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蒙古男性：马的主要创建者、使用者、传承者

在传统蒙古社会中，不管是养马知识的经验性内容，还是理论性内容，都与当时的男性群体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一特殊群体，使养马知识具有了很多区别于其他养马知识的特殊性。

第一，从经验性内容的角度来讲，它们与蒙古族日常养马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蒙古男性终日与马为伴的生活实践，为他们创造了详细观察马体外貌、行为、神情、状态等多种特征的绝佳机会。例如，蒙古族可以根据马奔跑留下的蹄印来判断马的优劣：蹄边印记清晰，蹄叉印记模糊的为上等马；后肢蹄印超过前肢印记为中等马；四肢印记清晰，或者后肢印记没有超过前肢蹄印为劣等马[17]19。这种对马蹄痕迹的详细观察与他们长时间的牧马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还有蒙古男性几乎每天精心照料自己的坐骑，包括修剪鬃毛、洗刷汗液、观察神情、调理饮食等，从这些实践中他们掌握了丰富的关于马鬃毛、汗液、牙齿、神情、饮食等方面的知识。另外，蒙古传统赛马活动也是一种检验、提炼、交流养马知识的重要场所。驯马师们会认真观察赛马，特别是对那些比赛中获胜的赛马，会进行更加详细的观察，试图发现一些马体的特殊之处。例如，蒙古国每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赛，获得冠军的赛马特征都得到了详细记载。其中，获得1956年、1958年、1960年、1962年四次冠军的赛马特征是耳尖，眼大，眼角三角形，嘴大，嘴角明显，头干燥，项粗，鬐甲高，腰背直，荐斜，肋骨弓形，肩方形，关节结实，筋有弹性，后管直，等等；获得1955年、1957年、1961年三次冠军的赛马特征是：嘴唇长，额大，眉大，嘴唇方形，三角形大眼，鬐甲高，肩方形，腰有点凹，肋弓形，四肢长，筋细有弹性，系斜，鬃尾稀疏[17]70-80，等等。可以说，蒙古族男性这种对马相貌的敏锐观察、体态的特殊把握、赛马的特殊训练，与他们特殊的生活实践、生活需求、感觉体验、身体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从理论性内容的角度来讲，在马兽医知识的发展过程中，男性群体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传统蒙古社会中的兽医工作人员，可以分成两大类：喇嘛医生和各级官府设立的兽医师。在喇嘛医生方面，他们是当时蒙古地区医疗实践的中坚力量，也对传统蒙古医学的理论化、系统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17世纪初蒙文翻译的《甘珠尔经》和《丹朱尔经》，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医学知识[18]69。特别是明代蒙文翻译的藏医经典《四部医典》，对传统蒙古医学的理论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8]5。在官府兽医师方面，清代大量蒙古族入朝为官，不管是在管理国家马群的太仆寺，还是在管理皇家马群的上驷院都设立了一定比例的蒙古官员[19]68-69。“清初沿明制，设御马监，康熙间，改为上驷院，掌御马，以备上乘。畜以备御者，曰内马。供仪仗者，曰仗马。御马选入，以印烙之。设蒙古马医官疗马病。”[20]4171不管是喇嘛兽医师还是官府兽医师，基本上都是男性。蒙古族传统马兽医知识与他们特殊的自然观、生命观、知识体系、实践活动、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当时男性权力在畜牧兽医领域的一种具体体现。

从上面讨论中可以看到，社会性别不是外在于智力创造，而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蒙古男性性别就在养马知识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自己的特殊印记。

当然，传统蒙古社会发展到现在，养马知识与男性性别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养马知识失去了往日的显耀社会文化地位；另一方面，男性性别的特征、气质、秩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其中的一些延续性、关联性。首先，知识与性别之间的密切联系并没有中断，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形式。例如，蒙古男性跳下马背之后，又登上了拖拉机、四轮车、三轮车、耕种机、汽车等各种机械设备。男性群体依然活跃于现代科技创新、应用的前沿领域。这些男性与科技的关联性，对他们当今的家庭关系、社会地位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男性占据优势的性别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延续。当今的男性群体不仅在科技、资本、权力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通过一系列社会文化环节，强化他们与科技、资本、权力之间的联系，强调他们在这些领域的主导地位。这是性别与科技的“专有化”或“隔离化”在当今的特殊体现。

总之，在传统蒙古社会中，“养马知识”与“男性性别”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特殊的养马知识使传统蒙古男性具有了区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一些重要特征；反过来，正是特殊的蒙古男性群体使传统养马知识具有了区别于其他养马知识的一些特殊内容。可以说两者都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建构、特殊的文化类型。特别是深入讨论两者之间的复杂联系，把传统科技与日常生活、传统科技与普通民众相互关联起来，它不仅揭示了传统科技的特殊社会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传统性别文化的特殊建构历程，同时也为普通民众获得了一定的历史主体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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