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成果

如上文所言，19世纪科学的迅猛发展与随之而来社会对科学所抱持的乐观情绪，为实证主义史学尤其是实证主义科学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在此土壤中成长的实证主义科学史，不但将科学知识描绘成最具客观性的知识，将科学事业描绘成最具价值中立性的事业，还将科学的历史视为科学知识或科学思想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科学、科学事业、科学的历史成为社会进步的最佳表征。正如张广智所言：“在实证主义史学的确立时期，科学一词的观念在本体上意味着客观，在认识上意味着规律，在心理上意味着确定，在价值上意味着进步。实证主义史学得以确立并非由于它与自然科学的同构性，而是借助于人们普遍对科学本身认识的肤浅，以及洋溢于社会中对科学成就的盲目乐观。”[7]

这种对科学与科学史所持的进步主义观念在萨顿关于科学的著名定义和推理中有明确的表达。“定义：科学是系统的、实证的知识，或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所得到的、被认为是这样的东西。定理：这些实证知识的获得和系统化，是人类唯一真正具有积累性和进步性的活动。推论：科学史是唯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事实上，这种进步在其他任何领域都不如在科学领域那么确切、那么无可怀疑。”[8]与萨顿的编年史纲领不同，柯瓦雷强调科学史不是通过分析史实来撰写，而是通过在思想中思索过去或重演过去来获得。然而，尽管萨顿和柯瓦雷在具体编史方案上很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他们都试图通过其科学史来揭示科学之进步[9]。只不过，柯瓦雷不是通过选择和比较史实，而是通过截取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科学概念进行对比，并探讨它们在内涵及外延上的变化，以此说明科学的“辉煌进步”[9]83。不但如此，纵使在默顿的社会史研究纲领中，相关研究关注科学的发展及其速度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过程，但科学仍然被认为是一种有条理的、客观合理的知识体系，具有客观性。在此科学观下，科学的历史被认为虽然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但科学知识内容的客观性决定了科学的历史仍是科学真理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不断进步的历史。正如克里斯蒂（J.R.R.Christie）所言，尽管以往以各种不同哲学（无论是实证主义、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科学编史学，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但它们都将科学描述成为线性的、同一的发展过程，并具有其内在逻辑，朝着现今的方向连续不断地发展[10]。

女性主义科学史关于科学革命的研究，除揭示西方近代科学的父权制根源，反思和批判科学客观性观念之外，还对近代科学革命的进步性提出了挑战。例如，传统的科学革命研究往往集中在哥白尼革命等方面，言说了近代科学的诞生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进步的历史，麦茜特则从社会性别视角和生态视角出发，以隐喻分析作为主要方法，解析了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在近代科学诞生中的影响，表达了对科学革命的新理解，即就妇女和自然而言，“科学革命”并没有将他们从古代的假定中解放出来，并没有带来精神启蒙和客观性，相反却为对自然和女性的奴役与控制，提供了新的科学理论依据和技术手段[11]。正如刘兵、曹南燕所言：“在麦茜特看来，对于那些近代科学奠基者们的贡献，需要进行重新的评价。性别和与性别相联系的语言对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对世界图景的形成的影响，在这样的历史研究中也是占有重要地位的。”[12]如果说，麦茜特从自然史的角度出发，阐释了“养育的女性自然形象”被近代科学所抛弃的过程；那么凯勒则通过对培根的科学文本进行隐喻分析，解释了近代科学在研究方法和原则方面排斥传统科学所内含的女性原则与女性气质的过程[4]33-42。这两项研究通过分析近代科学革命中自然形象的变迁及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的确立过程，反映出近代科学革命之于女性自然和女性原则而言的退步性。(www.xing528.com)

除对科学革命的重新检视之外，一些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还补充关注了很多不为传统科学史重视的领域，同样揭示了科学发展史中相对于女性和妇女科学事业的倒退性。例如，希宾格尔（L.Schiebinger）对自古希腊至18世纪的身体观念史和解剖学史的研究表明，生物学的发展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性别观念，是不断相互适应与相互巩固的关系，生物科学参与了对女性身体和女性性别身份的建构，参与了将妇女排斥在科学事业之外的历史过程[13]。这一研究从全新的社会性别视角，增进了人们对生物学和社会性别观念相互作用的理解，阐明了18世纪及之前生物科学发展对于女性而言的变化，但这一变化却并不如传统科学史研究所认为的那般必然具有进步性。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西方近代科学史的倒退性还不仅仅对于女性而言是如此，对于西方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也是如此。哈丁通过对近代西方科学兴起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表明近代科学对于女性和其他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而言都是倒退性的。并且，这一倒退的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西方科学的父权制本质，它使得男性气质的社会性别身份同科学的统治意识形态，在深层内涵上被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不断地相互强化。在此，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和这种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分类与规范也是相互对应的，西方中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表达。在哈丁看来，传统科学编史学的缺陷恰恰在于它们没能去承认和分析这些过程，而是将近代科学的起源描绘成一个神话，它铭记着西方社会男性英雄的创造力，而且这种创造力有其自身的发展原则；同时它讲述着一种抽象理性的活动，这一活动客观、价值无涉，与任何的社会和政治关系语境毫无关系，且指向进步和发展[14]。可以想见，在这层含义上，非西方科学史研究将与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一起，担负着解构西方科学史进步性观念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