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客观主义科学史观的解构

19世纪以来，由于史学研究的职业化趋势等因素，兰克（L.V.Ranke）的“如实直书”思想与史料批判方法在德国以外产生了基于误解的影响，形成了客观主义史学。与此同时，自然科学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科学”的“乐观主义”氛围，促使了实证主义史学的产生。前者认为历史学家在史学研究中能摈弃主观性，能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反映客观历史；后者则相信历史学可以实现“科学化”，成为实证科学，从而为历史学的职业化打牢根基。仔细分析，这两种“科学”取向的史学研究共享了三个基本前提：首先，历史学的任务就是描绘确实存在过的人和确实发生过的事；其次，存在“不偏不倚”的科学研究方法，能保证史学研究过程的客观和价值中立；再次，基于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客观性，历史学家能重建真实的过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可以说，自兰克至20世纪初，这些观念是西方史学界的思想主流。西方科学史研究自20世纪初开始建制化以来，便是在这样的史学背景中成长的，更因为自然科学被认为具有其他研究所无法比拟的客观性，科学的历史被看成是真理不断战胜谬误的过程，是最具客观性的历史。这一点在萨顿（G.Sarton）的编年史传统与柯瓦雷（A.Koyré）的思想史传统中都有鲜明体现。

女性主义之于传统科学史研究的反思和挑战，首先便体现在对史学客观性和科学客观性的双重解构上。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强调对传统史学“宏大叙事”、历史发展进步论、西方社会中心论等历史叙述框架和叙述线索的反思。在它的影响下，传统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被不同程度地否定，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被重新规定，历史研究的主题从宏观史转向微观史、从社会史转向文化史、从精英史转向其他群体的历史。传统妇女史研究在此背景下经由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起，重新焕发生机，实现了方法论的突破，从而为作为边缘群体的妇女，以至性别史的研究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正是在此意义上，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斯科特（J.W.Scott）主张妇女史研究应该采用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论，用来建立一种与原来不同的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1]。这种与原来不同的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将社会性别的视角和立场纳入到历史研究中，通过诸多的案例分析，结果发现看起来十分“客观”的传统历史实际上只是“男性精英”的历史，传统历史中女性之所以“集体失忆”源自于传统史学家潜意识里的统治意识和精英立场，而并非女性真的没有对历史做出过贡献。在女性主义史学家看来，那些多多少少有实证观点的人，想报导过去确实发生了的事实，但女性主义史学恰恰就是要纠正这些所谓“事实报导”中存在的男性中心主义观点及其对历史知识产生的偏差；实际上，历史的撰写不可能直接地重现历史，而只能对过去做出种种想象[2]。换言之，历史不可能只是简单地再现过去存在的人和事，而是对历史文本进行有立场、有意识、有角度的阐释。(www.xing528.com)

实证主义科学观同样遭遇了女性主义的批判。在实证主义看来，存在一个与人类完全相分离的世界，科学知识是对这个世界的表征和反映，是关于客观事物本身的知识，是以力图脱离人类社会语境和主观因素的方式获得的一种知识，它与主观性、情感和非理性等毫不相干，是对客观实在的真理表达。女性主义首先对这种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观念进行了集中批判，并且展现出与其他科学批判思潮不同的分析视角和立场：以“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及其在‘科学/社会性别’问题上的体现”作为切入点，将对科学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观念的批判与对科学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批判结合起来。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菲（E.Fee）注意到，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男性认知世界的方式相吻合，科学是冰冷的、坚硬的、公共化的、客观的，它与温暖的、柔弱的、私人情感的、主观化的女性气质形成鲜明对比[3]。显然，女性气质被赋予了与科学所需要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相反的性质。正是在此意义上，女性主义科学史家凯勒（E.F.Keller）明确指出，如果设想仅用“客观”一词来描述这些被看作是绝对观念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的科学史上，“客观的=男性的”是一个有效的等式[4]。相应地，传统的科学史才被描绘成男性精英的历史，而这一历史却被想当然地认为具有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

女性主义科学史对传统科学史重要研究内容的重新检视，支持了它对史学和科学的上述批判。其中，较具影响力的研究主题是西方近代“科学革命”。这是传统西方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柯瓦雷的观念论、默顿（R.K.Merton）的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都分别从不同的编史纲领出发，对这段历史进行了不同的解读。麦茜特（C.Merchant）、凯勒、哈丁（S.Harding）和哈拉维（D.Haraway）等一批女性主义科学史学者和科学哲学家则对其进行了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结果发现近代科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父权制根源，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和性隐喻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并且，在她们看来，这种影响是从最为根本的思维方式上进行的，它使得人们发现科学并非像其维护者所宣扬的那样客观和价值中立，而是深深被渗透着各种意识形态，尤其是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影响。[5]可以说，这些研究为人们提供了关于科学革命的新理解，展现了新理论与新视角之于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还直接挑战了传统科学史的编史观念，揭示出科学史的多样性与科学史研究过程的非价值中立性。值得提及的是，女性主义科学史关于近代科学革命的研究，往往是通过“隐喻分析方法”来展开的，尤为重视对历史文本中“性/性别隐喻”进行分析和阐释，基于对隐喻科学认知功能的肯定，这一研究方法和思路进一步表明，女性主义科学史追求的并非是对某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的简单再现，而是对历史文本进行有立场、有意识的再解读与再阐释，这表达了对科学史客观性的深度质疑，展现出后现代史学的文学转向[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