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埃德的跨文化观点和科学文化研究

面对各学科对于人类认知的跨文化的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之争，劳埃德给出了自己的理解，提出“研究风格”（styles of enquiry）和“现象的多维度性”（multidimensionality of the phenomena）[2]204等概念，试图用这样两个概念来帮助解决两者间的一些争论，并结合具体的案例分析，想要说明其实并不存在唯一一条必须如此发展的道路。

在劳埃德的文中，研究风格，不仅指覆盖研究问题的界定方式和研究结果的表达方式，也包含为判定这些研究而做出的隐含假设，以及研究者的关键性兴趣和先入之见[3]88。研究风格的概念是从克龙比（A.C.Crombie）和哈金（Ian Hacking）那里借鉴过来并修改过的一个概念。最早，克龙比在欧洲传统中的科学思维风格》中认为，在欧洲科学的发展史上先后出现了六种“科学思维风格”，分别是希腊数学所代表的简单假设方法；实验的运用；类推模型的构造；比较和分类法；统计分析和概率演算；遗传发展的历史起源。哈金认为思维这个词主观的味道太浓，用“推理”代之，提出“推理风格”。推理风格关注命题的真假性（truth or falsehood），这区别于库恩范式、奎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对于命题的真的关心。也就是说，一个推理风格代表着一个真假可能性的空间，一个命题在风格a中也许有真假，但在风格b中可能没有任何意义，无法确定其真值，我们既不能说它真，也不能说它假。推理风格的另一特征是“自我确证”（selfauthenticating）。自我确证意味着，我们只有运用某种推理风格才能确定一个语句为真，但这类语句只有在此风格中才能成为真假的候选项，因此风格是免于反驳的。

显然，从定义可以看出，研究风格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如研究者的艺术风格、文学风格或甚至哲学探讨风格等不同的因素，会产生出不同的研究风格，而研究风格是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具体到科学家，他们所具备不同的研究风格，从而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从一些例子来看研究风格是如何影响研究结果的。劳埃德曾举例，讨论在这些领域中对跨文化的普遍性的认识的问题。比如涉及动物的分类，普遍认为的观点是普遍接受的动物分类遵循的是一种普适的分类标准，在全世界各地，不分民族、国别、宗教信仰所认可的是同样的分类体系。劳埃德举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分类，“亚里士多德分类所采取的主要办法是解剖和活体解剖的方法，他给出的分类结果部分依赖于他这种解剖法所得到的信息，离开他的解剖方法就得不出他所关心的一些信息并就动物各部分的功能、组成进行的分类”[2]205。这时，有人会质问：当研究方法一定，得出的分类也是一定的，而每个学科只有一个正确的研究方法，所以必然只会得出一个确定的分类法。劳埃德认为可以从他提出的现象的多维度来断定这种观点是错误。还是动物分类的例子，劳埃德指出“不同的选择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分类，不同的标准可以决定一种物种的种群划入哪种分类层”[2]205。又比如涉及对“颜色的分类，有的分类关注在色调，有些关注光度或者色饱和度”[2]205，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上三个维度去关注，在这里“不是说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的问题，也不应该武断地断言一个提供了正确的框架，而其他两个错误，而是现象本身就存在多个维度”[2]205从哪个维度看都可以得到一定的结果，基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能发现它的不同侧面。那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得到一种有序的分类学，所援引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不得不先进行加权处理，而这一做法显然冒着循环论证的风险，You get out what you put in”[2]205（你取出来的就是你放进去的），用什么方法去看就会得到什么结果。既然没有一个确定性的决定分类的方法，那么就没有确定的动物分类。劳埃德在这里强调的是跨文化的普遍性和文化相对论都有缺陷。跨文化的普遍性必须接受没有一个统一的解决（诸如动物分类）问题的方法，相对主义须注意的是这种差异不仅仅是文化的分歧，比如还有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产生的不同方法。而真实的情况更为复杂，导致存在不同和差异的因素，在劳埃德看来是由现象本身多维度和研究他们的方法所致。

前面提到，风格本身有着“自我确证”，研究风格本身的特性就暗示了其有着循环的意味，风格本身成为客观性的标准，我们无法在风格之外寻找客观推理的方式，或者寻找一个语句之为真假的条件，因为语句的真假性取决于推理风格本身。那么，相对主义似乎就不可避免，劳埃德在这里虽试图避开这一问题，但其所持温和的相对主义立场也流露出来，他的策略是把一些问题，如真假性等置于风格的内部，从而避开了任何外部的比较，因为任何外部的比较如果不处于特定的研究风格内部，就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看到，同一个本体依据不同的研究风格得到的是不同的结果，为什么同一本体会有如此多的表达形式？是否存在一种共同本体论呢？而所有的本体论相关学说所关注的、所描述和解释的，是就同一个世界而言吗？或者是否本体本来就不唯一，我们应该承认世界的多元性，这样，每一部分都构成独立有效的研究对象吗？(www.xing528.com)

