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仁的修辞建构及多元化视角下的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

1.将天学剥离关联网络

南怀仁要想说服士人信任西法，关键是将西法所依赖的知识背景和推演规则建立起来。因此首先他要将天文剥离其关联网络，使得它成为一门近代科学，而不是一门自然哲学和政治生活。这也是西方天文学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中得到公正阐释的前提。

首先，南怀仁对中国传统中极为重视的节气进行重新的概念解释，使得它们只与物理实在现象相关联，而不是嵌套在整个政治、哲学、社会生活的关联网络中。例如，中国传统天文上是将一年的时间进行平分，而得春分、秋分日。再用葭莩候气检验春分日的日期、时间。由于每年的温度变化不同，地区之间的地气也不同，葭莩候气得出的节气时间也会发生变化。然而南怀仁将春分纯粹与太阳运行联系起来，强调的是它的稳定性、精确性。“春分之日，太阳正交赤道之日也”[14]节气的推算方式也只是与太阳在黄道上所行的度数相关[14]166，检验的方法则是测量表影高度。

第二，南怀仁打破杨光先据以指摘的知识论基础，即从五行的顺序来推知星宿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论证道，如果根据星宿的所属来安排它的顺序，那么水星应该属水，土星应该属土。土比水重，因此水星应该在土星之上。但是根据西法的天文观测，土星在五星之中最高之天，而水星在最下之天。由此，他认为杨光先只不过是“泥水火之序”，星宿的位置和相互关系唯一的判别方式是进行观测，参和觜前后的现象将会符合某些经验规律，但是背后不会有阴阳五行这些公理性的支配力量。相反地，五行等顺序是人定出来的规矩，星宿的关系“实天行度之自然”，应当先尊重天的规律[14]157。

2.平面图的运用

与西方天文学的知识论相匹配的一种说明方式就是平面图，这也构成了南怀仁的著作中的一个显著特色。事实上，在杨光先的著作中也会偶尔见到有图画，但是其作用是据实描绘自然现象。而南怀仁的图表展现的是一种关系、一种规律，而并非某个具体时刻、地点的现象。并且辅以了非常繁琐细致的文字来说明图画，适用的文字全部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已有的字词。但离开图画后，文字毫无意义。除了方便、简洁外，南怀仁的图表是另一种认识论的暗示：其一，引入从几何学的方法来思考天文问题，而非中国哲学思考；其二，引入抽象的物理概念和模型，说明广泛适用的道理。

例如，在说明觜、参二宿（图1）位置变化时，南怀仁并没有画出觜、参的实际位置图，而是用一般的辛、己两星的位置变化来说明这一原理，觜、参两星只是它的一种运用而已。诸星之行，不依赤道，只依黄道平距线，并知过赤道之经弧纬南北多寡不同[14]157。因而造成了两颗星之间的位置将发生变化。

平面图的说明方式首先有利于从直觉上对地圆说、同心球天体模型产生认同，更重要的是它其实确立了一种认知框架，一旦开始学习、运用这种“形式”，其实就已经归依了这种认知框架。平面图看上去只是对于内容的辅助说明，但却是一种根本的转变。它要求欧几里得式的空间概念、几何学的推理模式、普世性的规律的诉求等。这些是近代天文学、物理学所必需的方法论基础。这种修辞方式实际上构成或象征了两种范式之间的壁垒之一。

图1　参前后之图

这种说明方式及其背后的方法论在清代学人那里也并没有获得普遍的认同。最典型的代表是王锡阐。他是固执的明遗民，发愤钻研中西历法，著《晓庵新法》从学术角度来比较中法和西法。他的著作中兼采中西，里面涉及了大量的西方天文学的基本理论，但是他却拒绝使用图画的方式来进行说明。因为中国传统历法中不用对宇宙模型做出承诺，只负责预推天体视位置[15]，所以能用文字推理就能实现的说明。图画之中则一定会体现宇宙模型。方法论推广上的失败是中国天学没有走向近代天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3.对权威的诉诸(www.xing528.com)

南怀仁指出对知识的判决最根本的手段是测验，即比较两种历法中哪一个能准确地预测、解释天象。但与此同时，他也强调诉诸权威。他的权威来自中国社会中最神圣、不容抗拒的两种力量：圣旨和天。

首先，南怀仁主张新法之所以不容驳斥是因为它谨遵圣旨，而杨光先对新法的驳斥就是对圣旨的蔑视。他在此文中将顺治年间的圣旨（包括御制碑文等）一一列出，从而也一一成为杨光先的罪状[14]145。新法不用回回历的原因，南怀仁认为是“屡奉严旨，悉凭乾断”，都是顺治帝的判断，不能违抗，而并非西洋传教士的迫害[14]148。

另一个更大的权威是“天”。南怀仁的“天”的概念与中国古代所公认的“天”的概念有了极大的区分，仅仅保留了天作为自然界的含义。视合天为效，当以测天为据[14]144。尽管概念之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移，但南怀仁特意与杨光先用了“天”这同一个名词，一方面是从措辞上表明自己也在中国文化的框架下讨论历法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借助传统文化中所赋予“天”的更为神圣的性质而实现辩驳的目的。传统的“天”是自然现象和人间社会的共同主宰者，是天子也必须遵从的力量。而西法是与“天”相契合，中法则相反。

4.消解夷夏之辨

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所关注的夷夏问题，南怀仁采取了两种消解策略：第一是尊重中夏的中心地位；第二是将杨光先的行为指控为纯粹的个人私怨、不懂历法。

首先，面对杨光先指摘《时宪历》上明确写上“依西洋新法”字样是“暗窃正朔”，南怀仁辩解道历法颁行二十多年来，各位大臣都见到了这几个字却没有认为这是对中夏的欺藐，而且由顺治年间的多道圣旨加持，可见只是杨光先个人强砌罪名。相反地，这五个字表达的是对清朝的赞美。“正以见我皇清鼎定，能使九万里孤臣亦竭效微劳，以隆兹巨典，何不可之有？”[14]143“俾薄海内外闻之，莫不梯航恐后，意至深远也。”[14]143

其次，南怀仁将杨光先所树立起来的夷和夏之间的对立，化约为在同一个共同体中不同利益的对立，即杨光先的奸谋。“况舍已修新法，故弃不用，而更取已坏旧法，另图修改……此则光先至要至奸之极谋者也。”[14]178

5.人格形象

与杨光先一样，南怀仁也注意建立谦虚、讷言的人格形象，这不仅是他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中所尊崇的品格，同时也是基督教中的传统。本身是“远西鄙儒，静修学道，口不言人短长”[14]139，面对杨光先的讨伐和指摘，他的系统性的反驳著作成为《历法不得已辨》，同样表明是无奈之举。“窃恐天下后世，见光先之书，犹有惑于纸上空言者。”[14]140而且，到了危及先皇的威严和传教士们的性命时，才不得不言。而实际上，此书写作时传教士和西法已经完全占据优势。这番谦卑的自陈实际上是为了树立西法“行胜于言”的形象。

相反地，南怀仁认为：“夫天文者，朝廷之实政，儒者之实学，非比一人一事，可以掉三寸之舌，立地雌黄，洒笔端之墨，依稀形似者也。”[14]139这是因为人们认为修辞通常与欺骗联系在一起，华丽动人的辞藻能从情感上、气势上说服受众，但是却掩盖或扭曲了真理。因此追求真理的人不需要修辞，而以事实、道理来使得高下自明。然而自称或修饰成“零修辞”的状态不仅是一种修辞，而且是一种相当高明的修辞。它能让受众更乐意去接受这种“直白”“朴素”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