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视角下的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问题与争鸣

跨文化的观点对于科学史、人类学、社会学、制度与观念史甚至认知心理学，都不可或缺。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公开承认自己的哲学认识论立场是相对主义，并极力为相对主义辩护。实际上，SSK的相对主义只是文化相对主义的一支。这种相对主义认为客观知识不存在，客观真理也不存在；知识是一种社会建构，真理并非与事实相符，而只是和文化或者用符号表达出来的意义体系的相符。这同样是对多元的推崇。相对主义的对立面是理性主义，如果说理性主义是二元论，则相对主义并非一元论，甚至是根本没有标准，而是多元论。这一点布鲁尔和巴恩斯也在《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一文中提到：“相对主义绝不是对知识形式和科学理解的一种威胁，恰恰相反，它是这种理解所需要的。我们认为，相对主义对于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类学、社会学、制度史和思想史，甚至认知心理学，等等，这些学科说明了知识系统的多样性、它们的分布以及它们的变化方式。”

劳埃德观点在《认知的变种》（Cognitive Variations）一书里有表现，更突出地，在《跨学科科学评论》（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s）杂志发表的《历史和人性：跨文化的普遍性与文化相对主义》（History and Human Nature：Cross-cultural Universals and Cultural Relativities）一文引起了广泛关注，“跨学科科学评论”杂志以劳埃德的观点为中心，就相关的争鸣做了一期专号。争论有来自科学史家、人类学家及科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涉及这个问题，相关的评论和意见有的谈及及书以及文章本身，如对其证据、案例进行考证，认为缺乏有力系统的证明。有的涉及跨文化的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问题本身，比如，这个问题究竟从何而来，问题是否存在，这种二分是否成立。

以科学史家Daston为代表，对这种二分持怀疑态度，认为认知应该既体现了自然、文化的多样性，又存在着一定的普遍性。Daston考察劳埃德关于认知普遍性和文化相对性的对比源于对先天遗传和后天培养（nature versus nurture）的对比理解、发展的结果，但“这种联系不是必然的，劳埃德在文中过于强调先天和培养的对比，这种先天对比培养的争论和由此带来的许多问题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没有使科学研究内容更为丰富”[4]225-226。最后Daston用花园做比喻，“花园是先天和培养的结合，人们很少问自己‘花园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结果’，因为花园是两者皆有。花园既有植物、种子等自然的成分，又是艺术、文明、培养和文化的相互作用的结果”[4]226-227。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说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二元对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成立的，在这里所展示的是，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实则构成了文化的“一体两面”的辩证结构，即普遍性中孕育着相对性，相对性中又存有普遍性。我们可以举语用学与语义学的例子，人类的会话活动之所以能够成立，是由于当中既是一种语义学维度的实现，又是一种语用学维度的实现。如果说语义学代表了语言的普遍性，那么语用学则代表了语言的相对性，语言的语义是与所指的普遍认可相关的，而语用是与具体语境分不开的。因此，人类的日常语言运用本身，就已经为我们彰显出语义学与语用学二者不可分的情形。科学史家、亚述专家Francesca Rochberg则用古巴比伦的例子说明还存在二分之外的情况，“美索不达米亚出现过多种文明，而其科学的发展也是存在着多样性，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和非西方的划分在美索不达米亚是难以澄清的，那么，从其地理位置上的这种特殊性来代表其科学的发展历史就再好不过了。在多样系统，通过概念使得不同视角和观点可以比较、可通约，甚至超越我们自己的经验和观点，以达到理解其他文化的可能”[5]256-257。文化学者张隆溪认为“普遍和相对主义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真实的情况更为复杂，不是二分可以让我们信服的，我们更应该选择知道真实的复杂性而不是相信一个是完全一致或者完全不同的错误情况”[6]349-350。关于文化的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问题，就其理论层面进行探讨丧失了许多实际的意义。张隆溪也试图要摆脱关于不可通约性的论断，“一方面，存在逻辑上的困难，认为没有人能做出不可通约性的推断，因为做出这样的判断预设着这个人对两方面都了解，知道他们真正地不可通约，但这样跨文化的知识是不可通约性排除和否定的。另一方面，否认理解跨文化的可能性，坚持东西方的不可通约性，只会导致另一个极端，隔离文化和文明冲突的危险”[6]347-348。同样质疑这种二分的还有生物学家Patrick Bateson。

认可多样性的学者也有，他们从各自的学科领域来提倡多样性的重要性。最典型的是人类学家Robert A.Foley，他从生物视角出发，通过考察进化过程来改变我们对于认知普遍性的预期。认为“人们通常持有的观点是普遍的就是生物的，但是整个进化生物学是依靠物种多样性的存在，关于普遍性和生物之间的联系的观点就是错误的，生物的不一定是普遍的，文化的也不一定是多样性的，通常持有的论断是错误的。理论上，从进化的视角，没理由相信普遍性”[7]242-243。多样性是生物机制和文化过程、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应该注意到多样性的重要而不只是普遍性。Viveiros de Castro也是推崇多样性的。(www.xing528.com)

对于劳埃德提出的研究风格试图来解决所有相关问题，人类学家Marilyn Strathern提出有些问题还不仅仅是风格的问题，“有时学术著作为了在不同程度的引起注意，或达到自己要表达的意思，采取不同的修饰和写作方法，可以说写作方法上的问题不仅仅是风格的问题”[8]298。

我们从上文几个不同的论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些学者们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比如对于过分简单二分的论断并不赞同，认为实际是更为复杂的情形，需要在特定的范围内做出判断。其实，这也是劳埃德一直在努力做的，他希望通过对不同“研究风格”的关注，以及对理论渗透的不同程度进行考察，来消弭既要承认普遍性又要承认不同的古代研究者描述的实在之间的差异性这两方面的张力。虽然如上所述，跨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在不同的学派之中的应用也有所差异，但是“历史学家要阅读人类学家的著作……意识到人类学解释的不同学派，并且把这些融入历史学家自己的社会组织观念之中，而不是要……介入到他们之间的内部争论之中”[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