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理念在多元化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西方科学传播理念在中国传播得较广泛的是“公众理解科学”和“公众参与科学”的思想。二者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公众与科学关系的不同发展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科技的负面作用掀起了公众要求理解科学和不愿再支持科学的呼声，同时引起了科学家和科学传播学术界等社会各个领域的关注。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英、美、澳等发达国家兴起了一场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科学传播活动，被称之为“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由此引发了对功利主义科学观和传统科学传播理念的反思。

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了“博德默报告”（“公众理解科学”报告，“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这是第一份与公众理解科学相关的报告。它的基本论点是“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是促进国家繁荣、提高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质量、丰富个人生活的重要因素”[4]。本报告是“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的典型体现，隐含了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潜在假定。“缺失模型”影响深远，但批评与改良的声音也随之不断，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温（Brian Wynne）基于对“坎布里亚羊”的调查提出了“内省模型”（reflexivity model），杜兰特（John Durant）本人也进一步提出了“民主模型”，卡龙还提出了“混合性论坛模型”（hybrid forums model）。“内省模型”认为，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源于科学家没有认同公众的“地方性知识”，反而对其进行排斥。公众的社会认同受到了破坏，当然对其信任度就会降低[5]；“混合性论坛模型”强调具体语境中的磋商过程，最终通过专家知识和外行公众知识的交替互换（alternate exchange）而产生结论。2004年，英国皇家学会又发布了《社会中的科学》报告，提出了社会对话体系，倡导开放的科学传播文化和公众对科学事物的参与[6]。由此科学传播理念由“公众理解科学”转向了“公众参与科学”阶段，反映了公众参与科技活动的协商式民主体系[7]。这种公众参与的理念应该具有更大的进步性，威尔斯顿和威利斯认为，科学家面临着由于科学、商业和政治因素而造成的信任危机，因此需要更多的公众参与和对话，通过“参与”来影响讨论中的政策和进程，从而减少或结束争论[8]。(www.xing528.com)

对于西方这些思想对中国科学传播的影响，不同阶段的不同理念也会有所不同。其中，80年代的“缺失模型”思想代表了“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早期理念，其主要观点虽然与中国当时的传播模式比较契合，但是对中国的科学传播界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中国正值改革开放之初，仍然是以传统理念为基础，主要是针对与生产力和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技术进行技能性为主的传播。而自90年代以后出现的“内省模型”“参与模型”等传播模式所对应的理念相对而言对中国的科学传播理念产生了更大的充斥作用。恰是9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开始译介西方“公众理解科学”及“公众参与科学”理论，由此中国的科技活动领域在此阶段开始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理念的影响，比如，中国科技部已经意识到了公众参与科学的重要性，在网站首页上专门设立了公众参与模块[9]。但是，这种参与模式需要公众具有强烈的积极主动的参与意识，这一要求似乎是特殊政治体制下的中国公众的弱点，其转变过程应该是相当漫长的。同时，中国的科学传播从业者也很难有完全自主的话语权，很多时候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按照相关政策在执行工作任务，在复杂的利益局势下也会忽视公众的利益及需求。所以，西方理念作为西方民主制国家的产物，其蕴涵的民主化的公众立场在中国似乎难以真正实现。

概言之，中国的科学传播事业始终没有彻底脱离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内核，但在新的世界环境的冲击下，在科学传播学术理论的影响下，在新时期也进行了局部的调整，这自然对传统技能性内容为主的传播实践和理念产生了一定的充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