。具体而言，可以将现有研究归纳为四个主要视角。
2.2.1.1 基于公共管理视角的政策执行力研究
迄今为止，基于公共管理科学视角的研究一直在政策执行力的相关文献中占据主要地位。大部分学者从拉斯韦尔提出的政策分析基本框架出发，对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加以分析和阐述，主要观点包括以下3个方面：
（1）以政策网络理论为基础的研究
政策网络指的是围绕特定政策拥有独特利益，并能够推动政策成功或者导致政策失败的多个节点的联合体。该理论强调政策主体的网络结构对政策执行力的影响，认为由政府、市场、社会等的节点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会使政策执行力进一步复杂化。而不同结构间的协同方式及程度决定了政策执行力各项特征。一方面，当结构间协同程度不断下降，难以对各部件形成有效约束时，政策网络将呈现无序状态，而相应的政策执行力也相应减弱；另一方面当结构间协同不断提升，政策网络有序性增强，则政策执行力也得到同步提升，这就是政策网络理论下的政策执行力生成机制。吴群芳等人提出，在公共政策的层次性因素影响下，政策网络不同节点间的协调也呈现多维性特点，高效的政策执行力有赖于在围绕不同目标、面向不同群体的多需求政策网络中形成多节点制约与引导关系。
（2）以公共治理理论为基础的研究
公共治理理论通过对公共权力进行重新划分，重新界定了政府的角色。它强调公众认可对政策顺利执行的重要价值，突出对话、协商等作为执行工具的重要性，认为合作网络、多元化的权力向度，以及上下互动的管理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力。
因此该理论鼓励更多的主体参与到政策执行的全过程中来，使得政策执行力具备社会化属性，而这一属性不但有助于促进执行主体竞争，还有助于更好地表达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孙杨杰认为，通过采取公共对话的形式，在执行主体和服务对象之间进行协商并适度妥协，有助于提升执行过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而增强政策执行力。刘晶等人也提出，以对话的形式在公民与基层政策执行人员之间构筑互相依赖的合作关系，能够更好地保证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不发生偏离，减少腐败和寻租行为发生的几率，以及培养公民责任意识等。丁煌等人进一步将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与公众的谈判看作重新分配利益，实现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因此通过权衡政府与公众间的不对称权利结构，有助于推动政策执行按照预期方向进行。
（3）以比较政策研究理论为基础的研究
基于比较政策研究理论的政策执行力研究强调不同政策之间的独特性以及政策执行过程的动态性，通过对不同类型和主体的政策执行力进行比较，分析其差异，发现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而寻找解决办法。现有研究中基于比较政策研究的政策执行力文献以案例研究和历史分析为主，赵伟在《俄罗斯“科教一体化”政策的执行及其效果》中重点围绕财政拨款机制、科研网络资源建设、高校运作实体、实施过程监督等方面对“科教一体化”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解读。蒋园园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政策的执行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关注政策选择问题、政策执行的动态变化问题以及政策执行效果，提出正确的执行目标、科学规范的分析工具以及思维方式的调整是推进教育政策顺利执行的保障。吴立保等结合日本大学生就业促进政策的执行情况，提出明确的政策执行机构、完备的执行信息服务网络以及规范的政策执行效果评估等做法，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2.1.2 基于管理科学视角的政策执行力研究
基于管理科学视角的研究主要源自对企业执行力理论的拓展，自政策执行问题被纳入学术研究范畴以来，通过管理模式创新提升政策执行效率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方向，而管理科学理论也不断在政策执行研究中有新的扩展。具体包括：
（1）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研究
尽管直接运用复杂系统理论对政策执行力加以研究的文献数量不多，但是大部分文献均承认政策执行力具有复杂系统性特点。复杂系统理论的政策执行力研究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政策执行过程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巨系统，它体现了有序与无序、偶然与必然的结合，必须采用复杂系统思维加以管理。同时政策执行力又是一个开放系统，它有赖于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信息和能量交换，一旦这种交换循环被打断，由耗散效应引发的执行失序现象就会迅速占据主导，因此自我调整是复杂系统下政策执行力得以保持和增强的前置基础。有针对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的研究显示，相关教育政策的执行和评估呈现动态性、非线性等特征，其内在机制涉及执行主体、执行时间、执行环境、价值冲突等复杂互动因素，不同子系统间利益冲突显著，因此要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公平性问题，需要注重思维的转换，特别是运用沟通与交流的方式促进教育政策中人际关系网络和团体意识的构建，从开放性、非线性、涨落方面建立自组织的教育政策执行系统等。
（2）基于关键影响因素理论的研究
按照关键影响因素理论，政策执行力的强弱由若干关键影响因素决定，解决好这些关键影响因素的问题，就能够有效提升政策执行力。但是影响政策执行力的关键因素包括哪些内容，学术界所持看法各有不同。如针对三农政策，李晓虹提出三项阻碍因素，分别为政策性阻碍因素，主要包括待解决问题的开放性，目标的多重性和工具的单一性；政府间阻碍因素，主要是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不同部门间的关系以及科层制结构阻碍等；政府外阻碍因素，主要有社会关系网络、市场机制完善程度等。周柏春提出六项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的因素，分别为政策设置、执行者、执行对象/受众、执行环境、执行资源、政策工具。
（3）基于成本-效益分析原理的研究(www.xing528.com)
作为传统的管理学方法之一，成本效益分析也在政策执行力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按照成本效益分析，政策执行力的高低由执行成本和执行效率决定，公共政策执行后取得的效益与执行过程中投入的资源之比是衡量政策执行力水平的主要标准。宁国良等人进一步将政策执行成本细分为必要的执行成本和非必要的执行成本，认为政策执行力随着执行成本的变动表现为倒U型曲线的变化趋势。
2.2.1.3 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政策执行力研究
