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技能性科学传播理念传统及其形成

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兴起，大约在20世纪中期，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学研究深入发展，其理论研究促进了科技信息的传播和科学传播理论的产生。20世纪50年代初，科学传播研究在美国兴起。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自50年代在台湾起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的传播学研究才被引入中国大陆，但受之影响的科学传播研究只局限于科学传播领域分支学科实务工作者对本学科理论的研究，如科技新闻、科技翻译、科技写作、科技编辑出版等领域的研究。对科学传播的研究似乎附庸于大众传播领域，这种大众传播学的研究视角对中国的科普领域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久，中国已经有了专门的科普领域，已经建立了专门的科技界学术组织，开始研究科学传播与普及相关的理论思想。中国也已经建立了专门的科学传播与普及组织，1958年由原来分别负责科技学术研究和科学普及实务的“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合并为“中国科协”，负责科普的学术研究和开展实务活动。初期，“中国科协”的研究仅限于结合国家科普目标对其工作进行总结，却很少从学理上去深刻分析。因此，这一时期科普领域的学术界对中国的科学传播思想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的科学传播理念也就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国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战略目标和中国科协的工作实践经验进行了阶段性的调整而已，但是在这样的调整过程中，原有科学传播思想（或科学传播理念雏形）不断得到发展与巩固，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传统的科学传播理念已经形成。

传统上的科学传播理念对应的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单向线性的中心广播模型：以传者为中心，认为科技专家是神圣的，是绝对客观正确的，而公众是无知的，从而形成了科技在上、公众在下的鸿沟。相应地，科学传播主要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主要是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行政权力干预性很强，政府是科学传播的主体，上面是国家的代言人——科学共同体、科普专家和科普从业者，下面是无知的百姓。百姓没有话语权和选择权，完全成为科学传播的被动接受者，这些科学传播主体向公众展示的是科学的美好前景，基本没有反馈。这种传播理念将自然科学和技术与社会科学分离开，认为自然科学和技术高高在上，能够解决我们生产实践中的一切问题，并不是把科学作为双刃剑。(www.xing528.com)

在这样的传播理念作用下，中国科学传播的技能性比较突出。表现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百业待兴的情况下，在计划经济时期，科学传播活动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开展，虽然强调扫除封建迷信，为政治和对敌斗争服务，但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保证人民基本生活方面更加迫切，因此技能性要求比较突出；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市场经济时期，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建设地位更加凸显，这一时期在中国，通过技能性科学传播来提高生产力的愿望更加强烈。在政府的主导下，从“四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科学传播主要是为振兴经济服务，为“追赶发达国家”的目标服务，科学传播被认为是提高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的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