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先与南怀仁的争论及影响分析

杨光先和南怀仁的争论是在整个西学东渐的冲突背景下发生的。明末时，一直沿用的《大统历》年久失修，朝廷任命徐光启为首的中国士人重新修历，很多耶稣会士也参与其中，并主要依据西历原则。1634年修成了《崇祯历书》，还未来得及颁行，明王朝就已灭亡。清军入主之后，传教士汤若望将《崇祯历书》稍加修改，献给清朝廷，改名为《时宪历》，获准颁行天下。在此期间，中法和西法之间的争论一直存在。

杨光先在顺治十六至十七年间，相继撰写了《辟邪论》上中下、《摘谬论》、《选择议》、《正国体呈稿》等著作，强烈抨击天主教和西洋历法本身的荒谬和对中国社会的危害。由于顺治帝对汤若望的青睐，他代表的天主教和西法没有受到负面影响。而到了康熙年间，杨光先的反西法运动获得了话语权，汤若望、南怀仁等一批耶稣会士被羁押，史称“康熙历狱”。康熙七年起，南怀仁等开始为康熙历狱翻案，获得了康熙帝的支持。杨光先因此获罪，于返乡途中逝世。南怀仁重新担任钦天监的监副，并写出《不得已辩》，针对杨光先的指摘进行一一反驳。(www.xing528.com)

双方争论的主要的议题有：历法中关于闰月、节气、觜参等行星的位置，四余问题，地圆说，判断历法优劣的方法，西法所关联的天主教与其他宗教，夷夏问题等。这场争论的结果也是复杂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争论双方的观念都有了某种程度的妥协和变化，例如传教士们的儒学化和传统士人的天儒会通。原因在于，历法作为皇权的代表其争论与政治气氛、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选择哪一种天文学理论的标准也是多元而复杂的。因此，这场争论需要在科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多方面来进行考察。下文将从杨光先和南怀仁两人各自的修辞出发，考察他们各自的理据和资源，针对中国皇族、官员、士人而发展出的对于自己所代表的知识形态的辩护以及对对方知识形态的驳斥，从而从语言的角度重构起两种范式，展现科学历程中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