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科学传播模式的问题

早在1686年就有人认识到科学传播的两个渠道：面向科学家同行和面向受教育的公众。到19世纪中期，大规模的科学传播出现[3]。当时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媒体和记者进行的，科学传播把自己当作是传播的一个类型。科学传播模式与一般传播类型应当是类似的。

在这种思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Shapin提出权威价值（canonical account）的科学传播模式，他从科学史考察了这种模式的起源，认为17世纪以来的科学职业化造成了此后科学与公众之间的隔阂，科学为了获取公众的支持而通过媒体进行科学传播[4]。

与“canonical account”类似的 提 法 还有不 少，如“dominant concern”（Dornan，1990）、“dominant view”（Hilgartner，1990）、“popularization model”（Valiverronen，1993）、“diffusionist model”（Cooter and Pumfrey，1994）。虽然提法不同，但基本含义是一样的。

此种模式认为，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媒体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科学新闻记者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这是当时，也是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关于科学与公众关系的理解”[4]。

现在的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是在不自觉地应用这种模式的。从形式上看，权威价值模式类似于中国的科普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也有学者认为是60年代以前），权威价值模式一直是科学家和新闻从业者的观念指导。

这种对于科学与媒体或者科学面向公众的传播的一般观点实际上来源于下述观点或假设：

①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比如1919年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www.xing528.com)

②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具有如下特征的媒体：一个能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并能理解前者并把前者的思想传播给后者的第三人（科学新闻记者）。科学新闻记者通常是处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在科学家看来，这种再加工就是“歪曲”。

③科学传播的媒介是通过语言翻译的隐喻进行的。所以科学传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第三人尽量用极限的语言描给出纯粹的科学事件[2]。

Massimiano Bucchi认为，在这些论断中包含很多更深的关于科学过程和科学工作的本质的假设。按这种观点，科学的公众传播过程是在科学流程结束之处开始的，一旦科学知识完成，知识就会以一种简化的形式传播给非专家。所谓的“普及”“扩散”等便是这种科学面向公众传播的无问题的版本。

这种错误的假设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摒弃，科学传播是一个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正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证明。法国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Moscovici）在60年代提出的社会表现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s）分析了科学、常识和社会表现之间的关系，认为从社会心理学看来受众对于科学传播内容的吸收是主动的、有选择的。在社会表现框架中，科学理论条理化为一个整体，通过去背景化过程，与受众已有的信息融合，成为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在日常生活文本中成为常识性内容[5]。与此类似，Robert.M.Farr分析了科学与常识的关系，认为社会表现理论应当引起科学家、媒体从业者等的重视[6]。Alan Gross提出背景模式（contextual model），他通过辐射云对坎伯兰（又译为坎布里亚）的牧羊人的影响的案例，提出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接受是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的结合物，即公众对于科学知识是有选择吸收的，而非被动接受[7]。

其实，在传统的科学传播模式中，还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媒体本身是没有任何倾向性的，媒体只是科学传播的中介和管道，并被假定为能尽量精确地传播科学信息，如果有所谓的“歪曲”，那肯定是出现了意外的错误。在这种传统模式看来，科学共同体面对的是公众，公众面对的是科学，媒体的存在只是为了科学和公众的交流。而许多学者对于传统科学传播模式的修正并没有注意到对于媒体的假设，或者说，上述修正仍旧沿用了以前的假设，科学传播成为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事情，媒体是不包括在内的。媒体通常被看作是孤立的，媒体中的科学只是简化的科学的一种扩散形式。

笔者认为，科学与媒体、公众与媒体的关系并没有受到重视，近年的研究只侧重科学与公众，而忽略了作为中间环节的媒体的作用。传统科学传播模式和随后的研究沿用的这一假设也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在互联网等新媒体出现后，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媒体在科学传播之中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