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角下的传统手工艺：内嵌于社会的技艺知识

在人类学的视野中，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手工艺（craft）和其中包含的技艺（skill）知识，历来便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并尤其体现在对“身体-人造物”（body-artifact）关系的讨论中[4]。现有的研究表明，作为日常技术的手工艺（图1、图2）具有“具身化”（embodied）并“内嵌于”（embedded）社会两个特性[5]。

图1　作为具身化知识的侗锦手工艺

此手工艺需要眼、手、脚、腰部协调用力才能织造成功，其学习过程全靠身体实践与练习。是否能够熟练织锦是评价当地妇女德行的重要标准

图2　湖南通道传统侗锦图案

菱形构图最初是受工艺限制产生，中心图案为龙凤纹，体现了当地人的崇鸟习俗；其他装饰纹样来自于侗族日常生活中动植物的变形(www.xing528.com)

首先，它是一种“具身化”的知识。恰如“手工艺”中“手”字所强调的，手工艺的学习与熟练必定是涉及身体的，也就是说，人们对于这种实践知识心智上的认知，以一定环境中具体的身体结构和身体活动为基础。要获得这种具身知识（embodied knowledge），就必须要求长时间地实践，使之融于从业者的肢体和感觉器官中[6]。手工艺人通过身体实践获得的这些技艺知识具有默会性、经验性、情境依赖等特点，明显有别于从科学家们、从书本等渠道获得的显性知识。

另一方面，手工艺又不仅仅是一种具有强烈个人属性的知识，它也具有为某一社区所共享的集体性：它“内嵌于”社会关系之中，并通过从业者所在社区、社会等级制度与分工假设得以再生产。早期法国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写作于1934年的“身体技术”（body technique）一文中最早阐述了技艺受到社会的、个体生理的和心理的三种要素共同影响的“整体性”（totality）特点[7]。当代英国人类学家英古德（Tim Ingold）则在探索技艺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写道：“整个有机体（身心合一的整体）行动和感知的能力存在于某个具有丰富结构的环境中……通过对某项特殊任务反复操练体验，各种技艺被整合成‘身体的操作能力’（modus operandi）使有机体得到发展”[8]。不断累积的技艺知识在人们所处环境的社会技术（socio-technological）框架中被情境化（contextualised）。如瑞士技术人类学家傅玛瑞（Mareile Flitsch）在对中国北方农村妇女技艺的研究中指出，不仅是动作，其他各种媒介（如各种民间艺术、特定的术语、口口相传的故事与民间传统等），都构成了在人们获取技艺（en-skill）时所处的“社会情境”[4]。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手工艺的“再生产”方式也不同。德裔历史学家伊弗斯（Jacob Eyferth）研究发现，许多中国传统手工艺与欧洲或非洲的许多手工业者截然不同，更倾向于以家庭形式进行技术再生产。他对四川夹江地区近现代造纸技术的调查显示，当地人们的亲属关系无一例外是通过父系继嗣确定亲属责任。这种中国的特色传承方式，不仅成为技艺知识与生物再生产之间的纽带，也使亲属群体已经成为一个保存技能知识的天然容器。这样一来，往往只有长期在本土居住并充分融入手工艺行业的人才能获取（夹江造纸）知识，也让外人几乎不可能成为技艺精湛的匠人[5]。由此，通过社会化和实践，这些工艺知识得以具身化，并紧密与社会结构结合，从而得到代代相传的“再生长”。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地方传统手工技艺绝不应该仅是一种中性的制作加工方式，它也是一种文化体现。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手工艺知识的所有权既掌握在手工艺者个体手中，也属于整个地方社区。传统手工艺的上述特性，使之在许多研究者看来独具魅力。工艺美学家瑞萨提（Howard Risatti）曾这样写道：“（手工艺具有）与功能结合的，表现人类价值的能力”[9]。这里的人类价值体现为人在制作（making）中获得的真实性与愉悦感，而这些又与制作者和材料的亲密接触、对于各种身体动作的细微把控与体验、投入的个人情感，具有鲜明的特定地方文化烙印等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