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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多元化视角产生的成果

时间:2023-08-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女性主义科学史表明,无论是性别,还是科学,关于它们的观念都是地方化、情境性的,不能按照统一的标准去分析和评价,科学的历史是情境性与多元化的,而非一元与普适的。为此,需要在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女性主义科学史观的独特性。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多元化视角产生的成果

或通过具体的案例研究,或通过直接的理论阐述,女性主义对传统科学史观的客观主义、进步主义与普遍主义观念提出了反思和挑战;并在批判的同时表达了对新的科学史观的展望和构建。概括而言,女性主义科学史试图建立的是一种,以女性主义的立场和价值为指向的、性别与科学相互影响和建构的历史;这一历史不标榜具有绝对的客观性、绝对的进步性,相反它被认为是阐释性的、情境性的与多元化的。

众所周知,早期的女性主义科学史主要是通过不断地寻找和填补那些在科学上有建树的妇女,以弥补传统科学史的不足。但这种“补偿式”研究思路的缺陷很快就被女性主义者认识到,自20世纪80年代,他们开始将社会性别的视角和批判的立场纳入到科学史研究中,并表明正是这一批判性的分析视角使得女性主义编史学在科学史领域中占据了一个独特而重要的位置。例如,哈丁在强调女性主义科学史更多的不是讨论“科学中的女性”问题,而是分析“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时,就明确指出,女性主义的目标、策略和价值观念必须被置于分析的首要位置,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的目标就是要从女性主义的立场,提供关于科学的哲学和编史学角度的批判[14]106-108。麦茜特在关于近代科学起源的自然史研究中,也首先明言:“从一个女性主义视角来写历史就是要推翻这一切,从底层看社会结构,打翻主流价值。”[11]3显而易见,女性主义科学史从不讳言将女性主义的立场和价值目标纳入到对科学史的阐释中,反而表明这一点恰恰就是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基本特征,在此,传统科学史所标榜的客观性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相比之下,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主张与非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实践进一步表明,在女性主义科学史的叙事框架中,西方科学与非西方科学、精英主流科学与边缘群体的智识传统都是“地方性知识”,它们在科学史研究中具有同等的合法性与地位。女性主义科学史表明,无论是性别,还是科学,关于它们的观念都是地方化、情境性的,不能按照统一的标准去分析和评价,科学的历史是情境性与多元化的,而非一元与普适的。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女性主义对传统科学史观的诸多反思,或多或少与整个后现代科学批判思潮和史学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科学史而言,社会建构论的科学史研究也同样对客观主义、进步主义和一元普遍主义科学史观提出了反思和批判。为此,需要在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女性主义科学史观的独特性。

女性主义和社会建构论都批判了传统的科学编史学纲领,认为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必须接受社会学的考察。在女性主义看来,将科学发展视为一项除自身之外没有任何因素影响的纯粹理性的过程,这些历史叙事将产生一个悖论:科学一方面被描绘为一个探索事物本质原因的真正模式,另一方面它自身却免除了被探索[14]106-108。然而,女性主义并不同于建构主义,它的主要目的并非在于说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它所考察的范围也不如建构主义科学史所关注的那么广泛。甚至,在哈丁等女性主义学者看来,尽管传统科学编史学没能解释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对近代科学诞生的影响,但那种反过来过分强调这些因素的编史学又会遭遇其他的问题,社会建构论对科学客观性的完全抛弃会导致认识论上的危机,陷入相对主义。依据哈丁的“强客观性”主张,她的批判编史学并非希望简单地抛弃科学的理性和客观性标准,而是希望将这些标准置于更广阔的政治和道德话语中考察;且只有这样才能将科学的客观性、理性标准与价值领域联系起来,指定什么是善、公正、无剥削和进步。

概括起来可以认为,一方面,女性主义对实证主义科学史所持有的客观主义、进步主义、普遍主义观念进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它却又试图同社会建构论的科学史观保持一定的距离,试图避免相对主义立场,追求一种新的包含情境性、价值和道德评判的、多元化的科学技术史。女性主义这一科学史观体现了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有趣结合,激进的一面坚持应将女性主义的价值观置于核心位置作为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保守的一面却坚持拒绝完全抛弃科学的客观性及其在历史上展现出的自治性[14]108。实际上,这一保守性既与女性主义科学史试图为作为群体的妇女,确立科学史的集体叙事的目标直接相关;也体现了女性主义在科学认识论上面临的困境之一。正如后现代主义对这类女性主义学者所做的批判:女性主义经验论和立场论以描述更好、更真实的世界图景作为科学认识论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正沿袭了启蒙认识论传统所包含的普遍主义的“宏大叙事”。[20][1]

但无论如何,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纲领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动摇了传统科学史观。这种新的科学史观将会在科学史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尤其对于仍然以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科学编史学方法为主导的中国科学技术研究来说,更是如此。正如吴国盛所言:“‘中国科学史’这个学科在创建的时候,秉承的就是一套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编史方法论,因为只有实证主义才能提供一种普遍主义、进步主义的科学观,而正是这个科学观支持了‘中国有科学’‘中国的科学能够纳入人类的科学发展史之中’等观念,才使得‘中国科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成为可能,赋予这个学科以合法性。”[21]显然,女性主义在挑战客观主义、进步主义、普遍主义科学观与科学史观的同时,其所侧重和强调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将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提供新的合法性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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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4.

[21]http://biz.sinobook.com.cn/comment/newsdetail.cfm?iCntno=1481.

(原文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年第3期)

【注释】

[1]这篇文章发表较早,后续的研究发现,在劳斯(J.Rouse)等学者看来,这并不表示女性主义学者在此问题上比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更保守。相反,在某些方面他们更激进。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对科学和历史的看法均具有更强的政治批判性。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参见笔者的另一篇论文《女性主义与SSK的科学编史学差异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Vol.36,No.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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