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缠理论的拓展应用：多元化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

皮克林曾设想其纠缠理论将是一种“万有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即解释从科学实践到人类一般实践活动的基本框架。一种理论要号称“万有理论”，只靠少量经验案例为支撑当然远远不够，也因此有学者批评他“充满野心”，是“形而上学说教”[11]323。为检验其理论的解释力，皮克林在21世纪初主持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科学、技术、信息和医学研究生跨学科研究项目”期间，邀请其学员就纠缠理论的普适性展开讨论，并将其拓展应用到其他领域。这些案例汇集在他2008年主编的《实践中的纠缠：科学、社会及其演变》文集中。案例包括澳大利亚桉树火灾、美国西部环境恢复工程、密西西比河治理、警察与家庭暴力、现代养殖业、计算机软件开发、中医“孟河学派”的发展等，涉及多个领域。

以密西西比河治理工程为例，皮克林对此案例寄以很大的热情，在后来发表的文章里作为例子多次引用。密西西比河是北美最大的河流，由美国中部向南流，最后注入墨西哥湾。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国城市化的发展，在河流中下游的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尤其新奥尔良等港口城市不断遭受洪水泛滥的威胁。于是政府决定对密西西比河实施治理，任务交由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担任。部队的思维就是“命令”与“控制”，试图通过修筑稳固的河堤以控制河水流向，并在密西西比河与阿查法拉亚河之间修建堰坝，以控制分流。按照20世纪初的水力学理论，要防止河水泛滥就应该加快河道内水的流速，快速的水流会加快对河床的冲刷，从而降低河床。这意味着要加高堤坝，形成比较深而窄的河道。但是随着河堤的加高，河床不但没有降低，反而也不断提高，河水照旧泛滥。于是只能再增加河堤，河水再次泛滥，再加高河堤。最后形成高达9.144米的河坝，河面高出城市街道路面，在新奥尔良市周围形成河道内船只从街道行人头顶经过的奇特景观，宛如“中世纪的围城”。皮克林认为，修筑河堤工程与新奥尔良之间就是一种“开放式”的演变，它显示了河流与人之间关系的去中心化：河流与城市并非按照人们原来的意图演变，也不是按河流自身的自然流向流动，城市也不是按自然合理的布局发展，而是人类力量与河流力量相互交织的结果。一开始，陆军工程兵部队实施的是“以人为中心的、非突现的、分离性的控制工程——他们试图将密西西比河控制在原来的河道内。陆军工程兵部队的确喊出了‘永久性分流’的口号，但这个工程本身却总是陷入人与非人之间的去中心化，开放式的演化生成，陷入我所称的工程师与河流的‘力量的舞蹈’之中。工程师代表人类的力量，他们在尝试——比如升高河堤——然后是非人的力量起作用，河流上涨得更高，造成新奥尔良的洪灾。作为应对措施，人类又再做别的——在密西西比河与阿查法拉亚河之间修建堰坝——对此，河流也以其他行动做出反应——侵蚀和撕扯堰坝。如此反复，永不休止。”[9]7

当然，本体论问题是哲学上的一个基本假定，并非可通过有限的经验研究来“证实”。但皮克林意识到二元分离的世界观带来了诸多负面后果。主客两分的二元论哲学极易导致人类试图控制自然，主体力图把握客体，中心力图主导边缘的欲望。这种强调单方面力量的控制与主导，已经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乃至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他尝试从本体论上转换人类的认识和思维方式：首先，要承认可能有新的未知力量因素的突现，人们不能完全预知和掌控；其次，面对突现的异己力量，不应该试图去遏制或控制，而是调整与适应，谋求构建一种多种力量共存、相互调整与适应的新型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乃至民族国家间的协调关系。近年来，皮克林尤其对西方习以为常的命令与控制思维感到担忧。认为这种思维力图把任何新生的力量皆纳入西方既有的秩序框架，以实施有效的控制。但从实践上看，这种控制思维并不能保证成功。世界并非处于稳定平衡，任何制度框架也应该因时因地而调整。只有放弃传统的二元论思维，走向一种去中心化的、开放的，多种力量相互构筑的动态平衡才可能有一个乐观的未来。

参考文献

[1]Michel Callon，Law John.On Interest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Enrolment and Counter-Enrolment，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J]，1982，12(04)：615-625.

[2]Michel Callon.Society in the Making：The Study of Technology as a Tool for Sociological Analysis，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C]，edited by W.Bijker，T.Hughes，T.Pinch，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7：99-100.

[3]H M.Collins.&Yearley，Steven.，Epistemological Chicken，in Pickering，A.Edited，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C]，Chicago：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2.

[4]Andrew Pickering.The Mangle of Practice：Agency and Emergence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J]，1993，99(03)：559-589.

[5]B.Latour.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www.xing528.com)

[6]贺建芹.非人行动者能动性的质疑——反思拉图尔的行动者能动性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J]，2012（03）：82.

[7]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M].邢冬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33.

[8]Andrew Pickering.New ontologi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gendas for the Millennium：Real/Simulacra/Artifical：Ontologiesof Post-Modernity[C]，Candido Mendes University，Rio de Janeiro，Brazil，May 20-22.

[9]Andrew Pickering.New Ontologies，in Andrew Pickering and Keith Guzik，editors.，The Mangle in Practice：Science，Society，and Becoming[C]，Duke University Press，Durham and London，2008：7.

[10]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1]Yves Gingras.The New Dialectics of Nature.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J]，1997，27(02)：323.

【注释】

[1]皮克林的“Mangle”一词，此前国内有译为“冲撞”的。皮克林的“Mangle”是借用旧式洗衣店中两滚筒间衣物的相互缠绕、挤压关系，比喻两个柔性物体之间相互缠绕、相互构筑，纠缠结合为一体，难分难舍，犹如舞蹈中两个舞伴相互牵引和绕转。皮克林有时又用另一个词“entanglement”来表达，明显含有“缠住”“套住”的意思（Andrew Pickering.The Mangle of Practice：Agency and Emergence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J]，1993，99（03）：567.）；有时他又用“constitutively intertwined”，或者直接用“the reciprocal coupling of people and things”.见：Pickering Andrew.The Cybernetic Brain：Sketches of Another Future[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