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公共制度和自由市场体系是控制和影响社会发展的两项根本力量。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笃信市场统治与贸易自由化,认为以自由放任、高效的市场价格机制以及竞争机制为特色的斯密式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主流;而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则充分肯定政府、公共制度和政策等因素的重要性,认为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将实现熊彼特式经济增长。然而在现实中斯密式增长和熊彼特式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边界,熊彼特式增长带来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往往对斯密式增长自发形成促进作用。正如林毅夫在其新结构经济学中提出的,法制系统的健全是形成高效有序的市场自发秩序的前提,强政府与强市场并非难以相容,经济史学家爱泼斯坦在《自由与增长》一书中将14世纪以来几百年间兴起的主权国家看作欧洲经济增长的源泉,其逻辑在于主权兴起引发权力集中,权力集中推动市场网络建立,最终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二战之后,随着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在上述两种经济增长范式中,熊彼特式增长所占比重得到强化,这就意味着,政府针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制度设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也将随之提升。尽管部分学者认为,在政府用以解决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等外部性问题的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其对技术创新方向和产业选择做出的各种判断,有效性并不必然优于企业等单个创新主体。而在信息获取成本等方面,受到激励不足、寻租等因素的影响,与企业相比政府甚至可能处于劣势。但是一方面考虑到技术信息的公共产品特性,在全社会层面政府行为更有利于避免重复投资,即满足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另一方面从系统的角度看,保持创新系统的开放性,避免创新活动被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消极的限制也要求政府采取更多行动。而这一点也是上世纪末以来,欠发达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理论基础。
制度扭曲与政策执行力失位引发的宏观管理失败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的主要障碍。其中前者源自制度与政策的顶层设计问题,它从根本上阻碍了社会成员识别、创造和利用发展机会,如不正确的产业政策鼓励比较劣势行业的发展,政府过度管制及寻租制约市场机制正常运行,国有企业保护和金融抑制引起的社会资源配置错位等。后者则源自政府行为能力的不足,它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政府信用,引发宏观环境的波动,甚至从根本上动摇政府存续的法理依据,如对国家金融体系和银行体系管理不善引发周期性恶性通货膨胀,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严重打击个体创新热情等。(www.xing528.com)
当前国内外针对科技政策、科技制度的研究汗牛充栋,无论是针对发达国家如何保持科技优势,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赶超,均形成了大量学术成果。但是其中涉及政策执行的主要集中在普适性公共政策领域,面向科技政策的专项研究直接成果较少。正是由于科技创新活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高度系统性以及高度专业性,因此其相关政策的执行难度更大,面临的问题更多,也更加值得探讨。本章主要介绍了与政策执行有关的研究实践和理论发展的情况,从政策执行力研究的逻辑起点入手,首先归纳基本概念,然后按照递进的规律对国内外有关政策执行力、科技项目信息化管理的理论基础、分析模型、测量评价等文献进行综述,进而总结出其对后续研究展开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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