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视角下的科学史解构成果

除坚持历史的客观性与进步性之外，“宏大叙事”是近代史学的另一重要特征。它表达了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对理性和普遍性的某种史学追求，存于宏大叙事背后的史学观念是对普遍理性的信仰。可以说，它的实质是认为人类社会将遵循一定的规律发展进步，各个社会节奏有快有慢，但都必须经历相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发展的结果也将大致趋同，而且凭借理性，人类可以叙述这一历史过程。在这一“大写的历史”中，地方性、个别性与特殊性都被忽略，国家、民族、政治、外交成为史学的中心领域。这一点无论在黑格尔（W.F.Hegel）还是在兰克的史学中都有鲜明体现，他们都相信历史内在的“一致性”，也即“大写历史”的存在。

就科学史而言，无论是在实证主义研究纲领还是在观念论研究纲领那里，科学的历史都被认为具有内在的发展逻辑和意义，科学的自治性与客观性在历史上除表现为进步性之外，更表现为发展的规律性，对这一历史规律性的寻求既成为科学史研究的目的，同时更意味着这类科学史研究坚守了一种一元普遍主义的科学史观。易言之，世界不同国家与不同地区的科学都将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而这个方向往往由发展领先的近代西方科学来表征。从编史学角度来看，这一科学史观意味着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科学史研究，往往必须以现今最为发达的西方科学为标准去追述过去，而这最终将陷入辉格解释和欧洲中心论的窠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者们认为后现代主义者要深入批判近代历史哲学，即“大写的历史”，就必须认真反思普遍性以及以普遍性观念为根基的欧洲中心论，更应反对用产生于西方的概念描绘世界的历史[1]45。

无论是传统的女性主义科学史还是新时期的女性主义科学史都对这种一元普遍主义科学史观提出了挑战。其中，早期女性主义科学史通过对被传统科学史所忽略的女性“他者”的关注，展现了西方科学史内部的多样性。例如，哈丁曾注意到，妇女的知识常常被描述为一种民间信仰，仅仅是地方性的知识，或者是原始民族的自然知识[15]。金兹伯格（R.Ginzberg）在寻找和考察那些被正式定义为“科学”之外的妇女活动时也发现，以女性气质为核心的科学常常被称为“技艺”（art），例如助产术、烹饪技艺和家政技艺等，而一旦这些“技艺”成为男性从事的活动时，它们便相应地被冠以“产科科学”“食品科学”和“家庭社会科学”之名[16]。基于这些认识，女性主义科学史所要做的就是回到历史中去，寻找主流之外的科学知识实践活动，为它们获取与主流科学类似的地位而论争。金兹伯格和希宾格尔等对西方助产术传统的研究，便表明了对这种被传统科学史边缘化的女性主义科学传统的追溯和承认，这些研究或明或暗地支持了科学的文化多元性观念；甚至都对传统科学史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即要求进一步拓展科学的范畴，变革现有的科学概念。

这一要求潜在地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人类学与科学实践哲学那里得到了某种回应。其核心思想是，对主流科学普遍性的消解和对科学知识地方性的强调，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各种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平权主张。例如，哈丁就曾明确指出，女性主义科学技术研究必须借鉴后殖民主义理论资源；非西方文化中妇女生活及妇女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现实地位的女性主义话语，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科学技术研究的起点[15]113。在后殖民女性主义看来，任何的知识系统，包括欧洲的近代科学都是地方性知识，关于非西方科学知识的历史研究，不需要以现代西方科学为标准，就可以得到解释和说明；如果说对科学史研究而言，今天的科学标准等同于西方现代科学的标准，批判和反思这一标准就意味着消解科学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www.xing528.com)

这一新的理论导向与研究思路在新时期的女性主义科学史中得到了体现。伴随着社会性别理论自身的发展以及对科学认识的深入，新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日益关注女性身份的差异性和科学的多元化特征，其结果使得非西方的女性主义科学史成为新的研究领域，西方近代科学的普遍性不断被反思，一元的、具有普适性的“大写的科学史”进一步遭遇挑战。例如，希宾格尔在对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科学知识交流与统治关系进行考察时，具体考证了18世纪欧洲宗主国博物学家和科学家对西印度群岛“地方性知识”的不同态度，结果发现由于深受欧洲社会性别文化观念的影响，这些学者对西印度群岛“地方性知识”的吸收和传播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与排他性，从而导致了欧洲对这些地方性知识实体的系统无知。这项研究表明，欧洲科学并非具有普适性的唯一科学形式，并且它在某些方面的无知还反映出男性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偏见的重叠关系[17]。除此之外，费侠莉（C.Furth）、白馥兰（F.Bray）和傅大为等人关于中国技术史与医疗史的研究，则更为直接地展现了非西方传统中性别与科学技术相互建构的历史。在费侠莉看来，对非西方医学史展开研究，必须超越类似于李约瑟的“大公的”“普适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及其编史框架，给出更为宽泛的医学定义[18]。

可以说，传统女性主义科学史基于反辉格史的基本立场，赋予边缘人群以科学史研究的独立性和合法性，意味着对历史多样性、科学多元化的某种承诺，它进一步瓦解了近代史学的“宏大叙事”和精英史传统。尽管在女性主义内部，并非所有学者都强调这一点，但即使是在强调“补偿式研究”的弗里德曼（S.S.Friedman）看来，妇女史的研究也表明科学和历史都不是单一的、一致的，而是多元的、复杂的，这从根本上取消了“大写历史”的可能[19]。实际上，一旦认识到由于性别不同而造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差异，人们就开始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性原则产生怀疑。而关于非西方社会女性及女性气质科学传统的史学研究，则进一步对科学和历史的普遍性提出挑战。简而言之，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日益表明，her-story与their-story将取代单一的、大写的HISTORY，而这一大写的HISTORY实质上是欧洲的、男性的his-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