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前科学革命时期(proto-scientific revolution,大致相当于文艺复兴盛期,即15世纪90年代至1527年)的绘画艺术对于科学革命的意义时,弗里兰借用了中世纪后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马基亚维利(N.Machiavelli)的“啮石”(toothing-stones)概念。所谓“啮石”,就是当一段独立的墙壁或者一座建筑物的一段墙壁在某一施工阶段由于各种原因中止后,在墙端留下的一些突出的石块,以便日后在这些石块的基础上继续施工。
弗里兰认为,文艺复兴的写实绘画技术及其线性时空观,以及印刷技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有人文主义、个人主义、自然论等,组成了前科学革命时期留给科学革命的“啮石”,正是这些“啮石”为17世纪的科学革命铺平了道路。[24]
弗里兰指出,历史的变化性和连续性是对立统一的,而“啮石”的概念为历史的变化和分期提供了分析的依据和线索。仅就作为“啮石”的艺术来看,中世纪时期的画家留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啮石之一就是写实主义的转向,线透视画法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成熟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写实主义绘画的手段,并且成为能够迎合自然科学需要的精确描绘的工具。达·芬奇和其他艺术家对自然现象、植物、动物和无生命物体的系统观察不仅仅关乎新的艺术实践,而且是采用关于视觉空间几何本质的新理论的实践和结果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艺术家不仅仅拥有了新的技术和新的几何学,而且拥有了新的线性空间和线性时间概念,因而能够以在线性空间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地点、在均匀流动的线性时间中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刻的固定的眼睛来捕获所经历的瞬间[24]。
“啮石”的概念从宏观角度将文艺复兴绘画艺术看成科学革命发展历程中的一条历史分析的线索,而白馥兰所援引的我国南宋郑樵的“经线”和“纬线”的比喻则从微观角度将图像看成是对科技图书进行历史分析的线索。郑樵说过,“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这句话形象地表达了图书中插图和文字的关系。在科学史中,不少图书在修订、再版时,以及后来的学者对前人作品进行引用、注疏或翻译时,虽然语言陈述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换,但图书中的插图却往往会通过不同程度的修改,有时甚至原封不动地得以保留。而对这些插图与不同文本的相互配合及其修订过程进行历史考察,也会了解到不同时期的历史信息。西多利(N.Sidoli)关于希腊文、阿拉伯文以及拉丁文手稿中阿里斯塔克《论太阳和月亮的大小和距离》中命题13的几何图的研究就是希望通过考察手稿中的插图在从古代翻译和流传下来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来揭示图表所负载的历史信息的。西多利认为,这些插图所包含的信息,不仅仅局限于古代作者提供的概念和方法的信息,它们还包含着一些关于中世纪抄写员、编纂者和翻译家的信息[25]。(www.xing528.com)
总之,对历史文本中插图的研究具有特殊的史学意义。由于插图和文字空间上共处于媒体的一个或相邻版面,内容上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说明、描述、解释、补充、见证、强化的关系,因此对插图和文字之间关系的研究是视觉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既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视觉表象和语言表象之间的关系,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插图、文字以及它们所共同构成的图书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插图固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比如插图所运用的技术的发展史,但是如果只关注技术而不及其余,将插图完全看作独立的图形艺术,这就忽视了图片和文字之间的关系,以及图书所赖以生产的整个社会历史背景。正如哈森(J.Harthan)在其专著《插图图书的历史:西方传统》中所说的那样,“图书插图就像一面手镜,人们可以从反射中看到几个世纪伟大的历史事件、社会变革和思想运动。一位艺术家怎样为文本绘制插图能够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他和他的同时代人认识自己的方式的信息。不同时期为插图选择文字的方式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它体现着社会思潮的变迁”[26]。
相对来说,在抄本文化时代,插图的变化更为不可控制。而在印刷文化时代,插图的修订可能更多地出于作者的需要,同时又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因此,对印刷文化时代图书中插图的袭用和剽窃现象的研究也同样能揭示出背后所蕴含的一些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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