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主客位方法的科学史研究成果

基于上文所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科学史研究可以从人类学的主客位研究中获得有意义的借鉴和启示，并且在实际研究中加以应用。这些应用主要体现在：

1.对主体的关注和尊重

以主客位相结合的观点来看，目前科学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客位的研究占据主要地位，缺乏对主体意识和观念的关注，导致主客位研究视角的分离。因此当前需要强调对研究主体的关注。主位的科学史研究需要关注历史的主体怎么看待自己的行为和工作，“主位的科学史，和主位的民族志一样，目的是讲述主体如何理解他们的自然和社会世界”[4]270。和人类学的观念相对应，对历史主体的界定也有必要进行扩展，科学史所要研究的历史主体不应该只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还要把在各种科学史中缺席的民间技艺实践者、工匠、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医疗者等纳入进来，重新恢复这些被以往历史所淹没或忽略的主体的声音。

在一项对民族医学的研究中，卡尔·拉德曼（Carl Laderman）主要采用了主位研究的方法，对马来人的身体观念、疾病观念进行考察，并且研究了马来的医疗者。拉德曼首先指出，两种进路各有其危险：“主位”的进路可能会把被研究者塑造成其信念和实践与西方的信念和实践毫无关系的他者；而“客位”的方法可能会缩小观察的范围，而力图把资料放入到西方制造的“普罗克鲁斯忒”（Procrustean）^[2]之床上。在指明主客位方法各自危险的基础上，拉德曼指出，由于讨论的对象是民族医学，最合适的是采用“主位”的方式。

为了更加真实地反映当地人的疾病观念以及医疗系统，拉德曼从主位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倾听当地人对身体、宇宙、疾病的理解，以及他们如何看待疾病治疗等。非西方人民所采取的分类策略未必和西方的信念相一致。比如马来人不像西方人一样，把疾病分为“自然的”和“超自然”的（可能分别对应body和mind），而是分为“一般的”和“非一般”的疾病，在一些情况下，疾病也可能是这两者特征的综合。而且马来人把“人”看得更加复杂，而不仅仅是“心灵-身体”的二分或者二重性。在对健康和疾病的解释中，马来人包含进了其他必须加以考虑的力量，而相应的医疗实践也不同于西方生物医学的实践[5]。

在这项研究中，为了克服主位视角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也采用了客位的方法，从而达到对马来西亚医疗实践的更好的理解。这个例子突出地表现了，由于已有的研究过于关注了客位的研究，可以适当加强主位研究，特别是在对地方性的知识进行关注时，需要对主位的视角进行强调。另外，拉德曼在关注当地的概念时，还将主客位的方法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比如对跨文化比较研究法的应用。

2.科学史研究中主位和客位的结合

主客位的引入提醒我们，关于科学进步的宏大叙事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讲是不完备的，因为完全不考虑主体思想和观念的极端客位进路是不可行的；当主位的方法引入到科学史研究之中后，不能又一味地采取主位的方法，因为极端的主位进路同样是不可行的。

正如贾丁所指出的，“没有主位的客位科学史是空洞的……因为它不能参与到过去科学实践者的生活世界中去。它也是带有优越感的，因为在不能检验过去行动者的理解和概念的情况下，就假定了它们和对科学发展的恰当理解不相关了。没有客位的主位是盲目的，因为它任性地使自己无视我们关于自然和社会世界的知识，而这些知识能够被有益地应用于研究过去的生活世界。”因此，“一种对过去的差异性保有尊敬的科学史需要主位和客位的结合，以适应于各种主体和目标”[4]274-275。

人类学在对主位和客位的应用上已经展示了将两者进行有益结合的多样性。向人类学学习，科学史研究能够将两者相结合并应用于不同的描述、解释或者批判性的研究中。下文以伊丽莎白·许（Elizabeth Hsu）对中国脉诊学的考察为例，分析主客位相结合的方法在分析历史文献时的应用。(www.xing528.com)

由于触觉的特殊性^[3]，以及脉诊不同于中医的其他诊断方式——其他诊断方式是根据外征来对应内症（比如通过观察耳、鼻、舌等，推测内脏的状况），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脉诊学的依据是什么，是如何实践的？对于这个问题，许分别考察了早期现代欧洲的学者们对于中国脉诊学的理解，以及中国医学实践者本身的理解。

在西方人看来，由于触觉这种感觉的独特性，同时又由于脉诊依赖于触觉，所以中医的诊脉学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按照那种触觉主客体融合的观点，这种形式的医术是无法琢磨的。如果用盖伦式的解剖学理念（认为脉动是直接和心脏及其生命力相联系的一种动脉运动）来解读中国的诊脉学，则更会以为中医是很矛盾的、荒谬的体系[6]。

但是中医本身又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呢，在医学的传承中又是如何做的呢？许通过对中医文本的解读，提出中国医生如何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讨论了中国医生表现和描述不同脉象触觉体验的四种不同的方式：①运用比喻的方法；②运用描述性的动词和形容词；③通过将一种脉和另一种脉进行对比；④对触觉经验进行视觉上的表述。中国医学实践者通过对这些方法的应用，解决了在西方学者看来不可思议的难题。西方人对于中国医学，尤其是脉诊有着一种既赞叹又贬抑的复杂态度，而这种复杂的态度，将信将疑的心态的来源，则是对于同一对象的不同认识所致[7]。通过这种对局内人以及局外人视角的同时关注，许认为，不论是否以科学来命名，中国的诊脉术以实用性来估量仍然是有效的。这种立场事实上是为中医诊脉学做了辩护。

3.更好地理解“主位-客位”与“主观-客观”的关系

当研究者和主体的解释不相符合时，内部人的观点就一定是主观的认知吗？外部人的观点就一定具有客观、科学、经验分析的特点么？这时需要澄清“主观-客观”与“主位-客位”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从事件的参与者（即主位视角）和从旁观者的角度（即客位视角）来观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方法及其得到的结论常常是有区别的。在一般的理解中，会认为研究者的观点更加客观，更加“科学”，而主体的理解更加主观，因而是“不科学的”。主位和客位视角的进入，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对概念，并更好地处理相关问题。

如果以反映当地文化现象为标准，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主位、客位和主观、客观之间并没有直接地对应关系。人类学家进行文化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要真正了解当地的文化，而“文化是特定社会中人们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的总和，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世代相传的价值观”。正是主位的观点反映了当地人的思想和宇宙观，“这种思想和宇宙观又会影响到他们的行为。若将这种思想或宇宙观视为虚妄而嗤之以鼻，将不能真正了解当地文化”[8]。科学史研究者也应当采用这种看待主位视角的态度。

对于主观、客观以及主位、客位的混淆，使得研究者容易对自己的观念带有优越感，而事实上在对空间和时间上的他者进行研究时，主位的观点也许更加客观和接近历史真实。这也意味着科学史研究者不能想当然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到研究对象身上。

因此，客位不等于客观，主位也不等于主观，两者并不是孰优孰劣的关系，而是如有可能应该用一种观点去解释另一种观点。另外，主客位方法的引入，对于“辉格”和“反辉格”的讨论也有意义。比如“反辉格”是否一定是有益的，过度的“反辉格”是否可行，如何认识“辉格史”和“反辉格”历史之间的关系等[9]。对主客位视角的理解和掌握对于理解这些问题能够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