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正当科学知识社会学围绕爱丁堡学派“强纲领”的反身性与相对主义激烈争论之际,在法国,以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迈克尔·卡伦(Michel Callon)和约翰·劳(John Law)为代表的“法国学派”独辟蹊径,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该理论借用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对称性解释原则,将社会与自然、人与非人(仪器、设备、样品等)对称看待来解释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
拉图尔1987年发表的《行动中的科学:如何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中,既反对实证主义将科学认识的成果归之于自然的因素,只有自然在说话;也反对爱丁堡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科学认识归之于社会文化因素,只有科学家在互动而没有考虑自然的影响。他借鉴符号学的对称性原理,把人与自然相结合,人与物相对称来解释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同一时期,卡伦与劳也提出与拉图尔类似的观点。卡伦与劳长期致力于研究工程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提出新技术及其伴随的新社会关系是互动共生的,不能以预先假定存在的社会关系来解释新出现的技术,因此技术社会学的解释范式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转换。他们认为不应该以社会利益作为因果解释的基础,因为“社会利益”本身并不是明确和固定的,它在不同的情境下会发生转换,应该代之以“网络”中相互渗透和转换的行动者的互动关系[1]。此后,卡伦又明确提出,“必须认识到其合适的研究目标不仅仅是社会本身,或者所谓的社会关系,而是同时产生出社会和技术的这个行动者网络……这一观念可能会促使我们放弃建构主义框架社会学分析早先建立起来的分类方法及其严格的社会与自然的区分”[2]。行动者网络理论质疑传统的社会学将社会与自然严格两分,而社会学只关注社会(科学家群体),不考虑自然(包括设备、仪器等)的做法,提倡对社会与自然同等看待。
法国学派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不仅仅是“科学家之间的协商”,也包括“科学家与自然之间的协商”,尝试在社会与自然之间建立起解释的平衡。但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社会学界却引起很多争议。传统的社会学研究的是人类组成的社会,将自然因素引入社会学解释僭越了其传统规范,一些社会学家表示不能接受。哈里·科林斯(H.M.Collins)与斯蒂文·耶莱(Steven Yearley)在认识论的鸡》的文章里,对该理论提出了严厉批评。首先,科林斯与耶莱认为社会学家并不能堪当此任。因为每一个学科领域都有自身的专业规范,专业训练的结果使得其看待事物的方式与其他专业有所不同,“就如基督徒知道基督是救世主,而穆斯林知道穆罕默德是先知一样”[3]301。现在社会学家想跨过自己专业的边界,走到自然科学领域,其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必定遭受质疑。其次,涉及自然科学专业领域,社会学家的解释毕竟没有专业科学家权威,因为要涉及专业性的概念工具以及仪器设备的操作等很多细节问题。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会遇到专业上的困难,其描述的可靠性会遭受怀疑。比如,他们分析卡伦关于科学家与扇贝间的互动关系的描述,读者自然会质疑他(卡伦)是不是研究扇贝的专家?如若不是,他所描述的扇贝的行为,其可靠性就成了问题;如果他不得不借助科学家的解释,他的描述只是从科学家的解释中转述而来,则他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科学家的文本或收集的资料,而不是自然本身,他的冒险跨越并没有成功,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假定社会学家在收集这些证据方面十分在行”[3]317。因此,他们将法国学派跨越社会学传统边界的行动称为“认识论的鸡”,是一种愚蠢的不成功的冒险。
面对科林斯与耶莱的批评,拉图尔与卡伦曾在《不要借巴斯之水倒掉婴儿》的文章作了回应,认为以牺牲社会学传统规范而获得一种新的解释理论是很值得的尝试。皮克林对拉图尔与卡伦的回答并不感到十分满意,但他敏锐地感觉到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于是尝试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理论。1992~1993年皮克林到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做学术访问,刚好拉图尔应邀到剑桥做演讲,系统介绍他的理论。通过与拉图尔的接触和对法国符号学的了解,皮克林意识到符号学在方法上是值得借鉴的,但其将人与物当成完全无差别的符号化则不可取。参照法国学派的思路,皮克林重新梳理他早年的案例研究,于1993年提出了“纠缠理论”(Mangle[1]Theory)[4],于1995年在《实践的纠缠:时间、行动与科学》中进一步系统阐述。概括起来,纠缠理论可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点:
1.人与物的对称性
在知识制造过程中,人与非人的因素共同参与,是对称关系。这就突破了过去SSK只强调知识制造过程中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将物质因素也纳入研究的范围,转向科学实践过程中人与物互动关系的研究。(www.xing528.com)
2.人与物都是“行动者”(agency),物质世界并非被动的存在
但人与物有别:人类有意志、动机、目的和欲望,因此,人类的行动是有目的和欲望的行动,是人类欲把握物质世界,迫使物质世界服从于人。物质的行动是偶然的、无目的的瞬时突现(emergent),其表现是对人类行动的阻碍,是在人类行动过程中偶然遭遇的阻抗(resistance)。但物质世界迫使人类做出改变,从这一意义上看,物质世界也是能动的行动者,是一种力量的显现。
3.科学实践是一种人与物的“力量的舞蹈”
人类在力图把握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不可避免的遭遇物质世界的阻抗,人类只能不断调整实践的目标和方法。因此,人类并不能凭自由意志去把握物质世界,必须不断调整与物质世界相适应,改变实践的方向和目标。皮克林将这一过程称之为为“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是一种人与物的“力量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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