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革命：个体间变异的根源与群体思维的基础

达尔文的独创之处在于，他注意到了个体间变异并反复强调其作为连续变异的根源。他在仔细观察动物个体时发现，没有两个个体完全相同。不仅是同代内不同个体间存在差异，而且亲代与后代个体也存在差异。这里包括了两个关键点——变异与遗传，总的来说就是：一对父母所产生的不同子代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又会遗传给子代的子代。而且变异的发生是层出不穷并且随机的，使得进化不会停止并且不断地产生新颖性，否则如果变异是固定方向的，那么自然选择会使所有个体趋向同一种性状。他在这一思路基础上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乃是其进化思想的核心。

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引言中，提及马尔萨斯对他的启发时，对自然选择做出了概括：

“每一物种所产生的个体数，远远多于可能生存的个体数，因而生存斗争频繁发生，于是对于任何生物，如果它发生变异，不管这种变异多么微弱，只要在复杂且有时变化无常的生活条件下以任何方式对自身有利，就会有更好的生存机会，从而被自然所选择。根据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了的变种都倾向于扩增其新的，被修改了的形态。”[9]

在《物种起源》一书第三章，达尔文对自然选择给出了更具体的描述和定义：

“所有这些结果，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详细讨论的，是来自于生存斗争。由于生存斗争，无论变异多么微小，也不管是由何种原因产生，只要对一个物种的个体或多或少有利，这一变异就能使这些个体在与其他生物及生存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中生存下去，并且这些变异一般能被遗传给后代。由于任何物种周期性产生的大量个体中只有少数能存活下去，所以那些遗传了有利变异的后代，就会有更多的生存机会。我把这种每一微小但有利的变异被保存的原理称为自然选择，以与人工选择相区分。”[10]

迈尔认为，达尔文首次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想方法，与本质论的类型传统彻底决裂，这就是作为达尔文进化学说基础的群体思维。达尔文认为，我们所见的生物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类别或类型，而是可变的群体。每一物种都由大量的局部群体构成。在一个群体中，每一个体都具有不同于其他个体的个性，甚至现在拥有60亿个体的人类也是如此。迈尔将达尔文建立在群体研究基础上的思想方法称作群体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11]。所有的跳跃进化理论都是建立在本质论的基础上，而群体思维则倾向于渐变论。进化生物学领域中的长期争论多数都可以归结为群体思维逐渐替代本质论的过程。群体思维是生物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是现代进化理论的基础，是生物学哲学的基本构成之一。

经统计，在《物种起源》正文中，“个体”一词出现了298处。凡是涉及物种内发生的变异、繁殖、生存斗争、遗传的具体描述，均离不开个体概念的运用。毋庸置疑，个体概念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里扮演了一个核心的角色。那么，个体的角色是否如迈尔所理解的，在本质主义的前达尔文学说和达尔文的群体思维中，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索伯（E.Sober）对此提出质疑。首先，他反对迈尔所采用的“真实”与“非真实”的二分。到底什么是真实的呢？如果将真实的东西，即事实（reality）视为存在着的事物，那么本质论者也意识到个体间的差异是存在的。本质论者并没有对个体间的差异视而不见，而是力图用某种方式去解释。索伯试图辨析本质论和群体论思想的真正差异。他认为必须从历史的维度，对这些问题逐一仔细分析：

①本质论者是如何解释自然界的变异性的？(www.xing528.com)

②进化论如何威胁到本质论者的这种解释策略？

③后达尔文生物学如何给出一个新的变异性概念？

④群体思维如何改变了我们对于“什么是真的”的概念？[12]

索伯认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然状态模型（Natural State Model）是本质论者解释自然界变异性的主要模式。这种解释模式直到今天也仍在发挥影响。亚里士多德的假设是，对于一类物体，存在着自然状态与非自然状态的二分。如果物体受到干扰力的作用，其自然趋势就受干扰，从而偏离自然状态。尽管牛顿力学体系不再采纳“自然”与“非自然”这样的术语，但是这种“受干扰”与“不受干扰”的二分模式在牛顿力学中仍然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物体不受干扰的结果是趋向于自然位置，而在牛顿那里，物体“不受干扰”的结果是永恒的匀速直线运动。类似的，生物界的多样性也被解释为自然界的规律性与干扰力相互结合的结果。特别的，对于有性繁殖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雌性身体仅提供了质料，是雄性精液为后代有机体的形成提供了指导，即“形式”。假如不存在干扰，则后代会精确地模仿其父亲，干扰会使得形式无法完全控制质料，比如不育的骡子就是在非自然状态下产生的，但这类情况总是罕见的。另外，在物种的层面上，也有自然状态和非自然状态的区分。

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论更方便人们理解多样性中的连续性。两个不同的物种内的个体因为外界干扰而各自偏离正常状态而相互靠近，在表面上看，似乎这两类物种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不需要在形态特征上存在明确的界限，只要人们能在表面现象中鉴别出分离的自然趋势，就能鉴别出不同的物种来。索伯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状态模型在形形色色的前达尔文生物学思想中是一个“固定点”，不管是预成论还是外成论，不管是进化的反对者还是赞成者，都认同自然状态与外界干扰造成的非自然状态的二分。即使到今天，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状态模型仍然有其影响。比如我们对于健康与疾病的区分，对于“正常状态”的理解，并不只是迈尔所说的“统计平均”。索伯说：“我们保留着他提出的模型，只是批判该模型的应用。”[13]

前达尔文思想是高度错综复杂的，仅仅用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的类型论观点来概括本质论的起源及核心思想是不够的。柏拉图式的本质论中，为了描述变异，用了“真实”和“非真实”，或者“必然”和“偶然”的二分。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论为了描述变异，用了“自然”和“非自然”，或者“未受干扰”和“受外来干扰”的二分。我们应当综合地看待这两类本质论思想对前达尔文进化思想的影响作用。既然本质论和达尔文的群体思维都同样关注个体间差异并进行解释，那么这两者的关键区别在哪呢？索伯说，综合他自己和迈尔的观点，可以说群体思维赋予了个体有机体更多的真实性（reality）[14]。

笔者认为，该说法并没有指出问题之所在。通过分析本质论和群体思维各自蕴含的生物学个体性概念，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本质论和群体思维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把个体当作“真实”的，或者是否对变异性进行解释，而在于是否把个体性和变异性必然的关联起来。在群体思维中，个体性的概念必然的包含了变异性和遗传性，综合起来就是子代与亲代个体之间“既相同又不同”的属性，这种属性被认为是始终伴随着生物的进化过程，并且推动着进化。而在本质论的自然状态模型中，个体间的变异来自于外力干扰导致的非自然状态，但是这种非自然状态并不是必然存在的，或者说这种变异性并不是个体自身的必然属性，而是来自于外在力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