政策执行过程涉及众多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冲突与合作，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也对执行成效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尽管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的研究以政策执行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居多，但是其成果对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政策执行力仍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1）基于博弈论的研究
博弈论是目前研究政策执行问题使用最为广泛的理论之一，公共政策的实施会带来对利益的重新划分，考虑到政策执行过程中相关个体的唯利性，执行信息每经过一个环节，就会引发扭曲和变异，而由于利益追求主导了政策执行的过程，政策执行中的利益博弈就成为影响执行效果的重要因素。崔利利将由于利益博弈造成的政策执行障碍概括为四类，即地方政府针对中央政府政策执行的过滤机制、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囚徒困境、政策执行主体与目标群体间的政策寻租、目标群体之间的恶性竞争。康丽丽等人构建了一个中央政府针对不同地方政府的共谋博弈模型，并提出了同构重构利益关系模式，强化制度约束力以排除政策执行障碍的对策。但是相关研究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政策内容决定了博弈主体的选择，在崔利利的研究中，在横向政府之间引发利益博弈的政策执行，集中体现在环保等领域；而纵向具备行政隶属关系的政府部门间涉及政策执行问题的博弈则更多为财税、投资等政策；政策执行主体与目标群体之间的博弈以与职业教育、农业等具体政策为主等等。可见运用博弈理论更加有助于对不同政策的执行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2）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大部分文献均承认信息不对称是造成政策执行障碍的主要原因。很多情况下政策制定主体和执行主体并不必然是重合的，因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制定方需要就执行目标和执行内容对执行方、收益方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解释与宣传，即执行信息的传递；而反过来接受信息的各方也需要结合自身的理解，反馈政策执行进展，以及时调整政策内容。毛劲歌指出信息失真是造成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将严重影响政策执行的公正性、执行的组织准备、政策优化。丁煌等指出信息不对称从两个阶段影响政策执行，分别是执行前的逆向选择和执行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其表现为信息噪音、执行效率下降以及激励错位等。
2.3.1.4 基于社会科学视角的政策执行力研究
政策执行力的逻辑基础源自制度、文化等社会因素，从社会科学视角对政策执行力进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更加能够反映执行力的根本问题。从文献来看，尽管很多学者并未明确提出对社会科学的应用，但是其研究成果大多已经引入了部分相关理论。
（1）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扎根理论是质性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之一，它强调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进而构建理论框架。在当前的政策执行力中，鉴于定量化数据采集存在较大困难，因此很多研究偏向于采取定性的研究方法，而扎根理论则为其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指导。如程建明等人基于对山西省“一吨煤”政策落实情况的调查活动，构建了阻碍政策执行的五因素模型，即执行人员的选择误差、渐进模式决策带来消极影响、政策制定中决策信息不完全、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以及缺少高效的监督机制。王学杰等通过对湖南省进行调研，分析和比较了改革发展与政策执行力的关系，提出创造性的理解和执行中央政策有助于提升区域改革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佛朝晖则通过对近百位县市教育局长的问卷和访谈，将义务教育师资配置政策执行的阻碍因素总结为人事管理权限有限、政策工具单一和非正式制度制约三个方面。
（2）基于群体行为理论的研究
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通常由不同组织构成，而服务对象也以群体为主，如农业政策的执行涉及从国家农业部到基层村委会等多个层次的政府机构，且主要服务于特定范畴的农业从业者；教育政策执行涉及国家教育部、各省市教育局、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等，服务对象则包含不同阶段的受教育群体等。不同群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有共同的利益，而其内部也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因此基于群体行为理论的政策执行力研究大多以执行过程的两端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服务对象的群体性行为对政策执行力的影响等。崔苏菁等人提出同级政府在执行中的共同协作面临典型的集体行为困境，即不同地区的政府部门在共同执行上级政策的过程中，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微观理性选择行为，往往会带来宏观上的非理性结果。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环保政策执行不力问题，以及当前各地土地政策屡屡违规操作等均由此体现。在现实中群体的内外部关系协调往往通过关系运作来实现，对此丁煌等人在强调其对地方政府执行力负面影响，即形成权利-关系-利益的共谋的同时，也同意有其合理存在的空间，即有利于内部整合及提升制度弹性等。
（3）基于嵌入性理论的研究
嵌入型理论将政策执行力纳入更加广阔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背景进行研究，认为面对不同的环境结构，政策执行模式和效果都会形成很大的差异，因此提升政策执行力的关键在于充分考虑政策内容与环境结构之间的适配性。基于嵌入性的政策执行力研究可以看作是系统科学在政策执行力研究范畴的拓展与升级，通过对政策执行过程与其所处的环境架构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进行阐述，以明确相关政策执行的类型与特点。按照波兰尼的说法，政策执行力嵌入并纠缠于制度之中，即内生于制度构架，又以制度环境为外部影响因素，仅从抽象的行为动机研究政策执行力，无法解释现实中执行过程经常偏离理想化目标的原因。以此为指导，郑石明设计四种不同的执行类型，即单一等级关系结构下的命令—服从型、放任—剥夺型，多元自主关系结构下的政策—对策型、自主—合作型等；郭勇等以教育政策执行力为研究对象，提出保证教育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在于教育政策治理结构与社会关系结构能够良好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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