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这些问题的两个对比对应于两种强烈对立的科学哲学观点，多元世界认为世界上的不同的人思想意识不同，彼此之间没有共性，它的答案对应于哲学上的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者坚持真理是相对于个人或者团体而言的，是具有地方性的，采取这种观点，我们就可以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也只是地方性科学的一种，各种地方性“科学”可以并存，可以独立，更多的情况是在少数重合之外保持彼此的独立，整合起来构成一种“多元”的科学的整体图景。这种多元的科学图景实际上带给我们思考的是何谓真理，科学真理的唯一性，科学客观性的含义等等问题，引入新的思考。

单一世界认为差异只是由于看世界的角度不同，它的答案对应于各种哲学实在论中的各种分支。实在论坚持只有一个可供研究的世界，这样，对于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就被归于是对于同一个唯一存在的世界的不同解释。

在这里，首先遇到的需要澄清的是关于“世界”的含义，劳埃德处理了世界的含义，“一方面，当作为宇宙、整体的东西使用时，它只能有一个。另一方面，世界经常不是指所有的，而是指可以经历到的真实，这样，因为不同的人群、组织有不同的经历，所以就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基础”[2]207-208。劳埃德在这里所指的是在实践意义上，既然，通常意义上指的世界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关于本体论，劳埃德认为“一方面，我们要抵制追求一个单一的本体，去要求别人认为的真实和我们接受的真实（不管实际怎么样）获得一致等同”[2]210。并且“关于世界是怎样的回答也不存在与理论无关的描述”[2]210，所有关于世界是怎样的回答都需要一些人工语言表达的概念框架作为中介，这种框架、这种语言都隐含着或显现着假设，都是有理论负载的，所依赖的证据具有多维度和开放性，对理论又是非充分决定，导致了不可能形成一个单一的普遍的本体论答案。另一方面，认可多元世界时，没必要因为彼此之间的差异认为他们之间不可理解，研究者通过努力可以，抑或是可以部分地理解被研究者。

在整个讨论中，劳埃德给出了四个方法论意义上的原则性假设，第一，在解读古代材料时，使用“宽容原则”，要求“我们必须假定发出的信息是可理解的”[3]8，历史研究中，确实存在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如果我们使用我们熟悉的概念工具，就会产生曲解的危险。尤其是在科学史中，这种曲解既导致年代误植（anachronism），又导致目的论（teleology）”[3]1；如果用古人的概念去理解古人，先不说这种可实现性有多大，那这究竟算不算是一种理解还是个问题，或者所呈现的只是对古代材料的复述。面对这种两难境地，劳埃德在这里强调的是尽可能从我们的观点、标准出发，假定其他信仰体系下的人给出的陈述是真的，基于这种基础去解读材料，研究古代社会。实际上，对于任何复杂的历史，如果我们没有掌握“文化整体”^[1]，便很容易导致理解错误，但这不能阻止研究的进行，当我们掌握了更多的背景知识，虽然对于对象仍显得无知，但至少对其有了更为确切的把握。当然，我们也不必一直坚持原初的陈述，当我们获得更多的理解后，我们可以进行修改。第二，“不存在通往‘外部’实在的直接入口——这种入口不以语词为媒介，语词或多或少都负载着理论”[3]59。劳埃德认为不存在与理论无关的描述，所有描述都是有理论负载的，所有证据对理论是非充分决定，这些证据具有多维度和开放性。当然，认识到观察中的理论和价值判断无法避免，并不等于说，我们在研究中可以采用任何基本框架了，反而，我们应该：首先要尽量把理论偏见搞清楚；其次，“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入理论负载的程度”“嵌入观察陈述里面的理论因素，不仅随着理论本身的不同而不同，还随着理论负荷（theoretical charge）或理论负载（theoretical）的可大可小而发生变化”[3]94，所以，我们在更为仔细地检查理论负载的程度，尽可能利用我们能觉察到的理论渗透程度上的差异，对不同理论框架做出最大可能的比较。第三，我们不能期望有最后确定的答案，所有结论都处在修正中。“历史反反复复地表明，绝大多数被那些曾经信以为真的人宣称为客观真实的物理学和哲学主张，最后证明都无法让那一群支持者深信不疑”[3]70，我们需要对真实性保持警惕，当然，意识到这一点，这并不意味着要去放弃寻找答案，放弃去得出各种理论和解释，总还是存在一些行得通的概念，特别是科学上的结论，明显就比其他一些可靠些。第四，尽量避免危险的二分法，极端的语言学决定论不可取[2]211，对词项的单义性的追求是一种理想情形或者多少受到限制，不能作为可理解性的标准来持有，也不能指望绝大多数词汇能够遵行这一条单义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